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不確定性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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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一切事情都可能被隨時打斷，我們失去了基於確定性預期的生活。於是，我們都疲於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卻忘了問一句：「究竟發生了什麼？」
英國央行前行長默文·金曾成功帶領英國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他總結其中的經驗，攜手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首任院長約翰·凱，在這本書中為我們提供了看清和應對不確定性的另一個角度。
他們講述了歷史上的多個正經、有趣、荒誕、奇葩的故事，認為在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那一刻，歷史數據不能為我們提供任何有用的指導，概率思維、經濟模型等也基本失靈。而且就算再有能力的人也無法預測突發的危機，即便是帝王、探險家、金融巨鱷也不能完全搞清楚自己所面臨的處境和行動的效果。
哥倫布從西班牙啟航時不知道旅程結果如何，不知道要航行多長時間，更不知道後來被稱為「新世界」的新世界是否真的存在。在決定派遣海豹突擊隊之前，奧巴馬根本不能肯定本·拉登在不在阿伯塔巴德大院。2000年，連史蒂夫·喬布斯也不知道智能手機是什麼，更沒有誰能預測到2022年的銷量。
他們指出，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了極端不確定性，我們對現狀的認識並不完善，對未來的理解更加有限，並且沒有任何個體或組織能掌握所有信息，做出「最佳解釋」。他們揭示了為什麼那麼多聰明人誤入歧途，重申了風險和不確定性之間的區別，並強調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並非所有情況都可以被量化、被預知，我們能掌握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我們處於「未知的未知」之中，但是生存不需要最好的解決方案，只需要足夠好的解決方案。
他們提醒我們謹記，做出決定比決定是什麼更重要，更要認識到極端不確定性是理解社會、技術和經濟進步的基礎，是進取的機會之源。
《極端不確定性》將幫助我們分辨風險和不確定性，超越預測和數據，更好地與他人合作，規避誤判，用更加系統、全面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充滿未知的世界，解決極端不確定性問題。
作者簡介
默文·金（Mervyn King）英國央行前行長。現為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與法學教授、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於2013年被英國女王封為終身貴族，2014年被授予嘉德勛位。
約翰·凱（John Kay）倫敦經濟學院客座經濟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研究員。曾出版圖書《其他人的錢:真正的金融業務》。
書評
這本書的名字叫《極端不確定》，聽起來很玄奧，但是卻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為這本書可以幫助我們澄清主流經濟學中的的很多謬誤，幫助我們認識到真正的智慧。
自從次貸危機以來，有些人已經開始公開質疑主流經濟學的有效性了，比如《黑天鵝》的作者塔勒布，還包括本書的作者約翰.凱。如果主流經濟學真的是有效的科學，為什麼主流經濟學無法預測到經濟危機呢？作者認為主流經濟學犯了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搞清普通不確定性和極端不確定性的區別。作者認為：「正因為一整代宏觀經濟學家都忽視了極端不確定性的重要性，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機時，現代宏觀經濟才基本不起作用」。
2001 年美國遭遇恐怖襲擊之後，美國入侵伊拉克，但是並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被要求解釋一下，拉姆斯菲爾德當時說了一段非常讓人費解的話，被很多人嘲笑語無倫次，他當時是這麼說的：「有些事情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也知道有未知的事物，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但是，還有未知的未知事物——我們不知道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
這段話雖然怎麼看都像是推諉責任，但是這段話中還是包含着一個被主流經濟學忽略的哲理，那就是有些事我們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並且我們也無法預測。在作者看來這種智慧以前的經濟學家們是具備的，但是被新一代的經濟學家們集體忽略或者說無視了。作者說：「正因為一整代宏觀經濟學家都忽視了極端不確定性的重要性，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機時，現代宏觀經濟學才基本不起作用」。
不確定性其實有兩種，一種是我們知道我們不知道的，比如說我們知道我們無法知道明天是不是下雨，但是這種不確定性可以用概率來表示，比如說現在的天氣預報都會說降水概率百分之多少。還有一種不確定性是我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是說完全無法預測，也無法用概率來表示，比如在 2020 年之前沒人會預測發生新冠疫情的概率是百分之幾。
兩位經濟學大家——美國芝加哥的富蘭克·奈特和英國劍橋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皆認為，區分這兩種不確定性具有重要意義。凱恩斯在他的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寫過這樣一段話來解釋兩種不確定性之間的區別。他說：「讓我解釋一下，我所說的「不確定」信息並不僅僅是為了區分確定的事實和只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輪盤賭不屬於「不確定性」，能否贖回戰爭國債也不屬於「不確定性」。同理，預期壽命只是「輕微不確定」，甚至連天氣預報也只是「中度不確定」。我說的「不確定」通常是指歐洲戰事的走向是不確定的，20年後銅的價格、利率水平是不確定的，某個新發明是否會過時或是1970年私有財富所有者在社會體系中的立場是不確定的。上述所有事例無論如何都缺乏建立可計算概率的科學基礎，我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們也可以把能用概率論預測的不確定性稱為風險，把不能用概率論預測的不確定性稱為極端不確定性。無論你如何稱呼這兩種不同的情況，他們都是不同的，當今主流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假裝所有不確定性都可以靠數學和概率來預測和解釋，所以造成了我們忽略了兩種不確定性的巨大差異。作者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經濟學家一直企圖忽略風險和不確定性之間的這種巨大差異，用概率解決所有不確定未來的問題」。
主流經濟學家們建立了很多的模型來分析和預測經濟的發展趨勢，這種方法論被推廣到整個商業和金融領域。無論是經濟學的模型還是金融投資領域的模型，大家都默認地混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區別，人們用各種模型和概率來表示和計算風險，但是他們忘了極端的不確定性是不能用概率來表示的，對於「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事物」，概率是無濟於事的。
主流經濟學家總是喜歡在經濟學模型引入數學，這種方法論同樣被金融專業人士學到了。他們用看起來非常複雜的數學公式來描述和預測經濟行為的後果，他們以為引入的數學公式越多，他們就越貼近於「真正的」科學，比如物理學，化學等等。遺憾的是經濟學家和金融界人士對數學公式的引入沒有帶來更多的「科學」，反而帶來更多的謬誤和災難，因為他們忽視了經濟行為與自然界的巨大區別。
作者在這本書中 NASA 的火箭發射為例說明了物理學和經濟學，廣泛地說「硬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差異。NASA 的科學家在設計火箭的運行線路時基本上可以認為他計算中遵循的物理學定律和公式是不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的，並且經過從伽利略，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的努力，我們對行星的運行軌跡有着充分地理解。所以作者說：「當潛在過程基本上被充分理解，不隨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且獨立於我們的行為和信念時，便有條件進行精確計算，正如NASA的科學家所做的。這種極其詳細的前瞻性規劃，例如繪製以火箭速度移動的探測器未來數年的軌跡，也就成為可能」。
遺憾地是在經濟學或者說大部分人文科學領域不存在這種確定性，大量的經濟行為是被人的主觀判斷決定的，本身就帶有比較大的隨機性，並且我們目前的人文科學水平還沒有達到《銀河帝國》中的「心理史學」那種可以根據大量計算確定大規模人群心理表徵和行為特徵的水平，這就註定了經濟學不可能像物理學一樣可以靠數學來解釋和預測所有問題。作者在書中列出了他的三個主要觀點：
第一，經濟學界、商界及金融界是「非平穩的」，不受永恆不變的科學定律的主導。
第二，獨立的個體無法做最優選擇，也不會這麼做。他們並不是非理性者、「偏見」的受害者、偏離「理性」行為者。理性行為的含義取決於具體情境，而且理性在總體上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我們區分了經濟學家使用的公理型理性和人們踐行的演化型理性。許多所謂的「偏見」是對極端不確定的複雜世界的回應。
第三，人類是群居動物，溝通在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依靠對事件的敘事形成自己的看法。
作者還寫到：「事實證明，這類經濟學家設計的模型更適合用來玩智力遊戲，而非描述現實世界。現實世界中，企業和個人永遠都面對着未知未來帶來的挑戰」。既然經濟學和商業金融中的模型無法預測極端不確定性，概率也無法用來預測和解釋所有商業行為，那麼作為一個在現代商業社會中生活的人，我們該如何自處呢？作者認為應對極端不確定性最好的「武器」就是集體智慧和社會多樣性。
人類是一種群體動物，人類之所以能夠在當今取得對地球的主宰權是因為我們可以依靠語言和其他溝通方式來實現集體的合作，依靠合作來應對極端不確定性。古代歷史上各個文明都發明出來一套通過風險共擔來減少極端不確定對個人影響的文化，中國的宗法家族，西歐的基督教會，伊斯蘭教的烏瑪社區，本質上都是各個文明用來在極端不確定性中保護個人的社會機制。
很多心理學家發現有時候人們的行為有點「不理性」，寧願承受個人經濟損失也堅決反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兩個人分 100 元的實驗）。其實這種「個人不理性」背後蘊含着深刻的「集體理性」，如果人類的心理結構中沒有對搭便車和不公的憤慨，人類社會早就會因為搭便車現象走向崩潰了。如果中國宗法家族中做官的族人不去保護其他的族人，如果西歐基督教社團中的貴族精英在面對戰爭時不保護自己的農奴，如果伊斯蘭教烏瑪社區中的有錢人拒絕捐獻財產給整個社區，那麼這些文明也就沒有可能存續千年了。
一個文明越是傾向於懲罰搭便車和背叛，這個文明的經濟水平越高，反之如果搭便車行為無人制止，越演越烈，整個文明的生產力就會瀕於崩潰。同樣的道理，一個群體內部的互信程度越高，這個群體的經濟水平也更高，現代發達國家的民調早就證明了這點了，再看看非洲欠發達國家，正是由於缺乏整個國家範圍內的互信，才會頻繁地陷入內戰和貧困的深淵。
現代主流經濟學過於強調個人理性而忽視「集體理性」，蔑視和嘲諷人們對家族，教會和社區的貢獻，只會造成越來越多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帶來更多的貪婪和災難。看看金融危機中銀行家們的糟糕表現和他們高得離譜的獎金，我們就能發現現在主流經濟學對「個人理性」的吹捧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資本的運行當然要靠企業家的冒險精神，但是激勵冒險精神的不能僅僅是個人的私利和精緻利己主義者的算計，我們在理解資本的時候不能只看《資本論》，也要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如果沒有資本主義早期新教徒的克己和對契約神聖性的遵守，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能否建立可能是個問號。一個只有「個人理性」而沒有「集體理性」的社會是很難正常運轉下去的，看看現在的經濟危機就明白了。
除了「集體理性」，另外一個能夠幫助我們應對極端不確定性的就是多樣性。很多大公司都在強調要提高組織內的多樣性，很多人只把這些當做政治正確的宣傳工作，沒有認識到多樣性給組織帶來的隱形好處。我們在進行個人投資的時候都知道不能把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當面對極端不確定性時也就是說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投資組合的多樣性越高投資本金全軍覆沒的可能性越小。
這個道理對任何組織也是一樣適用的，如果一個組織中只有領導一個人在思考，所有人的想法和領導一樣，這個組織也就缺乏多樣性，在面對極端不確定性時就缺少迴旋餘地，一旦變成了孤注一擲，全軍覆沒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相反如果組織中的多樣性很豐富，大家的想法不一樣，努力的方向不一樣，面對極端不確定性時就更有可能「東方不亮西方亮」。
當然了，如果一個組織中所有人都自行其是，這個組織也無法運轉下去，所以什麼事情分權，什麼事情集權，什麼時候分權，什麼時候集權，這種類型決定沒有「用之四海皆準」的公式，都是需要不斷地調整，一旦一個組織的權力結構變得僵化而無法動態調整，這個組織也會逐漸失去活力和多樣性，那麼在下一次極端不確定的災難來臨時就會變成「恐龍」。
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於公司組織，也同樣適用於國家和文明，一旦一個文明的權力結構失去靈活性，變得僵化，這個文明就會失去活力，中國文明的歷史已經證明過這點了。西歐文明能夠有機會進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一直停留在農業社會，很多人對此提出了各種見解，從文明的地理位置到大分流理論等等不一而足，其實這些人都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就是把西歐文明視為一個整體。
西歐文明的內部其實不是鐵板一塊，相反西歐文明內部存在着比較豐富的政治制度多樣性，各國的政治制度不同，集權程度不同，治理能力也不同。近代之前，西歐內部既有西班牙和法國這樣的王權國家，也有威尼斯和熱那亞這樣的城市國家，還有荷蘭這樣的新興國家，各種不同類型的國家之間互相競爭，最後演化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真正的智者早就發現了西歐文明崛起真正的奧秘，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亞當·弗格森1782年的作品中就有所體現。他寫道：「各國誤打誤撞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那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人類主動設計實施的成果」。
反觀中國在唐代以後基本上已經形成一個單一政治體制的國家，權力結構穩定到僵化的地步。整個文明的權力被集中在皇帝的官僚體系之中，並且整個官僚體系是高度層級化的，底層的地方官員幾乎沒有任何決定地方事務的權力，事無巨細都需要由朝廷中心決策機構決定，否則整個國家的權力系統就無法運轉。如此僵化的權力結構決定了中國內部沒有創造新制度的活力和動力，整個文明在同一個舞台不斷地上演同一個劇本，只不過每次換一下演員而已。當中國文明在 19 世紀遇到西歐文明這個極端不確定性的時候，整個系統陷入崩潰，花了將近一百年才重新穩定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教訓。
我們必須承認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無法預測，更沒法給出一個概率，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集體的智慧，多跟不同的人交流而不要陷入手機 APP 構築的信息繭房裡，這樣我們才不至於在面對極端不確定性時倉皇失措，進退失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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