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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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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当代作家秦岭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此情可待成追忆

在著名编辑记者、作家谭文长先生离开我们十七年时,我忽然想起要写点文字来纪念他,追忆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在笔头提起来时,眼前浮现的都是难忘的片段,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谭文长是贵州新闻战线、文艺战线一名高级记者、作家,是原遵义市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华著名文艺名人,获得过全国优秀广播作品一等奖等若干殊荣。

我和他应该说是忘年交吧。他出生于1945年6月,生长在正安县和溪街上一个普通百姓家里。我们年龄悬殊差不多二十来岁。我出生时,他已经是一名守卫边疆的威武军人了,在昆明军区七六二部队五十三分队当“五好战士”。那时,他虽然才初中毕业,但凭借聪慧天资和孜孜不倦追求,在《贵州日报》、《贵州文艺》、《边防战士》、《湘黔铁路报》等报刊发表很多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在部队小有名气,是部队一名文书。

我与他相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从和溪初中毕业考入正安师范读书,才得有机缘与他认识。他是从和溪走出来的名人,在我心中,他很了不起,就是我们心中的魂。打小就喜欢文学的我,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末上午,怀着忐忑不安心情冒昧前往,慕名求教。我抱着试一试,碰运气的想法,惴惴怯怯地去了。他住在县委大院靠边一幢五层楼四楼。我费了好大劲儿,一路询问,才找到了四层,在他门前停下脚步,犹犹豫豫地举起右手敲门。不一会,他过来开门,看到门前站着一个学生模样瘦削的年轻人,有些诧异。不等他问话,我先一步自我介绍说:谭老师,我是和溪秦家湾的,叫秦岭,在师范读书。我介绍完毕,见他还有些疑惑,又补充道:我是芙蓉江文学社社长。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似的,赶忙把我让进屋。他热情地说道:我晓得你,只是没有见过面,我们是老乡,说起来还是亲戚呢,我家属姓秦,也是秦家湾的,快进来坐。我坐下后,他倒了一杯开水递到我手里,边收拾书桌上凌乱的稿子边问:听说正安师范芙蓉江文学社办得不错,石定老师都说起过你!我说,谭老师过奖了,我们都是一群文学爱好者,喜欢写作,但苦于无门,所以前来求教。

待激动的心情慢慢缓和下来后,我才注意打量了一下文长老师。他个儿不高,略有些发胖,头发往后梳理得干净整洁。穿着一件单薄发黄的旧军装,天庭饱满,红光满面,看上去精神矍铄。住房里边有一间二十平米房间,放了两张床,床上摆着的全是书。外间有十多平米,兼厨房、客厅,沙发也当着床用。后来我才知道,他夫人在和溪农村做农活,论辈分我管她叫大姐。五个孩子跟着他在县城读书,一家人就在这不到四十个平的米房子里蜗居生活。

我们初次见面,相谈甚欢。谈起文学,就滔滔不绝,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那个时候信息封闭,我只知道他发表过很多诗词作品,但是大多没有拜读过。他小心翼翼从房间里找出来,厚厚几本,让我欣赏。我这时才得拜读到他早年在部队创作的戏曲作品《风雨激战》、《竹蜂助阵破敌军》、《开会途中》及诗歌《月夜芙蓉江》、《雨中》、《送粮队》、《马玲叮当》等等。著名记者、评论家刘庆鹰评论《月夜芙蓉江》“情真意切,形象生动,富于生活气息,是一首展望祖国壮丽前景的诗”。

我们因为文学,因为老乡,因为亲戚,就这样相识,成了忘年交。我成了孟尝君似的人物,常常做客于他家。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和他探讨文学,向他学习做人、做事之道。他常常教育子女,做人要厚道、善良、平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老实巴交,不与人争,平易近人,和风细雨,甚至逆来顺受。随着交往的深入,才发现他过得非常不易,或者说很困苦。凭他一个人工资,拖家带口,养家糊口,真的很艰难。我周末帮助他整理文稿,因为有些稿件报社催得急,我们常常搞到深夜。有时候很困倦,他口说,我记录下来,第二天整理成文交他修改。他发表在《解放军报》《出山的猛虎又归山》和《中国妇女报》上《黔北一“娘子军”,进入广东当工人》等在全国获奖的新闻作品,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我从他这里学习到不少东西,吸允文学养分,受益匪浅,对我以后人生追求和文学之路都是一笔宝贵财富。

1986年,正安在全省率先组织劳务输出,第一批组织300名女工奔赴广东番禺当工人,社会反应十分强烈,出现各种舆论,务工人员思想波动。第二年他深入广东采写的《黔北一支“娘子军”,进入广东当工人》,首先在《贵州日报》头版刊发,引起当时省委书记胡锦涛重视,亲笔作了批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派县委副书记前去番禺安抚,使得这支“娘子军”稳定下来。谭文长激动不也,破天荒买了一瓶毛家塘窖,我第一次陪他喝了个醉。

对于他一生的文艺道路和记者生涯,他在《贵州日报》发表《永远难忘的第一块基石》中这样写道:那时我在云南边防执勤,贵州日报寄来一封信,报上发表了我写的一首诗歌,这就是我的处女作......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自学成才之路,无论在部队军营、铁路工地、机关农村都坚持学习,勤奋练笔。30年来,先后写作500多件诗歌曲艺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中国妇女报》等发表新闻作300多篇,编发新闻稿400多万字,获得国家级、省地级奖励50多次,获得过全国一等奖。贵州日报不仅把我培养成为一名文学青年,而且还圆了我记者梦,成为高级记者、编辑。我先后荣获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并授予“贵州省四化建设标兵”荣誉称号。1991年荣获全国自学成才荣誉证书,进入《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词辞典》。

这些笼罩在身上的光环,凝聚着他多少辛勤和汗水,只有他知我知。人们称他是“山村一枝报春梅”,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增添绚丽春色。这一点都没夸张。

后来我师范毕业,分在了大坎教书。再后又到遵义教育学院读书,去县城时间相对较少。但每次他回和溪家来,都要带信来叫我去,同时也把农民作家秦朝国叫上。一如既往地,把他发表的新作,获得的奖项,收获的感悟与我们分享。

人生一辈子,跌跌撞撞,总会遇到这样那样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像谭文长他们这一代,没有文凭,但他硬是靠自学成才,获得了大学文凭,并被评为高级记者。同时在那么艰难情况下,把五个子女培养成人。就凭这一点,就不得不令我辈佩服。做人也罢,作文也罢,做官也罢,能够做到他这样,确非易事。

但是看起来老老实实的文长,却在1993年春天某一个日子里,独自喝着闷酒。那时我已经历了人生道路上数次涅槃,在爱拼才会赢歌声熏陶下,几番拼搏过后,终于改行成功,在县政府办公室里给县长当秘书。

有天傍晚我去看望他。黄昏已近,灯火阑珊。我提着刚才从乡下买的土特产。孩子们都长大了,只有小女儿小丽还在读高中,小丽在收拾碗筷,他一个人面无表情地喝着酒。我知道他以前一个人是不会喝酒的,我去的时候,有时候陪他喝两盏。我就有些奇怪,心里正纳闷儿,他说,你来得好,陪我喝杯。小丽给我拿了一个酒杯过来,我们就喝起来。喝着喝着,他就给我说了一堆话。他感慨道,人生就是一场演出,我们都是演员,有的人顺从剧情,有的人别开生面。停顿了一会,他说,我决意调遵义去,这个地方,不是我崮(住)的地方。我很诧异,说道,娃儿些都在正安工作,大姐还在农村,你调遵义去多不方便。那个时候正安到遵义,简直比蜀道还难,遇到堵车或车抛锚,要在土坪或温泉住上一晚,一百多公里路程,要一两天工夫。

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话语中透露出不满和无奈,但意志很坚定,去意早已心中敲定。我又不便多问,有些是人家心中秘密。在过后的时间里,我才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他非要往遵义走的原因。这就是文化人的悲哀。枪打出头鸟,你出名了,自然有人会嫉妒你,使你绊子,你就常常处于漩涡当中,随时有被漩涡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不言而喻,你就不能在政治上渴望得到什么,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往往以小人胜出君子落败而收场。就这样,他很快就调到遵义市广播电台工作。

后来,鬼使神差,我也从正安考到行署办工作,我们就又常常在一起喝酒,一起探讨文学,谈论人生。

他是一个很细心、很淳朴、对事业执着追求的人。他对女儿说,自己要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时,一定要拿出在中央和省、市级五十件获奖作品向祖国生日献礼。尽管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常常步行深入到农村、工厂一线采访,创作和编发了大量有价值的新闻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10月,在国庆五十周年之际,他的愿望实现了,五十件获奖作品圆了他的梦。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圆梦这年的上半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工作四十年从没进过医院的文长,有一天在采访回来的路上,感到四肢乏力,大汗淋漓,居然走不上楼了,六层楼用了1个多小时才走完。他终于累倒了,住进了医院。没多久,在医院查出不幸患上多发性骨髓瘤。当我知道他患了绝症之后,第一反应是不可能,这么老实善良的人,怎么会得这个病呢?泪水就悄然地蒙上了眼睛。

他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还异常冷静,心态好得出奇,以积极乐观态度配合治疗。他是一个热爱学习,热爱书籍的人,即便是在住院,每天仍然坚持看书。在他去世之后清理遗物,除了几千册书籍,就是他所发表的文艺作品和新闻作品。留给子女的没有现金和财物,令人唏嘘不也,也令人我辈钦佩之至!

2001年4月26日夜里10点左右,谭文长先生在遵义医学院病房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之路,溘然长逝,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守候在他身边,一家人失声痛哭,我早已洗不成声......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心里总是酸酸甜甜的感觉,有一种针刺似的疼痛,镌刻于心间。人生当中有他,是我之幸。我一辈子视他为良师益友,生活启迪者,事业中贵人。他是我们故乡的魂!ref>个人图书馆网</ref>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