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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說"解讀者"》是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漫說"解讀者"
經歷苦難才能體味幸福，遭受戰爭才能明了和平的意義。黃土之下，文化內涵應有回聲，遺忘的精神可有鏡像。探索與知曉一個地域的玄機，揭開那些不被人知的過去，在此上演的浪漫，挖掘刀光劍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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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說「解讀者」
題記：
離開了人才薈萃的中心，呼吸不到思想活躍的空氣，不接觸日新月異的潮流，我們的知識會陳腐，趣味會像死水一般變質。
—— 巴爾扎克
閱讀經典，復興傳統文化，如今已是蔚然成風。
此種現象，是社會轉型的需要，也是文化回歸的一種必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經典著作具有強盛生命力的體現。是經典，總不會被忘記。
讀「經」的人一多，解「經」者自然也就跟着多了起來。於是乎，十三經的譯註者，諸子百家的箋疏者，古典詩文的注析者，紛紛蜂擁而來，你「白話」，他「詳解」，一時形成了熱潮。於是乎，書店裡的各種譯註、集解、箋釋一類的書，琳琅滿目，汗牛充棟，何止百家！即如杜甫，一人之作，史上竟有「千家注杜」一說。前些年，央視百家講壇里說《論語》，講老莊，解《易》論《詩》，你方說罷我登場的那陣子熱鬧，也即由此而來。
並不是說這些箋注、闡釋都沒有必要。那些古文寫就的「經典」，因為年代久遠，確實需要有人校、注、解，甚至進行必要的文字考辨和訓詁。這不僅因為它是文言，更重要的，在於其理奧趣深，言簡意博，又加上古代的許多典章制度、器用風俗，在今天，人們已經十分陌生了，很多皆已不知所云，若沒有專門的研究，則不利於人們對經典的理解和流傳。因此，注釋前人經典，自古便是後來者一項責無旁貸的事。這些解經者雖然不是經典的創造者，卻也非學問家不可為，有人甚至皓首窮經，用一生的時間，鑽研經典，成為了某一著作或某一方面的專門家，漢代的鄭玄、晉代的王弼、唐代的孔穎達等，都是著名的大學者。
但目前的問題在於，一部經典著作，註解繁多而且越來越繁，魚龍混雜並且越來越雜，有的，甚至達到了混淆視聽的地步。個別註解者因為自身學養不足，又是隨意作解，於是愈解愈歪，反讓人生出更多新的疑惑來。我想，唐三藏當年非要前往西天取經，回來自譯原文，必欲匡謬正俗，大概也有這樣的原因罷。
許多注釋者，對於古代的經典著作，為求一鳴驚人，便故意打起「修正」或「顛覆」的旗號，歧解異說，任意發揮，進而把人們引入了歧途。就說孔子創立的儒學，起初並不是後來的樣子。即便是在今天這樣的社會，我們捧讀《論語》，只要能夠讀懂，仍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老夫子的真性情：因子路莽撞，性子急躁，孔子便常常「哂之」（責罵他），很像一位老者教訓他的晚輩；顏淵夭亡，老夫子哭得鼻涕一把淚一把，呼天搶地喊道：「天喪予！天喪予！」（老天要毀了我呀）；而樊須偏愛農事，跑去問老師怎麼種莊稼，而這個被農夫評價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老先生，立刻就板起面孔，冷冰冰地說：不知道！要問，你去問老農！等樊須一出了門，孔子就跟身邊的人說：這個樊須，真是個胸無大志的「小人」（《論語》裡面說的很多「小人」，都與品德無關，是指與「大人」相對而言的平民）；孔子周遊列國，跑了一大圈，結果卻一事無成，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找不到，不免灰心喪氣，竟然賭氣說要離家出走——「乘桴（小筏子）浮于海」；而在《孔子世家》一書中還有這樣的記載：人家說他「累累若喪家之狗」，他卻嘻嘻地笑着說：「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說我像喪家狗，說得對啊，對啊）！」……你瞧！他的一言一行，不是平常得就跟左鄰右舍的張叔李伯差不多嗎？哪來一點道貌岸然、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呢？
歷史上真實的孔子，確如《論語》一書所體現出來的，是個睿智、博學而又品德高尚的長者！但儘管如此，他卻絕不是一個整天端着架子唬人的「聖人」。他對自己是這樣形容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還說：「吾猶人也」（我跟別人一樣啊）。可見，孔子嚴於律己，卻並非高高在上；胸懷大志，也食人間煙火；知識淵博，卻從不自命不凡，更不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可以肯定地說，魯國那時，並不曾有過一個什麼「素王」。至於後來那個被供上聖壇的「大成至聖先師」，根本就不是原來活着的那個孔仲尼，那只是人們做出來的一個牌位。這牌位越供越高，以致遠世絕塵，沒了一點煙火味兒。
人的高貴，在於他的品質。品質的高貴，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真誠」二字。而一個真誠的人，他從不戴着面具示人，更不刻意虛飾自己，而是心地善良，胸懷坦蕩。高尚，從來不等於絕七情，滅六欲，並不妨礙他在生活中做個有血有肉、嬉笑怒罵的人。至於台灣大學曾仕強所講的孔子不與「三季人」爭辯的故事，恐怕是由莊子「夏蟲不可語於冰」一語推導而來，並非孔子真的那麼善於隨機應變，更不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孔子儒學的價值，首先就在於其「誠」，也包括創立這個學說的人對自己學說的踐履篤行，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但後世的士人尊孔，官家樹孔，百姓用孔，其出發點，卻並不完全相同。
孔子在世時，從未以聖人自詡過。《論語▪子罕》一章中說：「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是個官名。我們不知道這位掌管宮廷事務的官員姓甚名誰。他奇怪於老夫子多才多藝，認為他一定是個聖人。子貢於是也就順勢說道：這是上天要讓他作聖人啊！但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卻馬上反駁說：「太宰了解我嗎？我年少貧苦，所以學會了一些卑賤的技藝（如放羊、趕車、當司儀、吹喇叭），那些高高在上的君子哪會去做這麼多的鄙事呢？不會吧？」而在後來尊聖的幾個學生之中，行之最力者，卻正是子貢其人。但子貢以及再後的孟子，其初衷，並非就是要把孔子「神壇化」。他們只是尊崇老師的學說，更景仰老師的為人，所以立志要宣揚和推行老師的「道」，使其流傳。如此而已。但後之來者就不同了，他們一心要神化孔子。於是，孔子在他們那裡，就不再被簡單的看成是一個儒家學者，一個教育家，他被捧成了「儒教」的教主，被供上了神壇。一茬茬的後世學者，配合着一代一代的統治王朝，疊床架屋，把個原本有血有肉、生動活潑的「學者」，妝扮成了一個刻板冷竣、面目全非、說一句頂一萬句的「大成至聖文宣王」，成了皇帝藉以「教化萬邦」的有力助手。正因此，歷經兩千多年下來，「孔府」得到了王權的加意保護，成為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儒學「聖地」，無論朝代鼎革，還是異族入主，孔林都不曾受到侵犯，孔廟自然也香火不斷！
漢代以來，從漢武帝以行政命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朱熹、二程憑藉學術威力，被朝廷確定為全社會的「倫理綱常」，儒學一步步被異化，終致「仁學」不仁，成了禁錮人們思想行為的一副枷鎖。其實，原始的儒學，它只不過是諸子百家當中的一家而已，與其它學說一樣，同樣也是論述社會與哲學問題的一門學問。它的主張，雖然可以解決一些社會問題，但卻絕不是可以包治百病的萬應靈丹。但由於一代代統治者極力鼓吹，儒學成了社會各階層奉行不悖的準則，儒學著述，自然也就成了經典。
想想，其實自古以來就這樣：某一著述一旦「被經典」，成為顯學，對這一著述的解說者緊跟着也就蜂擁而來了，於是釋經論典也就成了一門學問。儒家經典是如此，道家、墨家、法家、釋家，也莫不如此；哲學著作是如此，文學作品也是如此（例如「紅學」）。這些注釋者的著作，有的，偏重辭章，在字詞和句法上着眼；有的看重義理，在思想內容上闡述；有的則偏重考據，考證書中所涉及到的歷代典章制度，等等，等等。至於冠以別裁、他說、歧解、正義、發微等一類名頭的著述，更是另闢蹊徑，劍走偏鋒，欲言人之所未言，析解人之所未解，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非要語不驚人死不休。有的人，甚至拿來孔子的《論語》，與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憲政論、「國王二體」說等西洋人物、西洋理論放在一起比說，謂之曰「世界眼光」、「新新視角」，更讓人頓覺孤陋寡聞。
曾見某地一位作家，一口氣出了兩本書：《還吾莊子》、《還吾老子》，試圖顛覆兩千年間成百上千的學者所作出來的注釋、考證和研究。但他的「還吾」，所依憑的，卻並不是什麼嚴肅認真的考據和論證，只不是一種文字上的分析和臆解罷了。試舉一例，便可見端倪。老子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段話裡面的「什伯之器」，歷來都有不同的解釋。清人俞樾說「什伯之器，乃兵器也。」但老子這句話，在出土的帛書里，不管是甲本還是乙本，其中「十百人」三個字均相同，而河上公本則作「什佰人之器」。據此，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高明先生的解釋是：「『十百人之器』，系指十倍百倍人工之器，非如俞樾獨謂兵器也。經之下文有云：『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舟輿』代步之器，跋涉千里可為十百人之工；『甲兵』爭戰之器，披堅執銳可抵十百人之力。可見『十』乃十倍，『百』乃百倍，『十百人之器』系指相當於十、百倍的人工之器。」（見中華書局1996年5月版《帛書老子校注》152頁）高明先生的解說，無疑很有道理。但我們這位作家卻不做任何紮實的考證，竟隨意這樣解釋「什佰之器」，說那是王侯用餐時的一種排場，專指吃飯時擺列的眾多器具——豈非大謬！更有甚者，他居然把「結繩」一詞解釋成「結網」，意為結網捕魚，指生產活動，並非結繩記事。「結繩而治」是《易經》上的明確記載，為歷代學者所認可，在這裡，卻被他隨心所欲地做了否定，並且沒有拿出任何論據，只以想當然去代替嚴謹的科學依據，實在也太過武斷了些。
但時下與這位作家先生相類似的人卻很多。有的人自己學力不夠，卻又妄自尊大，隨意蔑視前賢；有的人也許是太急於出名，於是便採取與人對着幹的策略，專搞一些翻案、正解、異說之類的把戲，故作驚人之語，讓人目瞪口呆。他們自以為在他之前史上沒有一個是明白人，古來學者統統都是笨伯。在他們眼裡，那些傳統學問和經典著作，在一兩千年的時間裡，似乎誰都沒有讀懂參透，獨獨到他來到了這個世上，才發現了其中的「微言大義」，讓他看透了其中所蘊含的本旨和真髓。
我們之前的那些人，真的都比現代人笨嗎？顯然不是這樣。
有時我想，中國的古聖先賢，其哲思流變，就如一幅圖畫：從遠古伏羲觀龍馬紋身，悟得太極八卦開始，接着，那龍馬搖身便化作了青牛，老聃騎着它悠悠然走出了函谷關，繼而，那牛又來駕車，載了孔子去遊說列國……到如今，那頭慢吞吞的老牛，早被換成了風馳電掣的高速列車，換成了遠離人間煙火的航天飛機。現在，「讀萬卷書」只消按按鼠標，點點網頁；「行萬里路」也只不過是「坐地日行八萬里」，從甲地到乙地，乃眨眼之間的事。在現代人的眼裡，什麼景致都是一晃而過，什麼學說也都是轉瞬即逝，曾有詩曰「一日看盡長安花」，有人說，那是走馬看花，太快了，而今，我們卻嫌「走馬看花」太慢了，即便「白駒過隙」也不過小菜一碟。高速行進，一日千里，固然足夠快，但，這能看得清風景嗎？世間的山山水水，不要說細細觀賞，恐怕還沒等分辨出子午卯酉來，早就拋諸腦後，杳無蹤影了。如今的「行萬里路」，不過是從甲地到乙地，只有兩個點，而古人的「行萬里路」，或靠腳步，或藉舟騎，是甲乙兩地連成一條線的。而現在的我們，總是在急匆匆的趕路，就連停下腳步來思考一下的功夫都沒有，遑論什麼遐想哲思了。所以，當今的時代，我們只有那種復訴哲學教科書的講師，卻沒有創立新學派的哲學家。而在這紅塵滾滾的日常生活中，哲學，早就被棄之如敝履，鮮有人知道何為哲學，為什麼要學習哲學了！即便是那些端着哲學飯碗的復訴者們，你若要求他正確、完整地講解先賢大哲們的觀點，都已經很難做到了，別的，你還指望他什麼呢？
所以，我們在這樣一些「解經者」的指引下，不變得越來越浮躁越淺薄才怪！[1]
作者簡介
李漢君，自幼喜書，但讀得多，寫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