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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流调员——负责这项任务的新冠病毒“追踪者”,要尽量在最短时间内摸清楚每个上报病例的活动轨迹,分析出感染途径和传播链,并及时采取措施阻断病毒传播,从而将病毒的感染人群控制在最小范围。他们争分夺秒,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犹如战斗在抗“疫”一线的“福尔摩斯”。[1]

社会案例

有一家三口,岳母先发病,女儿和女婿在岳母发病后6至8天先后发病,3名患者的传染来源始终没有查清楚。而在另外一起家庭聚集性疫情中,父亲和女儿先后发病,传染源也不明确,怀疑其母亲是传染源,但这位母亲因其他疾病不久前已经去世,排查陷入僵局。

后经流调人员细心核查,发现这名去世人员生前曾接触过一例确诊患者,而后与第一起病例中的岳母有过交集,最终两件家庭聚集性疫情的传染源之谜成功“告破”。

“准确找出确诊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至关重要,如果在密接人员发病前就采取隔离措施,可以降低更多人被传染的风险。”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医师刘白薇说。就在与记者对话时,刘白薇又接到疫情通知,要马上赶往北京地坛医院对一名确诊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2]

流行病学调查基本方法

流调员找到“密接者”方法原图链接来自腾讯网

基本功”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副所长贾蕾介绍,目前北京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平均每个病例有十几个密切接触者。可以说,找出这些“密接者”最基础的功夫就是“问”,不厌其烦地问、事无巨细地问,诸如出差转机的细节、参加会议的人数、房屋住所的面积,家里人口的情况……从这些琐碎的信息中沙里淘金,去粗取精,然后顺藤摸瓜、抽丝剥茧、触类旁通,逐步聚焦到所要寻找的密接目标。

如果说每个“密接者”都像“隐藏”在深林里的一根草,那么上述工作正是寻求“旷野迷踪”的第一步。2月10日上午10点57分,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办公室里,流调员曹文栋正在与一名男士通话,那名男士回老家时乘坐了与确诊病例同一趟的高铁列车,当时正在海淀医院隔离观察。

曹文栋在交谈中得知,这名男士在列车里全程佩戴N95口罩护目镜,没有与确诊患者同一车厢,感染的概率较低。虽然这名男士的核酸检测结果还未出,曹文栋仍花了半个小时时间,询问了更多的信息。“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我还会继续给他打电话追问细节,因为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曹文栋,从事疾控工作已经10年有余,他把流行病学调查的过程比作警察办案。“患者提供的信息可能只是‘某天跟朋友吃了个饭’,我们要通过细问,像放电影一样帮患者在脑海中形成完整回忆。有没有聚餐?通过什么交通方式前往?把车停到了哪里?进了饭店是在包间还是开阔的大厅,跟谁坐在一起?……所有的细节都要做记录,这些都是判断后期密切接触者的依据。”[3]

技巧

在流调过程中,让何海艳觉得最棘手的,就是一些被询问人员的不配合。“这个换位思考,我也能理解,本来发热人员就有恐慌心理,再半夜接受询问,更增加了抵触心理。”何海艳表示,她也遇到过被询问人员隐瞒了一些信息。“可能是我在问的过程中,对方没想到,这时我就换一个问题去引导他,可能他就会想起来了。”

何海艳说,长期从事流调工作,让她有对一些问题的逻辑错误非常敏感。比如她在动车客车段流调时,问一名人员,“你去过武汉么?接触过武汉人么?”对方回答“没有”。何海艳又问,“你跑哪条线啊?”这时对方回答“某某线路”,“这条线不是路过武汉么?”面对何海艳的再次询问,对方才恍然大悟般回答,“这也算啊”。“他可能认为,不是特意去的武汉,就不算去过武汉,但其实列车在武汉停车,上来了武汉人,其实已经有接触了。”何海艳解释说。[4]

息县疾控中心流调员:战“疫”途中,与时间赛跑的“逆行”勇士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