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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儒学 黄玉顺教授所创立的一种儒学理论,是当代儒家的一个重要学派,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生活儒学作为一种当代儒学形态,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生活儒学认为,这种观念就是“生活”或者“存在”的思想视域。这种思想视域是孔孟儒学所固有的、而为孔孟之后的儒学(自汉儒直至现代新儒学)所长久遮蔽的观念层级;后者作为轴心时期以后的形而上学,建构了存在者化的“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架构,但却遗忘了先行于此的生活存在。为此,生活儒学对汉语“生”、“存”、“在”、“活”、“道”、“天”、“命”、“仁”、“诚”、“圣”等一系列基本词语进行了系统的训诂考据,并对孔孟儒学思想进行了重新诠释。
生活儒学
生活儒学是 黄玉顺教授所创立的一种儒学理论,是当代儒家的一个重要学派,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因此,生活儒学的本源观念、或首要关键词就是“生活”。这种“生活”观念既不同于西方生命哲学、意志主义的那种存在者化的“生命”(life)观念,也不同于中国现代新儒学的那种同样存在者化的“生命存在”或“生活”观念。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作为“存在”观念,是通过与西方现象学的平等对话而揭示出来的,黄玉顺因此成为最新研究领域“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生活儒学与现象学的对话,主要涉及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E. Husserl)、舍勒(M. Scheler)、尤其是海德格尔(M. Heidegger)。生活儒学批判了海德格尔“存在”(Sein)观念的不彻底性、其“此在”(Dasein)观念对于“存在”的僭越、其“存在”与“生存”(Existenz)观念的分离,得出了“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的思想结论,认为所有一切形而下者、形而上者皆源于生活、而归于生活。
由于对于儒学的这种“生活”观念的重新揭示、或者说是对于“存在”视域的重新发现,生活儒学充分地敞开了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可能,从而既避免了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拒斥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也避免了“原教旨主义”的那种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使得儒学传统摆脱了“魂不附体”(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古代生活方式及其制度基础)的历史尴尬,能够重新进入当下的生活。
由此,生活儒学将人类全部可能的观念区分为三个层级: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这与《老子》思想观念的层级结构是一致的,即:无→有→万物。(《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区别在于:《老子》将存在与仁爱对立起来;而孔孟儒学则认为,生活存在的原初显现正是仁爱情感,因此,惟有仁爱才是所有一切形而下者、形而上者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这才是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分野。这种思想被概括为:爱,所以在。
据此,生活儒学重新诠释了儒家的“性情”或者“情性”学说。传统的儒家形而上学设置了“性→情”的观念架构,也就是“本—末”(性本情末)和“体—用”(性体情用)的架构,甚至得出了“性善情恶”的判断。生活儒学认为,在孔孟儒学那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意义的情感观念,即:情→性→情。后一种“情”(末、用)作为“性”(本、体)之所发,只是一种形而下者的存在,即是一种可善可恶的道德情感;然而前一种“情”却是生活存在的直接显现,乃是存在者化的“性→情”的本源所在。这种本源性的“情”就是仁爱,也叫做“诚”。《中庸》所说的“不诚无物”是说的没有仁爱就没有任何存在者(诚不是物、却生成所有物,仁爱不是存在者、却生成所有存在者);“成己”、“成物”是说的仁爱生成主体性存在者、对象性存在者。
于是,生活儒学的思想系统分为三个层级:
(1) 生活论的存在论。诸如:生活本源、本源的仁爱情感显现、生活的本源情境(前主体性的共同生活)、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去生活)、等等。
(2) 形而上学的重建。包括:主体性的重建、本体论的重建。
(3) 形而下学的重建。包括:关于人的伦理学的重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论的重建。
生活儒学的代表作
有:专著《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文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儒藏》学术丛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儒藏》学术丛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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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黄玉顺(1957—):男,成都人。中国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师从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哲学传人蒙培元先生。原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