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不确定性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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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切事情都可能被随时打断，我们失去了基于确定性预期的生活。于是，我们都疲于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却忘了问一句：“究竟发生了什么？”
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曾成功带领英国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他总结其中的经验，携手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首任院长约翰·凯，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看清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另一个角度。
他们讲述了历史上的多个正经、有趣、荒诞、奇葩的故事，认为在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历史数据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指导，概率思维、经济模型等也基本失灵。而且就算再有能力的人也无法预测突发的危机，即便是帝王、探险家、金融巨鳄也不能完全搞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和行动的效果。
哥伦布从西班牙启航时不知道旅程结果如何，不知道要航行多长时间，更不知道后来被称为“新世界”的新世界是否真的存在。在决定派遣海豹突击队之前，奥巴马根本不能肯定本·拉登在不在阿伯塔巴德大院。2000年，连史蒂夫·乔布斯也不知道智能手机是什么，更没有谁能预测到2022年的销量。
他们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极端不确定性，我们对现状的认识并不完善，对未来的理解更加有限，并且没有任何个体或组织能掌握所有信息，做出“最佳解释”。他们揭示了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误入歧途，重申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并强调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并非所有情况都可以被量化、被预知，我们能掌握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我们处于“未知的未知”之中，但是生存不需要最好的解决方案，只需要足够好的解决方案。
他们提醒我们谨记，做出决定比决定是什么更重要，更要认识到极端不确定性是理解社会、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基础，是进取的机会之源。
《极端不确定性》将帮助我们分辨风险和不确定性，超越预测和数据，更好地与他人合作，规避误判，用更加系统、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解决极端不确定性问题。
作者简介
默文·金（Mervyn King）英国央行前行长。现为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于2013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终身贵族，2014年被授予嘉德勋位。
约翰·凯（John Kay）伦敦经济学院客座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曾出版图书《其他人的钱:真正的金融业务》。
书评
这本书的名字叫《极端不确定》，听起来很玄奥，但是却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主流经济学中的的很多谬误，帮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智慧。
自从次贷危机以来，有些人已经开始公开质疑主流经济学的有效性了，比如《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还包括本书的作者约翰.凯。如果主流经济学真的是有效的科学，为什么主流经济学无法预测到经济危机呢？作者认为主流经济学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搞清普通不确定性和极端不确定性的区别。作者认为：“正因为一整代宏观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极端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时，现代宏观经济才基本不起作用”。
2001 年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要求解释一下，拉姆斯菲尔德当时说了一段非常让人费解的话，被很多人嘲笑语无伦次，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有未知的事物，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未知的未知事物——我们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
这段话虽然怎么看都像是推诿责任，但是这段话中还是包含着一个被主流经济学忽略的哲理，那就是有些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并且我们也无法预测。在作者看来这种智慧以前的经济学家们是具备的，但是被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们集体忽略或者说无视了。作者说：“正因为一整代宏观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极端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时，现代宏观经济学才基本不起作用”。
不确定性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无法知道明天是不是下雨，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可以用概率来表示，比如说现在的天气预报都会说降水概率百分之多少。还有一种不确定性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无法预测，也无法用概率来表示，比如在 2020 年之前没人会预测发生新冠疫情的概率是百分之几。
两位经济学大家——美国芝加哥的富兰克·奈特和英国剑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皆认为，区分这两种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凯恩斯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来解释两种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他说：“让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不确定”信息并不仅仅是为了区分确定的事实和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轮盘赌不属于“不确定性”，能否赎回战争国债也不属于“不确定性”。同理，预期寿命只是“轻微不确定”，甚至连天气预报也只是“中度不确定”。我说的“不确定”通常是指欧洲战事的走向是不确定的，20年后铜的价格、利率水平是不确定的，某个新发明是否会过时或是1970年私有财富所有者在社会体系中的立场是不确定的。上述所有事例无论如何都缺乏建立可计算概率的科学基础，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们也可以把能用概率论预测的不确定性称为风险，把不能用概率论预测的不确定性称为极端不确定性。无论你如何称呼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他们都是不同的，当今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假装所有不确定性都可以靠数学和概率来预测和解释，所以造成了我们忽略了两种不确定性的巨大差异。作者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家一直企图忽略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用概率解决所有不确定未来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们建立了很多的模型来分析和预测经济的发展趋势，这种方法论被推广到整个商业和金融领域。无论是经济学的模型还是金融投资领域的模型，大家都默认地混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人们用各种模型和概率来表示和计算风险，但是他们忘了极端的不确定性是不能用概率来表示的，对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概率是无济于事的。
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喜欢在经济学模型引入数学，这种方法论同样被金融专业人士学到了。他们用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和预测经济行为的后果，他们以为引入的数学公式越多，他们就越贴近于“真正的”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等等。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和金融界人士对数学公式的引入没有带来更多的“科学”，反而带来更多的谬误和灾难，因为他们忽视了经济行为与自然界的巨大区别。
作者在这本书中 NASA 的火箭发射为例说明了物理学和经济学，广泛地说“硬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异。NASA 的科学家在设计火箭的运行线路时基本上可以认为他计算中遵循的物理学定律和公式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并且经过从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努力，我们对行星的运行轨迹有着充分地理解。所以作者说：“当潜在过程基本上被充分理解，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且独立于我们的行为和信念时，便有条件进行精确计算，正如NASA的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极其详细的前瞻性规划，例如绘制以火箭速度移动的探测器未来数年的轨迹，也就成为可能”。
遗憾地是在经济学或者说大部分人文科学领域不存在这种确定性，大量的经济行为是被人的主观判断决定的，本身就带有比较大的随机性，并且我们目前的人文科学水平还没有达到《银河帝国》中的“心理史学”那种可以根据大量计算确定大规模人群心理表征和行为特征的水平，这就注定了经济学不可能像物理学一样可以靠数学来解释和预测所有问题。作者在书中列出了他的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经济学界、商界及金融界是“非平稳的”，不受永恒不变的科学定律的主导。
第二，独立的个体无法做最优选择，也不会这么做。他们并不是非理性者、“偏见”的受害者、偏离“理性”行为者。理性行为的含义取决于具体情境，而且理性在总体上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区分了经济学家使用的公理型理性和人们践行的演化型理性。许多所谓的“偏见”是对极端不确定的复杂世界的回应。
第三，人类是群居动物，沟通在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依靠对事件的叙事形成自己的看法。
作者还写到：“事实证明，这类经济学家设计的模型更适合用来玩智力游戏，而非描述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中，企业和个人永远都面对着未知未来带来的挑战”。既然经济学和商业金融中的模型无法预测极端不确定性，概率也无法用来预测和解释所有商业行为，那么作为一个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生活的人，我们该如何自处呢？作者认为应对极端不确定性最好的“武器”就是集体智慧和社会多样性。
人类是一种群体动物，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当今取得对地球的主宰权是因为我们可以依靠语言和其他沟通方式来实现集体的合作，依靠合作来应对极端不确定性。古代历史上各个文明都发明出来一套通过风险共担来减少极端不确定对个人影响的文化，中国的宗法家族，西欧的基督教会，伊斯兰教的乌玛社区，本质上都是各个文明用来在极端不确定性中保护个人的社会机制。
很多心理学家发现有时候人们的行为有点“不理性”，宁愿承受个人经济损失也坚决反对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最典型的就是两个人分 100 元的实验）。其实这种“个人不理性”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集体理性”，如果人类的心理结构中没有对搭便车和不公的愤慨，人类社会早就会因为搭便车现象走向崩溃了。如果中国宗法家族中做官的族人不去保护其他的族人，如果西欧基督教社团中的贵族精英在面对战争时不保护自己的农奴，如果伊斯兰教乌玛社区中的有钱人拒绝捐献财产给整个社区，那么这些文明也就没有可能存续千年了。
一个文明越是倾向于惩罚搭便车和背叛，这个文明的经济水平越高，反之如果搭便车行为无人制止，越演越烈，整个文明的生产力就会濒于崩溃。同样的道理，一个群体内部的互信程度越高，这个群体的经济水平也更高，现代发达国家的民调早就证明了这点了，再看看非洲欠发达国家，正是由于缺乏整个国家范围内的互信，才会频繁地陷入内战和贫困的深渊。
现代主流经济学过于强调个人理性而忽视“集体理性”，蔑视和嘲讽人们对家族，教会和社区的贡献，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带来更多的贪婪和灾难。看看金融危机中银行家们的糟糕表现和他们高得离谱的奖金，我们就能发现现在主流经济学对“个人理性”的吹捧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资本的运行当然要靠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但是激励冒险精神的不能仅仅是个人的私利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算计，我们在理解资本的时候不能只看《资本论》，也要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早期新教徒的克己和对契约神圣性的遵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否建立可能是个问号。一个只有“个人理性”而没有“集体理性”的社会是很难正常运转下去的，看看现在的经济危机就明白了。
除了“集体理性”，另外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极端不确定性的就是多样性。很多大公司都在强调要提高组织内的多样性，很多人只把这些当做政治正确的宣传工作，没有认识到多样性给组织带来的隐形好处。我们在进行个人投资的时候都知道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当面对极端不确定性时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投资组合的多样性越高投资本金全军覆没的可能性越小。
这个道理对任何组织也是一样适用的，如果一个组织中只有领导一个人在思考，所有人的想法和领导一样，这个组织也就缺乏多样性，在面对极端不确定性时就缺少回旋余地，一旦变成了孤注一掷，全军覆没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相反如果组织中的多样性很丰富，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努力的方向不一样，面对极端不确定性时就更有可能“东方不亮西方亮”。
当然了，如果一个组织中所有人都自行其是，这个组织也无法运转下去，所以什么事情分权，什么事情集权，什么时候分权，什么时候集权，这种类型决定没有“用之四海皆准”的公式，都是需要不断地调整，一旦一个组织的权力结构变得僵化而无法动态调整，这个组织也会逐渐失去活力和多样性，那么在下一次极端不确定的灾难来临时就会变成“恐龙”。
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公司组织，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和文明，一旦一个文明的权力结构失去灵活性，变得僵化，这个文明就会失去活力，中国文明的历史已经证明过这点了。西欧文明能够有机会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很多人对此提出了各种见解，从文明的地理位置到大分流理论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人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把西欧文明视为一个整体。
西欧文明的内部其实不是铁板一块，相反西欧文明内部存在着比较丰富的政治制度多样性，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集权程度不同，治理能力也不同。近代之前，西欧内部既有西班牙和法国这样的王权国家，也有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城市国家，还有荷兰这样的新兴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互相竞争，最后演化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真正的智者早就发现了西欧文明崛起真正的奥秘，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亚当·弗格森1782年的作品中就有所体现。他写道：“各国误打误撞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那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主动设计实施的成果”。
反观中国在唐代以后基本上已经形成一个单一政治体制的国家，权力结构稳定到僵化的地步。整个文明的权力被集中在皇帝的官僚体系之中，并且整个官僚体系是高度层级化的，底层的地方官员几乎没有任何决定地方事务的权力，事无巨细都需要由朝廷中心决策机构决定，否则整个国家的权力系统就无法运转。如此僵化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国内部没有创造新制度的活力和动力，整个文明在同一个舞台不断地上演同一个剧本，只不过每次换一下演员而已。当中国文明在 19 世纪遇到西欧文明这个极端不确定性的时候，整个系统陷入崩溃，花了将近一百年才重新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训。
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无法预测，更没法给出一个概率，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集体的智慧，多跟不同的人交流而不要陷入手机 APP 构筑的信息茧房里，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在面对极端不确定性时仓皇失措，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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