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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Jurisprudence）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创制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等。

概念

法理学不可简单地被界定为“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的大全。如果法理学只有这一个核心任务，那么2500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广义上讲，法理学可以被界定为法律的智慧，或者对“法律事业”的性质和语境的理解。法理学的词根应该是源于“juris”，意指法律或权利。另一个词根“prudence”则指智慧。因而法理学可能是寻求法律的智慧，或者寻求对法律的明智理解的学问。根据富勒“使人们的行为服从归制治理的事业”的法律格言和Beyleveled、Brownsword的用法，我们可以得出“法律事业”这一用语。

这种对于法理学任务的界定把问题的中心转向了这里：我们不仅探求“这一事业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在试图弄清这些回答本身的含义。法律是一种争议的态度？或形式？正统性（合法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广义的法理学理论不应仅仅局限于一个或者另一个法律观念，而应该探求这种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不能再局限于20年前中国法理学学者从前苏联学习而来的刻板的法理学教材的内容，法理学不是由：定义、特点、性质等等八股的条款构成的，她是一种法学的艺术，一种精巧的思维形式。

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国家把法理作为最后适用的法源，即：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有的西方国家法学者认为，当前法理有作为主要渊源的趋向；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法理本身并不具有法源的性质，只有依据法理所作的判决成为审理案件可以援引的判例时，才能成为法源。在社会主义法中，法理一般不作为法的渊源。苏联建国初期，由于社会主义法律还不完备，列宁曾宣布“在这种法令没有或不完备时，应以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为指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6页）。中国司法实践中，当遇有案件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时，一般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作为审判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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