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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规身
[ 原图链接]竺规身夫妻

中文名: 竺规身

曾 名: 桂笙

字: 善怀

籍 贯: 浙江奉化


竺规身(1883~1978年),曾名桂笙,字善怀,浙江奉化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来上海谋生,24岁时接触基督教,光绪三十四年在慕尔堂受洗。宣统三年(1911年)任该堂传道员,以后,又自学监理会所规定的课程,民国6年(1917年)升任牧师。民国13年 被监理会派赴哈尔滨布道,民国17年回沪再度担任慕尔堂牧师。[1]


民国26年,竺规身离开监理会,接收一希腊传道人留下的教堂康定路荣耀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堂。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基督教的一些小教堂,形成一个松散的团体,民国31年定名上海灵工团。民国35年灵工团开会选举竺规身为终身监督。1952年竺规身在延安中路另建新堂,称锡安堂,竺任该堂牧师直至1958年退休。1955年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竺规身被选为第一、二届副主席。


生平经历

年少艰辛,上海归主


竺规身于1884年6月29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大埠镇后竺村。其父半农半商,兄弟姊妹五人,二姊二兄,父四十九岁,母四十一岁时生他。他九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年幼时曾入私塾三年,读百家姓、三字经以及四书五经。由于他甚喜读书,深蒙老师厚爱。父亲亡故后,分家时他分到一间房子。从十三岁起,为地主放牧耕牛和砍柴谋生,期间自学功课。十七岁起,由亲戚介绍往上海何元通字号“正大车行”当学徒,由于他勤劳刻苦,人品又好,被店主的外婆看中,并将自己的女儿李亚许配给他。1907年正月二十日结婚。


在岳父母支持下,婚后他自己开店,经商得道,生意不错。一日在路旁见一老人售卖福音书。出于好奇他上前询问,老人简单地向他传讲一些福音道理。于是他买了一本福音书回去,细读之下,深受感动便开始到附近的卫理公会慕尔堂(1958年起改称沐恩堂)听道,风雨无阻。起初遭到拜佛的岳母和妻子的反对,但后来他们见他生活有很大改变,也就改变了态度。多年后,因竺规身不懈的努力和感召下,她们终于都信主入教。竺规身于1908年6月在卫理公会上海慕尔堂受洗归主,同年开始教会事奉,甚得教牧及信众好评。当慕尔堂时任负责史友兰牧师去世后,在蔡牧师接任前,他和范子美担负起讲道工作,做义务传道有三年之久。


全职侍奉,东北宣教


上海慕尔堂在蔡牧师到任后,蔡多次劝勉竺全职侍奉。1911年7月1日,蒙召弃商奉献作全职传道。不久他参与卫斯理宗在虹口的一次帐篷布道大会,得三百多人信主,引起很大轰动。两年后他被调往江苏省太仓县鲁家汇基督教会做主任传道。竺规身在其个人的生命中与工作中,总感觉缺少些东西,他盼望自己被圣灵充满。这时有苏州使徒信心会兴起,他就去参加该会的聚会。1915年5月20日晚祷时领受圣灵洗礼。不仅他自己得到复兴,也为他所在的教会带来复兴。1917年竺规身被按立为牧师。当时丁立美牧师等人发起国内布道运动,到边疆地区去宣教,竺规身便投身于宣教运动。1924年4月竺牧师与霍牧师、梅先生,远赴东北宣教,一同创立了哈尔滨教会。后来霍牧师因休假离哈,梅先生因那边学校不甚需要,也离哈回沪,只剩竺牧师一人在哈埠传道,共四年八个月。蒙恩信主者九十六人,外埠旅哈信徒加入本堂者四十余人,他们都是在铁路邮政、海关、盐务、工厂公司等工作,还有记名慕道友约一百余人。每逢礼拜,座无虚席。后来为购地建堂募集一万余元基金,后任张牧师造了礼拜堂。


善牧群羊,创立新堂


竺牧师因其岳母年迈不便出门远行,又因子女上学不便,于1928年底回上海慕尔堂工作。与俞止斋牧师同工,俞为主任,竺为协理,共同筹建新堂,1930年冬新“慕尔堂”落成。次年“一二八沪战”发生,虹口与闸北居民都逃难至市中心来,当时还是租界,“慕尔堂”就收容难胞一千余名,至沪战结束为止。1931年冬年议会,俞老牧师升任为上海教区长,竺由协理升为主任牧师。同工同道都同心协力,教会发展甚速。


三十年代初,神的忠仆宋尚节博士福建来上海,竺说服卫理公会高层同工,借岀慕尔堂给宋博士开布道大会。蒙圣灵恩膏,布道会空前成功,此后全国各地请宋博士前去布道的邀请函源源不断。宋博士南征北战,他在华东地区的主要译员就是竺牧师的大女儿竺临恩。宋博士在回忆录中,由衷感激大他二十岁的竺规身前辈。


1936年5月,上海康定路基督荣耀会邀请竺前去牧会,该会由美籍希腊裔斐雅各牧师1920年代创立。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斐雅各离沪返美。临行前,他特别邀请竺规身担任该会牧师。此后竺接过该会工作,改组后改称为“中华基督教堂”,请桑安柱牧师负责,竺作义务指导,他此时在福音电台工作。桑牧会三年后应邀赴香港伯特利教会服侍,竺只得辞去福音电台的工作,来担任“中华基督教堂”的圣工。教会一年兴旺一年,可以自养自立。抗战时期,竺牧师同时在上海福音电台担任主任三年,在甘氏圣经学校教先知书一年多,在上海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坚守抗日阵地的四行孤军中做布道事工,传扬福音。四十年代中期,竺规身应邀主持上海灵工团。当时灵工团有42间教会,会友7000多人。1946年被选为上海灵工团终身职监督,推动福音工作共十二年之久,成为令人景仰的属灵领袖。


竺牧师是中国教会走自养自传道路的先锋之一。1948年“中华基督教堂”租期已满,竺发动本堂信徒祷告、奉献,以图自建新堂。1950年,购置延安中路1125号周姓基地一块,计一亩二分。1952年9月,建堂照会领到,11月3日举行奠基典礼。1953年4月5日新堂落成,第一次举行圣餐礼拜。新堂堂名“锡安堂”,该堂完全依靠本堂弟兄姊妹祷告奉献建成。这是1949年以后上海兴建的第一座大教堂。1953年4月15日,正式举行献堂典礼。到会人数约有一千余人,众人喜乐,难以形容,末了全堂高声三呼哈利路亚。上海基督教锡安堂的创建,是竺牧师事奉人生的里程碑。在竺作为灵工团的监督时,该堂也作为上海灵工团团址。


笃信不移至死忠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竺牧师被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1954年7月22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于北京召开,竺牧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做大会发言。8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竺牧师当选为常委。1955年4月,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陈见真当选主席,竺牧师当选为五名副主席之一。1958年8月,竺牧师因超过教会工作年龄,主动提出退休。是年9月第一个礼拜,上海教会合并,举行联合礼拜,有五个堂合并在竺牧师创立的锡安堂。竺牧师退休后继续文字传道, 为其五女翁竺佩恩所在的巴西圣保罗城华侨基督教会撰写了20多篇证道讲章(后被编为《竺规身牧师证道集》,先后在国外、国内出版,使众多弟兄姊妹灵命受益)。1963年2月3日,他特别在寓所客厅里举行“八旬寿辰纪念主恩感恩礼拜”,教导后辈:“别的可失,神的恩典不能失去”。因为家中写字台玻璃板下的“洪水降临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的圣经经文,竺牧师被人蓄意曲解为“别有用心”,又因专为巴西教会写的这些证道讲章而加上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吃尽了苦头。


1966年一个深秋的夜晚,刺眼的灯光下,满头白发、八十三岁高龄的竺牧师被挂着“批斗牌”,赤脚站在一条狭窄的板凳上,被一帮人连续批斗了几个小时,轮番折磨之后,紧贴着竺牧师的耳朵大喊:“只要你承认过去几十年的传道都是骗人的,我们就放你下来。”老牧师的右耳即时被震聋。这时,已经疲惫不堪的竺牧师拼尽全力,大声回答:“你们今天就是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不认耶稣!”在“横扫一切”的“文革”风暴中,许多牧师、传道人公开放弃信仰,但时年83岁高龄的竺牧师却宁死不肯否认基督。众信徒因此得到极大激励,对主的信心倍增。竺牧师一直被禁止外出、家中圣经书柜被贴封条,经受大小批斗不低头。在此期间,他天天背诵圣经金句、时常颂唱赞美诗《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还为《启示录》金句配上常用赞美诗曲调, 以“可唱可背”,以神的话激励自己,并激励其后人“要在赞美诗上多下功夫”、决志圣乐事奉。竺牧师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直到文革过后、在他归天前一年,才获平反。


1978年2月,卧病在床的竺老牧师硬是撑起虚弱的身子,坐起身来,用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其后人的手,再三叮嘱:“要相信,要相信,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要相信耶稣!”两个礼拜后,2月27日凌晨四时,竺规身牧师在上海离世,荣归天家。在尽量少通知人的情况下,仍有四百多名教会会友赶来参加追思会,送别这位至死忠心的主仆。翌年1979年,上海教会开始复堂礼拜,从此中国的基督教会走向复兴。竺牧师百余名后辈的足迹今天已达中国各地、欧洲、美洲、拉丁美洲和澳洲的主要国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见证所信的独一全能真神。


竺牧师在世95年,事奉中国教会长达50年。他敬虔度日、圣洁自守、坚守主道、笃信不移。他至死忠心的高风亮节成为主仆的楷模,他的劳苦主必赏赐。正如他爱唱的《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中所说,“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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