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与审美札记(甘茂华)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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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与审美札记》是中国当代作家甘茂华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民族文学与审美札记
写出民族的精魂来
————对鄂西的文学现状的思考
对鄂西的文学现鄂西的文学现状仍处于低谷。
新时期十年来，尽管我们出了一些作家和作品，但基本上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试问：我们的尖子人才和拳头产品呢？具有鄂西民族特色的代表作呢？问山，苍山无语；问水，清江默然。这怎能叫人无动于衷！
从全国的情况看，小说引起轰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小说的非轰动时代。理论家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一个作家的思维受着读者的思维和社会思维的制约。因此，文学正在向三个方向流失：一是俗文学，二是纯文学，三是新闻学。当然没有人对文学被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挤走了地盘唱挽歌，而只有对文学怎样在困境中奋飞产生越来越浓厚的思考、探索、实验的兴趣。在这种大气候笼罩下，鄂西的文学现状和出路在哪里？困境与选择将怎样应运而生？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一目了然：鄂西的文学创作在新时期十年中出了一批作品一批人才。主流上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与“文革”相比，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艺术质量，都有质的变化。鄂西作家的创作水平普遍提高了。
不过，我的思索集中在这一点：鄂西的文学怎样才能写出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民族特色？如果不抓住民族的精魂是不行的。我们鄂西的土家苗侗汉族人民有很多重要特点，往往是植根于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之中、历史的延伸与现实的纵深之中、浓郁的巴人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之中，你可以赞颂它，你可以批判它，但你必须深深的感觉它。文学不是提倡寻根吗？鄂西的文学之根在哪里？只有作家的心灵与自己生存的土壤紧紧拥抱才能表现出民族精魂。对此，决不仅靠采些有味道的方言土语、有色彩的民俗风情，借此点缀文章所能做到的。你可以写跳丧，你可以写哭嫁，但你必须形象地挖掘出跳丧和哭嫁的真正内涵——历史的、社会的、人生的、文化的、民族学的、哲学的等等内涵。所谓山月照之，则天高气清；河风荡之，则排空动地；鄂西的文学其风格骨力，必洞彻源流，方高视千古。
当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认识方式和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而任何作家都应当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地域文学的长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随处可见。鄂西的文学必将带着浓郁的民族风味崛起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舞台。这方水土，得天独厚。还是写一写这方水土才有出路。否则，步人后尘就扬短避长了。
我们看到，许多作者在创作初期都不很清醒地走了弯路。他们不去写鄂西的乡土文学，却把眼睛盯着其它大城市的“创作气候”。别人写现代人的孤独感，他也写鄂西人的孤独感，别人写爱情婚姻的“大家性”，他也写以鄂西为背景的“大家性”。仰仗鼻息的写作是悲哀的。如同蹲在山谷看山顶，只望得见一线天。我们为何不站在山顶去俯视山谷呢？为何不站在社会、历史、人生艺术的高度去俯视生活呢？其实，鄂西作为土家苗侗汉族的聚居地，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有写不尽的众生相，有阅不尽的人间春色。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鄂西作家的非鄂西化。《清江壮歌》、《枫香树》之类作品，恰恰不是鄂西土著的创造。
实事求是地说，鄂西不乏有才气的作家，可惜的是许多鄂西作家还缺少了一种艺术和文化上的主观“视野”。所谓“主观”，是指作家个人的学识和艺术良心为出发点提出的观点；所谓“视野”，是指对整个历史、文化、或社会的独特见解。要获得这种见解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就要深晓天下大势，另一方面又只有从自己的文化中潜移默化得来。可惜的是我们对这两方面都知之甚少，或者是一意唾弃或批判，或者是一意容纳或浅薄地“拿来”。这表现出我们鄂西的文学创作队伍的参差不齐、文学理论上的支离破碎、文学作品中的概念化模式化。可以说，鄂西有很大一部分志于文学的作者，其思维基准还缺乏现代文明那个层次。比如对爱情、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诸问题，许多观念都与时代不合节拍而显得陈腐落后。鄂西作家必须在心理上、观念上来个大突破。显然，鄂西的文学发展有一个现代科学理论的补课问题。虽然我们有《清江壮歌》、《枫香树》这样的以鄂西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有《花果山迷》、《活书店》这样的以恩施城乡为原型的优秀之作，还有一大批后起之秀的文学作品，例如叶梅的《三十来岁的女人》，但仍不能和莫言的《红高梁》和郑义的《老井》和古华的《芙蓉镇》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媲美。所以，我觉得我们鄂西的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落差很大，我们要出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众所周知，新时期文学有一个很明显的意向，就是中国当代作家们企图把握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确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所有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朝这个意向探索，虽然路子各不相同。相当一部分作家是以批判者的姿态来构筑他们的艺术工程的。他们反思的趋向是批判意识。他们都有一种潜在的激愤。我们的民族为什么是这种而不是另一种样子呢？他们都用自己的作品作出了认真回答：或是批判封建极权统治对人性的摧残，或是挖掘民族的劣根性，或是展现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对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塑造，等等。他们都做得不错，都因此在艺术表现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我们鄂西的文学缺少的就是这种批判意识或当代意识。什么是当代意识？讲到底，就是迥然不同于古旧传统的那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鄂西大部分作者还在写浮在表层的好人好事或莺歌燕舞。我们能不能在作品中表现：鄂西民族为什么是这种而不是另一种样子？为什么这方水土美丽而不富饶？
这就涉及到怎样写的问题。鄂西的诗歌发展很快，有走在小说前面的趋势。我们就以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例来做点实证分析。
先谈小说，新时期的文学好像走的是这么一个过程：第一阶段是“文学社会学”，作品多揭示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矛盾。第二阶段是“文学心理学”，作品转为刻划人物的心态，揭示丰富的心理世界。第三阶段就是现在方兴未艾的“文学语言学”，从写人的心态转入注重小说的语言。鄂西的小说基本上还是属于第一阶段。现代小说从总体上看写人心灵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更被强调。这就是要求作家焕发自己的创作个性，发挥自己真正的特长、个性特征、内在精神。但是，我们鄂西的小说写了多少年，手法上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变化，总是想通过作品把读者纳入自己的图式中去。建国以来，鄂西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至今没有根本性进展，小说中谈不上有“现代叙事风格”这样一回事，放眼世界，小说写了这么多年，技巧上有的已炉火纯青，很难大发展，该是大变的时候了。现在很多人研究叙述学，研究文体，注意到叙述人的特殊而重要的身份和小说的结构、语言、历史感、神秘感等等。湖北的方方、池莉、祖慰等人的小说在叙述上已经开始有所变化，这是令人欣慰的。事实上叙述的问题已引起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注意。有人认识到按自己一贯的写作方法将很难再有突破，于是凭着自己的悟性、修养去营造小说语言结构，也显现出新苗头。现代作家不像过去总是让作品去告诉读者一个什么人生真理，他们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本身的结构上来，转移到人类生命本身的认识上来。读鄂西的小说，感觉上总是发现作者是按古典思维去创作，是按传统小说模式去创作，无视现代科学已经提供的诸如文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很多理论。小说依然是老一套地讲一个动人的故事，有开头、铺垫、高潮、结尾，老设备出的老产品。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和借鉴一下现代叙事风格呢？关于什么是现代叙事风格，我想抄录文学理论家李庆西的一段话供读者参考：“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小说的结构关系上，现代叙事眼光已从外在的动作冲突转到内在的价值冲突上去了。这就是人们平常说的，以诗化、散文化的手法去淡化情节，舍弃戏剧性冲突等。不过人们一般没有意识到这是由动作冲突转向价值冲突，有人以为，既然'淡化’了，就没有冲突了，殊不知它是由外在转向内在。二、在美学和哲学意识上，几乎所有'先锋派’作家的小说都在追求现象学的叙事态度，或是有心无意，至于他们是否干得漂亮是另外一回事。现象学的一个基本点是'回到事物本身’，这跟文学要求'真实’的本性是极为吻合的。许多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的西方现代派作家的文学宣言，大谈了许多主义，说到归结还是这点意思，这说明，现代人渴望透过文化堆积，直接面对世界与自身。”对照我们鄂西小说的现状，我们的起点之低和发展之慢就不言而喻了。
再说报告文学。在我看来，时下的报告文学有两种类型，一是写社会问题的新闻性较浓，二是写当代人物的文学性较强。前者以思索见长，从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走上报告文学的，多属这一类；后者以艺术取胜，由小说或诗歌作家转向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都是走这条路子，如徐迟、黄宗英、王兆军等。鄂西的报告文学在六十年代曾初试锋芒，遗憾的是到了八十年代还是老一套写法。无论是把第一类或第二类作为参照系，鄂西的报告文学都显得苍白无力。写劳模、写先进、写养猪致富，写孝敬公婆，好像除此之外就无法下笔了。你把人物写出来了也算一回事，问题是文学变得跟新闻通讯一样了还有什么艺术味呢！后来报告文学的写法改变了，比如黄宗英等等，写普通人，写知识分子，而现在又变了，写一些宏观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诸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物价问题，失业问题，留学生问题，同居者问题，性病问题，甚至妓女问题之类。这种报告文学的写法概括地说，就是高角度多层次地全方位扫描，也有人把它叫作“全景式报告文学。”我们也许会抱怨，鄂西偏僻贫困、孤陋寡闻，哪里去寻找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材料、作什么高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扫描呢？赵瑜的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写的就是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公路问题。全国很有反响的报告文学《洪荒启示录》，写的就是河南一个小县的水患问题。我的用意不在有没有题材写，而在怎样写。过去我们很难独立思考，国家的政治选择代替了作家的艺术选择，也代替了读者的艺术选择。现在确实不同了，作家和读者积极选择的精神张扬起来了，也就是说，文学整个儿发生分化了。类似于诸神归位一样，各种功能的文学找到了自身。诸如社会文学、新闻文学、娱乐文学、纯文学等等，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那么，我们鄂西的报告文学为什么要划地为牢、固守六十年代的写法呢？为什么不能在艺术上积极选择呢？为什么不开创鄂西的文学多元化局面呢？
文学所以要多元化，不仅因为文学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是多元的，也不仅因为作者的主观世界是多元的，而且由于读者的兴趣也是多元的。因此，鄂西文学要多元化，要努力做到多层次与高质量的结合。
确实，光有创作还不行，还得有批评。我这里所说的批评，是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批评。这个缺陷短时间内难以弥补。鄂西现在写文学理论文章的，除了鄂西大学的少数作者以外，很难壮大队伍。作家们写了作品无人过问，是好是坏无人宣传，致使好多作者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我们知道，俄罗斯文学正是有了杜勃罗留波夫等一批有预见性的批评家之后，才促使一大批光采照人的作家和作品的出现。我国当代文学中，有了刘再复、曾镇南、雷达等文学理论家的支持，才引导了新时期十年文学的繁荣兴旺。难怪著名作家王蒙怀着感激的心情称赞曾镇南对“当代作家的一片厚爱。”鄂西的文学创作要繁荣，必然伴随鄂西的文学理论要繁荣。
应该承认，影响鄂西的文学发展壮大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作家们创作心态上的不自由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潜在危机。有的作者把写作当作敲门砖，借此谋求生路或职务。有的作者是功利主义心态，企图用爆个冷门来获得爆炸性效果。有的作者不在发展自己、丰富自己、塑造自己方面下功夫，而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搞人际关系，建立扩大自己的地盘，靠创作以外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文学地位。这些现象似乎也是一种老文化传统。如果我们鄂西的作家，今天把自己拴在世俗功利的裤带上，明天又拴在某种时髦观念的裤带上，怎能充分焕发自己生命的创造性呢？应该像巴金那样，把写作当作生命的一部分。奋斗并不仅仅是为了成功，而是在奋斗的过程中体味到生命的喜悦和创造的欢欣。
看来，乡土文学在鄂西大有可为。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来说，联系历史力量和文学模式之间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城乡两极的概念结构。这个概念结构显示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它的意思是：城市为现代诗歌与小说提供了主要艺术源泉与背景，而现代文学的描写中心却是农村。中国现代小说的进展清楚地显示了从城市向农村的转换。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肖红的小说便是例子。包括艾芜、叶紫、姚雪垠、吴组湘等人，都属于乡土小说派。那么，以农业为主的鄂西山地文学，从中不是很可以反思领悟一些东西吗？乡土文学不是很可以作为我们小说创作的一个参照的基点吗？
作家刘绍棠是倡导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全国也有乡土文学这样的专门性月刊。乡土小说、乡土散文、乡土诗歌，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问题是我们对乡土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都肤浅了。如果仅仅理解为乡土风情，那就是简单化。如果单单用方言土语去炫耀，那就是庸俗化。还得在内容上扎扎实实地下功夫。巴人的变迁史、清江的忧患录、鄂西土著的改革进程中的心态纪实，等等等等，都可以写成与《百年孤独》一样的史诗性小说。鄂西民族从来就不自卑，从来就具有进取向上的拼搏精神。鄂西这块土地不仅长苞谷洋芋，而且长文学艺术。所以，对鄂西乡土文学的发展，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期待近几年之内，鄂西乡土文学能像武陵山一样崛起于中国文学大舞台。
文学的诱惑是相当魅人的，文学之路也是相当拥挤的。潮涨潮落，此起彼伏，花团锦簇，各领风骚。如同生存竞争一样，文学竞争毫不留情。鄂西，曾经贫血的文坛，怎样迎接巨大的挑战呢？清江在呼唤，鄂西三百多万各族父老乡亲在呼唤，真正的猛士将奋然而前行。 （此文原载《鄂西大学学报》（现湖北民族大学）1989年第1期
土家民俗中的审美情趣
鄂西土家族有很多传统习俗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清新质朴、粗犷鲜亮的风貌，表现出土家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在饮食上，土家人追求一种实用、质朴和美观，米粑粑是土家人喜爱的食品，他们用叶子（桐树叶、荷叶、芭蕉叶等）把它包成圆形、方形、三角形，既好看，吃起来又有一股田野的清香，更有给粑粑上杵几个红点的，使其兼具赏心悦目的作用；巴东野三关一带爱用茶叶水煮鸡蛋、使蛋壳呈暗红色、外形美观、保健耐饥。在色彩上，土家人追求的是一种红红火火、喜气洋洋的效果。娶媳妇嫁姑娘，把满堂家具都漆成红通通的颜色；名扬海内外的“西兰卡普”的色彩更是鲜活炽热，基本上是暖色和对比色，所谓“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兰配黄，放光芒”就是土家人关于色彩学上对比色知识最浓缩的表述。在服饰上，头上包的青布帕，身上穿的“琵琶襟”，脚上绑的裹脚布，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雕塑上，木雕相当流行，床牙、柜门、椅背等，到处可见深浅浮雕或透雕的花鸟人物，特别是恩施三岔区傩戏面具，堪称木雕之精华；石雕在土家族地区也特别发达，多半附丽在墓碑、墓表和牌坊之上，题材极其丰富，尤以反映土家人生活情形的墓壁画最有情趣，[表现]]了土家人独特的审美[观。在建筑上，鄂西的村寨大都建在山腰、房屋依山而立，没有平坦的地基，为了适应这种地形，就创造了风格独特的吊脚楼建筑。吊脚楼通常是围楼而栏，四面通廊，老百姓叫“走马转角楼”。这种结构给山里人登高远望提供了方便，增添了生活情趣，栏杆的材料以木、竹为主，结合严整、营造工艺，使人获得造物精巧、富有诗意的感受。[1]
作者简介
甘茂华，土家族，籍贯湖北恩施，定居湖北宜昌。知名散文家、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