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服饰记(元辰)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百年服饰记》是中国当代作家元辰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百年服饰记
百年石墙老屋，堂屋后三间偏水的中间屋里，方形条石火垅里乌烟爆爆，燃着栎树柴火。太阳光通过屋顶的两个塔形亮窗照进来，穿过吊锅钩子，把母亲拿铁勺在吊锅里舀米的图案印到地上。母亲喊我：“拿盆来沥饭，米汤要用来浆包头服子，别让妹妹们偷偷喝了。”
我说：“好呢！”拿过一只瓦盆，母亲提着吊锅，盖上盖子，把浓浓的米汤沥在瓦盆里。看着白玉般流淌的米汤，我馋得直冒口水，别说如果不知事的妹妹们看见了会是什么反应。我说：“把它藏起来，浆包头服子的时候再端出来。”
桃子园方言，对服饰有一条自成体系的称谓，服子就是巾，包头服子，就是包头的头巾。以此类推，绉（偏又念作zong)布服子是毛巾，白布服子、蓝布服子是白布、蓝布巾，洗脸服子、洗澡服子、洗脚服子是洗脸、洗澡、洗脚巾；鼻涕服子用来擦鼻涕，裹脚服子用来裹脚，洗碗服子用来洗碗，抹布服子用来擦灰；围巾却叫围颈服子。对襟、大襟短衫叫汗褂子、短衫子，大襟长衫叫布衫子，大襟长棉袍叫棉衫子，罩在长短棉衣之外的叫幔褂子、幔衫子；贴身穿的叫胎衣服，汗背心叫汗胎子，贴身长裤叫胎裤子（旧时山区男人春秋就一条裤子，里面不穿短裤子，六七十年代才慢慢兴起穿内裤；家境好的冬天里面穿单裤，外衣穿夹裤或棉裤。小儿和女人的兜兜或者兜肚也属胎衣）；穿在胎衣服外面的背心叫背褂子（并分夹背褂、皮背褂、棉背褂）。外地人会弄得晕头转向。
包头服子是妇女们的头饰品，包在头上遮阳、挡灰。用米汤浆过的白布服子、殷蓝士林服子、地灰（即灶灰）染过的灰布服子，会变得硬挺，后面系绾，额前能撑起一对角，很像一只沙撮子反扣在头上，显得精神。老家属石灰岩地区，极少水田，平日主粮是包谷、小麦、红苕、豆类，浆被子、衣服、头巾或有贵客来的时候，才会煮一顿大米饭。
盘扣对襟短褂长裤———六七十年代农村男性主流服装
那时人们的穿戴，跟现在大不相同。桃子园边缘闭塞，民国时间又短，五四以后兴起的兴起的机纺印花布、士林布、市布（平纹布）和学生装、青年装、中山装，没有流行到山区来。乡村主流装束，是兴于春秋的大襟右衽盘扣短衫，缘于胡服骑射而形成的对襟盘扣短衫，盛行于明代的大襟右衽盘扣长衫。男人多穿对襟短衫，女人多穿大襟右衽短衫；男女所穿裤子，都是左一折又一折的大窑裤，讲究的麻一根布带，不讲究的扎一根草绳。各类衣裤有单、夹、棉之分，布料以家机布为主。很多人连家机布也穿不上，衣不蔽体，打赤膊、打赤脚。百年以来，桃子园绝大多数家庭，没穿过长衫。
富人家的孩子才有从小穿长布衫的命。但石灰岩地区，化为地主、踱方步行走的大户极少。小地主和一般富户，也是乡土装扮。男的一年四季对襟短衫，女的一年四季大襟短衫。冬天也多是对襟盘扣短棉袄、棉背褂，能穿大襟盘扣长棉袄的很少。跟城里来往多的富户人家，才有女子穿旗袍。富裕大户、猎户，才有各种皮制的背褂或袄子。桃子园种桑、养蚕、缫丝，却极少人能披蚕丝纱巾，穿丝绸衫。
乡间男人，有身份的带礼帽，土财主戴圆形皮帽，农民戴草帽，儿童带圆形棉帽。老少女性，都包倒沙撮形的服子。内衣，男人为布背心、短窑裤，女人为布兜肚、短窑裤。讲究的人家，脚上穿布袜、平口布鞋、小脚尖尖鞋，一般人穿草鞋。
逢年过节，出席喜庆仪式，一般人家只求有干净整洁短衫穿上身；孩子盼穿新衣，往往是遥遥无期的梦。富裕人家当然会穿上崭新的大襟长衫，踱着方步，显得气派堂皇，却也引无数人羡慕、嫉恨。
盘扣大襟（斜襟）短褂———六七十年代农村女性主流服装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桃子园的冬天特别冷，积雪常达一米多，封冻时间长，农历三月还下桃花雪，不像现在薄薄一两场雪冬天就过去了，桃花杏花也挤进二月与梨花同开了。稍不注意，手脚开裂，冻伤手脚。许多人衣服穿不暖，别说穿鞋子袜子。那时机织棉袜很少，毛袜没有，更没有尼龙之类化纤袜，农村穿的都是手工缝制的布单袜、布棉袜。我上学穿了手工缝制的布棉袜，还要用白布裹好，再塞进大棉鞋，才能不冻脚。
本组刘永天生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父母早亡，赤贫如洗，冬天也是一双赤脚，直到５０年代中期才穿上第一双布鞋，脚上的老茧刀都割不破。和我父亲同一个爷爷的族叔袁先聪５０年代中期２０多岁，也穷得穿不上棉袄、鞋子，家口轻的时候，我母亲做过新鞋送给他。
那时下雨天，除小脚老太外，都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极为讲究的人家，把桐油熬成清油涂在布鞋外面，形成厚厚一层保护膜，作雨鞋穿。在外工作的人，才穿胶底球鞋、瓦口胶鞋。
直至８０年代，多数农村人都穿自做的布鞋、自打的草鞋，除学生以外，买鞋穿的极少。流行的布鞋样式有平口布鞋、器眼高帮鞋、穿带棉鞋和立口拉链棉鞋。我见过极为讲究的麂皮烟荷包，从未见过有人穿麂皮棉鞋的。皮鞋90年代以后才在农村青年人中兴起。
５０年代中期，南垭街上的裁缝杨宣南率先在本地兴起新式服装。他原是传统手工裁缝，头脑敏锐，应时之变，第一个买了缝纫机，承接新式服装定做。1956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父亲买了蓝市布，带我到杨师傅的裁缝铺，给我做了第一件学生装，并给我买了第一支电水笔（钢笔）。穿上新式制服，挂上电水笔，颇有“工作同志”（乡下群众对下乡国家干部的称呼）的范，让我得意了好些天。
父亲1953年入党，从贫协主席、初级社长当到高级社长，常年晚上在外开会，母亲怕他冬天挨冻，1956年请裁缝师傅给我父亲做了长棉袍、长布衫，但未到冬天，压在箱底未穿。到了冬天，四叔家盖石墙房子，同一个社的柳先德来帮忙，不幸发生事故。立大门门柱后，往横眉上压两头的砖板石，四四方方的砖板石落下，砸死了柳先德。这是天大的事，人家义务帮忙，无辜丧命，四叔当然得给人家下葬。那时盖房，都是借粮借油借肉借工，负债把房子盖起来，再慢慢还工还债。受害人家里要求也不高，长衣长衫把人埋下去，不要其它什么赔偿。可事发突然，要置寿木，要请道士罡神起煞做法事、请阴阳打罗盘看地、要请家铘吹吹打打、请帮忙的抬上山，哪有时间和精力连夜扯布请裁缝赶制寿衣？父亲便把一次未穿的长棉袍长布衫拿出来，借给四叔为柳先德装老。一场事故，房子没做成，欠了一身债，得先还别人，自家哥哥当然放到最后。债还得差不多，又进入困难时期。七八年之后，咬牙陆续还回的是钱和布票、棉花。那时已不兴长布衫了。父亲一辈子穿对襟短衫，哪怕五六十年代当村组干部，经常到分乡、宜昌开会，做制服也很少；我当兵之后的70年代，穿的是我带回的灰蓝援老筑路民工服和草绿色旧军装；九十年代后才穿我和弟妹们买的成品衣裤。
长袍马褂礼帽、长衫礼帽、长袍马褂褂皮帽、盘扣长衫礼帽文明棍———身份地位的象征
母亲说，国民党时期的插旗乡乡长袁当界，穿长衫，带礼帽、墨镜，拄文明棍，是地面上老大、政界老大、袁家祠堂宗字派老大。我父母得叫他大爹。我祖父和大伯1937年先后病死，父亲16岁，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才一岁，祖母一人带七个孩子，害怕接近成年的老三老四被抓兵。袁当界迈着四方步来了，迎到堂屋，献上茶。他摘了墨镜，品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弟妹呀，你这个老二身体不行，不会抓兵。但老三老四马上成年，不入伍肯定说不过去，我这个乡长也不能一手遮天。所以，我帮你出个点子，卖山卖田，筹钱走门子，去当国军长官的勤务兵，比被抓去上战场当炮灰好啊！”
祖母穿着蓝士林布大襟短衫，黑粗布裤子，小脚收得很拢，双手抱在面前，低声说：“大哥说得对，我们筹钱，麻烦您找门子。我家老大就是抓兵得病死的，老三老四不能再出事啊。”
袁当界说：“都难啊。谁家孩子当兵都不乐意，我这个乡长总得得罪人，不硬抓怎办？我不抓你家老三老四，找门子送他们去当勤务兵，已经给足面子。可托人的钱我也没有啊，你们得赶紧筹钱。赶不上就要硬抓了。我过几天再来。”
祖母哪能让乡长白跑呢，求人帮忙认的是钱。连忙说：“大哥别走了，我弄饭去。老二去喊几个人来陪大爹打牌。”
乡长打牌，自然是“钱路”之一，不是“与民同乐。”管你困难不困难，只要上桌就下得了手。打一下午意犹未尽，接着挑灯夜战，一直干到大天亮。输的自然是东家，求人办事，赢钱不是找死？后来三叔和四叔真去国军当了勤务兵，只不过家里财物耗费不少，负债累累，生计更加困难。四叔没干几年就回家了，三叔一直干到解放后，转业时是解放军的副连长。
大襟盘扣短衫、尖尖鞋、毛边布鞋———旧时农村妇女、老太太的日常装束
祖母是今南岔湾村李家淌人，娘家乃殷实之家，有田有山，住天井石屋。她性格风风火火，对穿戴却从不马虎，估计是从小受家庭影响。从我记事起，到她1997年99岁高龄离世，总是穿戴得干干净净。没有绫罗绸缎，没有霓裳华服，没有金银首饰，就是以自纺自织的家机布乡土装扮，但她会选择染布的颜色，会裁剪，会浆洗，补丁也整整齐齐。她穿过最好的布料是蓝市布和蓝士林布，很少穿咔叽布，唯一的化纤布料是我妻子买的。非常普通的衣服她一穿，也显得有气质。爷爷和大伯去世后，她一人把七个子女带成人，打扮整洁的习惯还能坚持到老，那是多么不容易，。
上世纪50年代，她已年近六十，小脚上穿的尖尖鞋都是绣了花的。荷花，蝴蝶，蜻蜓，牵牛花，无不栩栩如生。有亲自绣的，也有俩幺姑给她绣的。我母亲和婶娘大多童养媳出身，没学过女红，成年就拖儿带女，也没时间，绣花手艺都不行，最多只能绣个袜底子。
祖母70以前还帮小叔带孩子做家务，衣服都是自己浆洗补连。我翻过她的鞋篓和样包，都是很美的艺术品，一般人家比不上。竹篾做的鞋篓，做工细，上清油，画出红的黑的道道，精致，好看。皮纸褙的样包，也上清油，描龙绘凤，不像我母亲的鞋篓和样包那么简单粗糙。
80而后，祖母在父亲、四叔、小叔三家之间推磨供养，她走到那样，衣服总都整齐有形，包头服子额前的两支角总是平平展展，换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百年桃子园人物，一生保持整洁习惯的，祖母是第一个。祖母夫家亲侄女、当过分乡场居委会主任的姑妈袁先英，也是一生讲究整洁，穿得干干净净。还同组的全妈全顺英，当过插旗大队妇联主任的姨妈徐学英，比我们家都困难，却“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从不认为破衣烂衫就不能补得整齐、洗得干净、穿得得体。四个小脚老太，一辈子穿灰黑蓝布大襟短衫，始终保持着乐观心态和美的向往，没有放弃对生活的信心。可惜他们没有赶上现在的好时光，不然她们穿上各式服装，往聚光下一坐，一定是最有中国气质的老太太。
50年代的立领青年装、中山装、女士列宁服、中式女裙装
上世纪60年代，我姊妹六个尚未成年，一大家人要吃要穿要上学，只父母两个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又是农村干部，出工开会，根本顾不了家里。母亲给生产队喂四头牛年年超额交栏粪折算四五千分，比父亲挣得多，但依然是缺粮户。上学、做衣服的钱哪里来？母亲盘算之后，坚持养一头母猪，猪儿一年卖100多元，七八十元做我初高中一年的学费生活费，剩二三十元积攒起来，安排给全家人做换洗衣服。钱不够，每人每年三尺布票不够，想方设法托熟人从供销社卖布头子，省一些钱、票，尽一切努力把一家大小穿戴安排好。日常称盐打油、生病吃药、四季照明，则靠没日没夜抓住季节打山货，摘金银花，挖麦冬柴胡，捡橡碗木子，刮构皮桐麻，积积攒攒，断盐断亮的日子还是不少。
我上高中长个子，棉袄无法穿了，家里的钱周转不过来，母亲打听到五婶的妹妹有旧棉袄出让，给足布票和不多的钱，就可到手。母亲便约五婶找她妹妹，把她穿过的蓝色棉袄换了过来，高二高三两个冬天我才有棉袄穿。
在农村不会打草鞋，做不了男人，这是千百年传统。60年代末我回家参加农业生产，打草鞋是我学的第一项技艺。下雨天，父亲把我叫过来，教我搓绳子、结经款、起鼻头、理草麻、放前后掌、收腰收跟、加耳款，打好后捶打整型。小时学过编篾篮、织捞兜，上手很快，而后两年间干活穿的草鞋，都是我自己打。
打草鞋讲究爽脚、耐穿，材料就很重要。棕叶绳骨稻草鞋，得了容易，不经穿，最多三天就得换；棕绳棕衣打的棕鞋，耐穿，但湿水后收缩变硬，扎脚，容易磨出血泡，脚皮不是特别粗糙的一般不穿；各类麻绳骨麻皮捶过打的麻鞋，当数线麻好，但线麻要用来到麻索纳鞋底，供销社收购的价格还高，不会用来打草鞋；其次就属桐麻树皮飘过整理出来的桐麻，软软的白白的，打成草鞋，爽脚又耐穿；然后数枸树皮了，只是那层黑皮很难出尽，打成草鞋麻麻花花的，不太好看，双脚程度也不如桐麻鞋。收集家里破布条，编一双布筋鞋，舒服耐穿，当然最好。但是布筋难收，我只打过一双布筋鞋。
那时，夏天我穿的是三寸布票买一尺的帐子布做汗衫、短裤。汗出全身赤裸，毛发毕现，十八九岁，我情何以堪？只好找一块蓝色布片，缝在里面遮羞。夏天烈日炎炎，去南垭给母亲抓药，没鞋可穿，那段时间生产队特忙，草鞋穿完没时间打，赤脚踏在沙谷上，烫得火烧一样，咬牙才走过一里多，踏上泥土，虽然并不清凉，感觉却好多了。我参加大队和管理区的文艺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衬衣可穿，每次借五叔的。借了还，还了借，直到1969年底我当兵入伍。他那白色新衬衣基本上是为我做了。
80年代以前，农村离不开草鞋
一家八口，一年要十来双布鞋，才勉强够穿。除了得买布以外，其余从种线麻到刮线麻、打索子、煮索子、褙衬、填底、填帮子、纳鞋底、绮帮子、上鞋，都得自己一手一脚，这对母亲是多大的压力。正如山歌里唱的“歇不得啊，女人歇不得”，母亲若歇，一家就得忍饥挨冻。哪个女人舍得丈夫和儿女挨饿挨冻呢，母亲总是风风火火的，拼死拼活。“丢下锄头捡棒头”，嘴里高喊：“老大挑水去！老二往灶里着火！大女子赶牛喝水去，二女子把晒的衣服收进来，三女子带好小妹妹！”
雨天不上工，线麻成熟了，冒雨一捆捆割回来，父亲母亲带我在屋檐下刮线麻。父母右手持竹刀片，左右持麻杆，竹片在麻杆中向一端顺麻杆捋出，雪白的麻杆芯飞出去，深灰的麻皮落下来，换手倒过另一端，再一捋，就把干干净净的麻瓤搭到傍边架起的竹竿上。我的动作没有这样麻利，一根麻往往要三四刀才能刮干净。
线麻晒干，再到下雨天，就捋起裤子，在大腿上捻麻索。父母腿上的汗毛早蜕光，捻的技术也好，一根麻索很快打好。我十八九岁，满腿汗毛，手一搓，汗毛不起来，生疼。母亲说抹些地灰（灶灰），疼得轻一些。几天之后，毛蜕光了，皮变粗了，再捻麻索就好多了。
秋天橡子成熟，大人小孩见缝插针找时间上山捡橡子和橡碗。橡碗卖钱，橡子磨面打橡子豆腐，也用来褙衬。初冬天晴，母亲提出鞋篓，找好布片、毛竹笋壳叶，打好橡子糊饾，让我搬门扇、窗扇，帮她褙衬。我管刷浆糊，她管铺料，一块块接得整整齐齐，用橡子糊饾抹得平平展展，褙两到三层，然后放到太阳下晒干，收存起来，有时间就可以下样。我是家里老大，男工女活都得学，也都会那么一点点。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军装
我参军后的义务兵期间，家庭每年有3000工分照顾，弟弟当赤脚生，大妹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还有三个妹妹在读高中和初中，缺粮缺钱依然没有好转。日常家用主要靠大妹每个月五元的国家补助。七十年代中期我与妻子恋爱，送给她的最好礼物是一块凡尼丁布料。她送给我的是一件手织毛背心。那时，尼龙丝袜、的确凉刚刚流行，一般人也是买不起的。我在部队也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才穿上的凉单军装和涤卡棉罩衣。
妻子曾在布匹柜工作，常买下布头，给自己家和我家弟妹们做衣服。弟弟谈了对象，我送是混纺毛线。自己结婚，只给妻子买了布料，没有买衣服，更没买首饰，那时不兴这个。80年代初才给妻子买了第一套成品衣服，天津产蓝天牌蓝毛呢西装，很俏，她喜欢，穿了很多年。后来给她买的衣服，都看不来，一次都不穿送人，再没自作主张给她买过衣服。1990年出差深圳，才在中英街花1100多元给她买了一条13g的金项链。当然是从两人家庭手中开支，个人没这多私房钱。
六七十年代，服装色彩与款式十分单调，千篇一律的绿军装、灰中山装、蓝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八十年代，处于服装变化的前期。城市里开始流行红裙子，女孩子脱去了暗淡的外衣，穿着色彩鲜艳的编织毛衣，时髦的男青年一边跳着霹雳舞，一边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但大多数人都穿着仍然以黑蓝灰为主流色调、中山装、青年装、职业装为主流样式，夏天男人依然多穿白色圆领短袖汗衫、白背心加的确凉衬衣；女人多穿各色短衬衫加长裤或布裙。T恤、夹克、休闲装、西服、皮装、超短裙、包臀裙、牛仔装城市不多，乡村尤为少见。城镇青年多已穿上皮鞋，乡村仍然较少。
八十年代我到华师读书及毕业后在县委政研室工作期间，着装仍以穿过军服和买布加工的制服为主，布料以棉布、的凉、涤卡为主。我岳父在城关镇当副书记和人大主任，服装仍以老式对襟装和中山装为主，一辈子没穿过西装。我父亲在乡劳动，最好的衣服也是我穿过的军装和青年装、中山装、西装短裤，做新衣很少。
七八十年代，织毛衣毛袜几乎是城乡青年女性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艺，机织毛衣很少，那时一般人的收入也买不起。我的第一件毛背心是妻子70年代打的，第一件毛衣是70年代中期战友杨功元的妻子到部队探亲打的，因小了又请战友向希春的妻子重织。1976年结婚以后到整个80年代、90年代，妻子不仅包了一家三口的毛衣毛裤毛袜帽子围巾的编制，还为父母兄弟、朋友的小孩甚至我的同学编制了无数件毛衣。加之经常常年低头清仓，颈椎突出非常严重。一件毛衣拆拆打打，要穿几代人。新世纪以后，才穿上机织成品毛衣。
农村说“三岁孩儿置棺木。”人老归山，讲究是孝道报恩和人生尊严。因而，家有老人的，子女们很早就要替父母准备归山衣被，不然就仓促被动。80年代起，我和妻子就开始为两边父母准备装老的衣被。白布蓝布黑布红布棉花准备了几箱子，但后来并没用上。一是这些东西放在家里，需要用时父母就拿出来用了，二是新世纪以后有了全套装老的商品，比手工做的好多了。新世纪以后，四老80多岁走时，穿的都是象征大富大贵的丝绸寿衣。原来的准备没用上，只是尽了一份心。
新式T恤衫
九十年代才是城乡服饰大变化的时代。90年代的服饰，追求品位，讲究个性，色彩、样式多变，连职业装也传递着温情的个性信息。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西装、牛仔装、夹克、T恤、休闲装、唐服、汉服、镂空服、超短裙、包臀裙、牛仔帽、网球帽、贝雷帽、水手帽、钟型帽、太阳帽、棒球帽等等应有尽有；布料也由于纺织技术的进步而品类繁多，化纤、毛呢、羽绒、皮草、丝绸、棉纺等等，五色斑斓，各取所需；成品服装质量趋于稳定，价格趋于大众化，服装商开始注重品牌培育；农村也开始大量购买价廉物美的中低档成品服装。我一家三口也是90年代才开始卖劲牌毛料西装、毛呢长短大衣、中档T恤、丝绸衬衣和各式夹克、旅游鞋。父母也穿上子女们买的成品装，用上皮腰带。妻子给父母买衣服是我们有什么他们就有什么，她征求我意见时，我总是说，一切由你做主，我不会打半点嗯顿。
夷陵区服装业也盛于90年代，县服装厂的牛仔服、申昌服装厂的申昌系列服装、引进的太空棉衬衣，曹万春、易万富的个体服装，小溪塔镇在我岳父主管工业时兴办的一服装、二服装、小溪塔皮鞋厂，都曾红极一时。紧俏时，周边县市的人要买产品，都得领导批条子才能及时提货。可惜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波以及市场行情、体制机制多方面的原因，坚持到现在的唯有申昌服装厂和曹万春的家庭服装厂。
宜昌申昌服饰有限公司前身为申昌服装厂
进入新世纪，虽然经历了“改革潮”“下岗潮”“非典”美国“次贷危机”“新冠肺炎”及美国单边贸易对抗等波折，造成极大困难，但对中国这个服装大国的发展势头及城乡人民的穿戴影响并不很大，除绝对贫困人口外，城乡服饰依然朝着更加注重品质和个性的方向发展。而且大多数人的穿着已经没有明显差别，再难从服装上分出谁是城里人谁是乡下人。
我和老伴虽然成了绝悲的失独老人，经济上并不困难，退休金足够正常消费。衣服鞋帽可以说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电视购物，网络购物，先验货再付款，不中意还可以退，老伴几乎成了购物狂，不仅给自己和我买了一件又一件，还经常买衣物送朋友、邻居。他弟弟和弟媳给我们买衣服，也常常出手一件数百元、几千元。我们都是普通工薪族，秉持穿衣得体即可、大众化即可、并不追求高档享受。十几年积累下来，还是几大柜堆满，许多衣服一年一次也没穿。老伴嚷嚷：“不穿的扔掉，好的送社区捐物箱。你看本村农民都一包一包地扔了，留着那些不穿做什么用？”舍不得扔不是不愿捐助他人，是苦日子过惯了养成的习惯难以改变，另外我也怀疑真有贫困者愿意穿别人的旧衣服，与其捐旧衣物，不如捐几百元现金或者买新衣服捐，我心里还好受一些。
精准抚贫、全员小康之后，虽然还有动态贫困的问题，但吃饭穿衣应该不再属困难范畴。我小叔一家三口都在六十以上了，而且有病，房子也是国家扶持重做的，列入农村低保，享受绝对贫困户照顾。今年清明时节回乡，我给婶五百元略表心意，她推辞再三才收下。她告诉我，各项补贴和照顾、养老金加起来，一年快两万元，吃饭穿衣没问题。住院费用自费部分如果太高，也有政策途径解决。一家人的穿戴也不显寒酸。真正困难的，是一年老一年（小叔83，小婶78，智残弟弟61，另一个能干的弟弟早逝，三个妹妹出嫁在外），多病，生活料理困难。她还一再说，你也老了，不要担心我们，党的政策好，生活没问题，你们放心。
对于绝大多人来说，服饰和交通、通讯、饮食一样，变化地覆天翻，未来服饰消费只会越来越讲究个性品质和审美感觉，增加内心的幸福指数。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解决占世界人口23%的穿衣吃饭，这个成就得来何等不容易啊。[1]
作者简介
元辰,本名袁国新，1948年9月生，宜昌夷陵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