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苦悶——給傅聰的信
漫談苦悶——給傅聰的信,從文藝復興以來,各種古代文化,各種不同民族,各種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觸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極度複雜的頭腦與心情; 加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急劇變化(如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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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藝復興以來,各種古代文化,各種不同民族,各種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觸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極度複雜的頭腦與心情; 加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急劇變化(如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狀態愈加充滿了矛盾。這個矛盾中最尖銳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與個人主義的自由獨立與自我擴張的對立。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僅僅反映經濟方面的苦悶,其程度決沒有那麼強烈。——在藝術上表現這種矛盾特別顯着的,恐怕要算貝多芬了。以貝多芬與歌德作比較研究,大概更可證實我的假定。貝多芬樂曲中兩個主題的對立,決不僅僅從技術要求出發,而主要是反映他內心的雙重性。否則,一切sonata form都以兩個對立的motifs為基礎,為何獨獨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兩個不同的主題會從頭至尾鬥爭得那麼厲害,那麼兇猛呢? 他的兩個主題,一個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說代表一種自我擴張的個人主義(絕對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個人主義或侵犯別人的自我擴張,想你不致誤會); 另外一個往往代表獷野的暴力,或者說是命運,或者說是神,都無不可。雖則貝多芬本人決不同意把命運與神混為一談,但客觀分析起來,兩者實在是一個東西。鬥爭的結果總是意志得勝,人得勝。但勝利並不持久,所以每寫一個曲子就得重新掙扎一次,鬥爭一次。到晚年的四重奏中,鬥爭仍然不斷發生,可是結論不是誰勝誰敗,而是個人的隱忍與捨棄;這個境界在作者說來,可以美其名曰皈依,曰覺悟,曰解脫,其實是放棄鬥爭,放棄掙扎,以換取精神上的和平寧靜,即所謂幸福,所謂極樂。掙扎了一輩子以後再放棄掙扎,當然比一開場就奴顏婢膝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說「自我」的確已經大大的擴張了; 同時卻又證明「自我」不能無限止的擴張下去,而且最後承認「自我」仍然是渺小的,鬥爭的結果還是一場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個覺悟,覺悟鬥爭之無益,不如與命運、與神,言歸於好,求妥協。當然我把貝多芬的鬥爭說得簡單化了一些,但大致並不錯。此處不能作專題研究,有的地方只能籠統說說。——你以前信中屢次說到貝多芬最後的解脫仍是不徹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說的那個意思呢?——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統治了一千三四百年(從高盧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現代歐洲人的精神狀態決不會複雜到這步田地,即使複雜,也將是另外一種性質。比如我們中華民族,儘管近半世紀以來也因為與西方文化接觸之後而心情變得一天天複雜,儘管對人生的無常從古至今感慨傷嘆,但我們的內心矛盾,決不能與宗教信仰與現代精神(自我擴張)的矛盾相比。我們心目中的生死感慨,從無仰慕天堂的極其煩躁的期待與追求,也從無對永墮地獄的恐怖憂慮;所以我們的哀傷只是出於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發熱的頭腦造出許多極樂與極可怖的幻象來一方面誘惑自己一方面威嚇自己。同一苦悶,程度強弱之大有差別,健康與病態的分別,大概就取決於這個因素。
中華民族從古以來不追求自我擴張,從來不把人看做高於一切,在哲學文藝方面的表現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與萬物占着一個比例較為恰當的地位,而非絕對統治萬物,奴役萬物的主宰。因此我們的苦悶,基本上比西方人為少為小;因為苦悶的強弱原是隨欲望與野心的大小而轉移的。農業社會的人比工業社會的人享受差得多,因此欲望也小得多。況中國古代素來以不滯於物,不為物役為最主要的人生哲學。並非我們沒有守財奴,但比起莫利哀與巴爾扎克筆下的守財奴與野心家來,就小巫見大巫了。中國民族多數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樸實,比西方人容易滿足。——另一方面,佛教影響雖然很大,但天堂地獄之說只是佛教中的小乘(淨土宗)的說法,專為知識較低的大眾而設的。真正的佛教教理並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獄; 而是從理智上求覺悟,求超渡; 覺悟是悟人世的虛幻,超渡是超脫痛苦與煩惱。儘管是出世思想,卻不予人以熱烈追求幸福的鼓動,或急於逃避地獄的恐怖; 主要是勸導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與基督教的信仰成為鮮明的對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於偏執與熱狂之途。——我們的民族本來提倡智慧。(中國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們只看見古人提到澈悟,從未以信仰堅定為人生樂事〔這恰恰是西方人心 目中的幸福〕。你認為亨特爾比巴哈為高,你說前者是智慧的結晶,後者是信仰的結晶: 這個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們的民族性。)故知識分子受到佛教影響並無惡果。即使南北朝時代佛教在中國極盛,愚夫愚婦的迷信亦未嘗在吾國文化史上遺留什麼毒素,知識分子亦從未陷於虛無主義。(即使有過一個短時期,但在歷史上並無大害。)——相反,在兩漢以儒家為唯一正統,罷斥百家,思想入於停滯狀態之後,佛教思想的輸入倒是給我們精神上的一種刺激,令人從麻痹中覺醒過來,從狹隘的一家一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紀元二三世紀的思想情況之下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對中國知識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禮教,從南宋的理學(程子、朱子)起一直到清朝末年,養成了規行矩步,整天反省,唯恐背禮越矩的迂腐頭腦,也養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學、偽君子。其次是明清兩代的科舉制度,不僅束縛性靈,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於功名利祿與真正修心養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反映於《儒林外史》中)。——然而這一類的矛盾也決不象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麼有害身心。我們的社會進步遲緩,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若斷若續,封建時代的經濟基礎始終存在,封建時代的道德觀、人生觀、宇宙觀以及一切上層建築,到近百年中還有很大勢力,使我們的精神狀態,思想情形不致如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的人那樣混亂、複雜、病態;我們比起歐美人來一方面是落後,一方面也單純,就是說更健全一些。——從民族特性,傳統思想,以及經濟制度等等各個方面看,我們和西方人比較之下都有這個雙重性。——五四以來,情形急轉直下,西方文化的輸入使我們的頭腦受到極大的騷動,正如「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侵入促成我們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一樣。我們開始感染到近代西方人的煩惱,幸而時期不久,並且宗教影響在我們思想上並無重大作用(西方宗教只影響到買辦階級以及一部分比較落後地區的農民,而且也並不深刻,)故雖有現代式的苦悶,並不太尖銳。我們還是有我們老一套的東方思想與東方哲學,作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當然以上所說特別是限於解放以前為止的時期。解放以後情形大不相同,暇時再談。但即是解放以前我們一代人的思想情況,你也承受下來了,感染得相當深了。我想你對西方藝術、西方思想、西方社會的反應和批評,骨子裡都有我們一代(比你早一代)的思想根源,再加上解放以後新社會給你的理想,使你對西歐的舊社會更有另外一種看法,另外一種感覺。——倘能從我這一大段歷史分析(不管如何片面如何不正確)來分析你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許能大大減少你內心苦悶的尖銳程度,使你的矛盾不致影響你身心的健康與平衡,你說是不是?
人沒有苦悶,沒有矛盾,就不會進步。有矛盾才會逼你解決矛盾,解決一次矛盾即往前邁進一步。到晚年矛盾減少,即是生命將要告終的表現。沒有矛盾的一片恬靜只是一個崇高的理想,真正實現的話並不是一個好現象。——憑了修養的功夫所能達到的和平恬靜只是極短暫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剎那就要過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靜乃是微波蕩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銳,而且隨時能解決的那種精神修養,可決非一泓死水: 一泓死水有什麼可羨呢?我覺得倘若苦悶而不致陷入悲觀厭世,有矛盾而能解決(至少在理論上認識上得到一個總結),那末苦悶與矛盾並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悶而導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變做遊戲人生的態度。從另一角度看,最傷人的(對己對人,對小我與集體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出發的苦悶與矛盾,例如熱中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懷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實現的人,經常忌妒別人、仇恨別人的人,那一類苦悶便是與己與人都有大害的。凡是從自卑感自溺狂等等來的苦悶對社會都是不利的,對自己也是致命傷。反之,倘是憂時憂國,不是為小我打算而是為了社會福利,人類前途而感到的苦悶,因為出發點是正義,是理想,是熱愛,所以即有矛盾,對己對人都無害處,倒反能逼自己作出一些小小的貢獻來。但此種苦悶也須用智慧來解決,至少在苦悶的時間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訓,才不至於轉到悲觀絕望,用灰色眼鏡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繼續在人生中奮鬥,——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悶才能轉化為一種活潑潑的力量而不僅僅成為憤世嫉俗的消極因素; 因為憤世嫉俗並不能解決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邁進一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我們不怕經常苦悶,經常矛盾,但必須不讓這苦悶與矛盾妨礙我們愉快的心情。
1961.2.7
(注:本文選自《傅雷家書》,題目為編者所加)
賞析
被譽為「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充滿着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的《傅雷家書》,以其思想和文筆而論,幾乎篇篇都是十分精采的雜文。這篇《漫談苦悶》即可見一斑。
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常八九」,遇到種種苦悶是難免的,但在如何對待苦悶上,卻有清濁高下之分。正直善良、不媚流俗的傅雷,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蒙受屈辱,心靈遭受極大的創傷,再加上愛子出走國外,又添一層憂念,在這種極端苦悶的心境下,他對古今中外知識分子經常遇到的所謂「苦悶」問題,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比較和解剖,一方面藉以自遣,表明心志,另一方面也希望兒子在人生之途上,正確對待種種坎坷挫折,樹立一種積極向上、堅強樂觀的人生觀。
傅雷知識淵博,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在這封信中,涉及了世界上許多民族的哲學和文化,諸如基督教、佛教、儒、道以及程、朱理學等等,他都能抉其要義,談得絲絲入扣,如數家珍。讀着這樣的信,你會覺得是在一位睿智老人的指點下,翱翔於歷史的上空,目光為之明徹,胸襟為之開張,有一種「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的感覺。
一般家書,容易散漫雜亂,不大講究章法,但《傅雷家書》中的信,卻封封主題突出,條理分明,精心營構。《漫談苦悶》一文從始至終圍一個問題,不散神,不破氣,舒展而又緊湊。作者放得開又收得攏,放時輕鬆自如,不帶說教意味;收時則明確肯截,毫不含含胡胡。「人沒有苦悶,沒有矛盾,就不會進步」,「苦悶與矛盾並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悶而導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變做遊戲人生的態度」。「倘是憂時憂國,不是為小我打算,而是為了社會福利,人類前途而感到苦悶……倒反能逼自己作出一些小小的貢獻來」,作者這些充滿哲理的話,真是值得做為人生箴言來記取的。
此外,作者在材料的選擇上也是經過細心考慮的,對象既是當音樂家的兒子,所以在信的開頭便選擇了貝多芬做例子,顯得入情入理,更有說服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