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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芯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

李端棻的新思想、新作派，自然受到贵阳一些守旧人士的质疑、反对。从两首打油诗可见一斑。一首为：“康梁余党至今多，请你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另一首是：“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李端棻对此写下《闻谤自责》一诗。并撰联木刻后悬于学堂里：“我犹未免为之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为藐躬堪表示；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他在迈入20世纪的门槛时，便通过与学生的接触，为贵阳山城带来了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力量。

李端棻在逝世前数月，还致函梁启超：“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旬，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力于国家也。”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至今陈列着李端棻向光绪皇帝所上的《请推广学校折》。贵州大学的校庆，由原先的1942年往前推及1902年，也是李端棻的大功。在《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中有《李端棻》列传。

年表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由叔父李朝仪教养成人。 1852年，李端棻补博士弟子员。

• 同治元年(1862)，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 。以直言不讳著称，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
• 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云南学政时，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 因文学而受清同治、光绪两朝知遇，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 ，全国会试副总裁。
•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主考广东乡试，十分赏识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
•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改革专习考据、词章、帖括的旧式书院，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首都设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遭到清朝王公大臣奕䜣、刚毅的反对，暂时搁置。后来李端棻的这一奏请，旋即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和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敲响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丧钟，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序幕。
•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前，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变法时，李端棻积极参与，光绪帝将其破格擢任为礼部尚书，大力推行新政 。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李端棻被革职流放新疆，中道滞留甘州。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贵阳。
•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州巡抚聘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 李端棻、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四人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的目的，创设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该学堂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校）。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李端棻联合士绅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至雪涯洞，改设为贵阳中学堂。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阳中学堂改称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更名为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从弟李端榘子葆忠嗣，由继子李葆忠将李端棻葬于贵阳大关口 。

慧眼识拔梁启超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天下谁人不知。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贵州的女婿，是谁识拔梁启超？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件往事：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这次乡试虽然仍沿袭科举旧制，但考题已有了变化，隐含“经世致用”之意，即欲求国家富强，必兴工理财，颇有策论的性质。当时的李端棻，正欲通过他主持的乡试，对科举试行变革，注入新的内容。阅卷时，他看到一位名叫梁启超的考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

李蕙仙是端棻叔父朝仪的女儿，朝仪任过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当时虽已去世，但身为侍郎的端棻和蕙仙亲如同胞兄妹，蕙仙自是名门千金，而梁启超则是一介平民书生。这门亲事，从门第上讲，似乎并不相配。李端棻能打破门第观，可见其过人的胆识和对梁启超的殷切期望。

蕙仙比启超年长4岁，但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李蕙仙知书识礼，婚后成为梁启超的好帮手。从此梁启超在北京李家住了十年之久。梁启超曾毫不掩饰地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全国。”

《贵州日报》原社长、总编辑刘学洙先生认为，历史的天秤有时并不公平。对于李端棻这个“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众多的中国近代史重要著作几乎都忽略未入视线。有学者曾对李端棻的历史功绩做过一番考证：一、甲午中日战争遭到惨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此丧权辱国的大事不能忍受，发起“公车上书”，签名的600多举人中，贵州就有96人，而贵阳又占了将近一半，李家端字辈就有4人，这就是李端棻和梁启超的支持和鼓动来的；后来要求变法维新的运动日益激烈，上书的大臣有20多人，李端棻亦有奏折，今已佚无考，但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文章和年谱都有记载。李端棻的诗中有这样的话：“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李端棻倡议办京师大学堂提出的“中学为主为体，西学为辅为用”的教学纲经，这就是端棻先生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最难能可贵的是，李端棻因“戊戌变法”被贬逐新疆，中途赦免回贵州，他在经世学堂还大胆讲授卢梭、培根的民主与科学的实践事迹，著述《普通学》一本小册子，提出学好真术，才能学好科学，学好历史、地理，培养爱国种子。真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之后，至今犹有教育的现实意义，因此，这次怀念端棻先生，在贵阳举行了两天的李端棻学术研讨会，便是借机宣扬端棻先生的历史功绩。

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

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

清朝末年广东省台山市还创办了一所“端芬中学”。据考证：该校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年），初名“蒙养学堂”，1912年改名“培根学堂”，1925年又改名“端芬高等小学”，1932年正式改名“端芬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6月改为公立学校。1976年重新命名为“台山端芬中学”至今。至于该学校与李端棻有何联系？还需进一步考证。2018年，为纪念对中国近代教育和贵州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贤李端棻，贵州双龙航空港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贵阳第一中学共同创办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