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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贾敬
被曹雪芹以导致贾府“箕裘堕败”相责的贾敬，却在书中很少“出场”，着墨不多，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他的作用是被作者夸大了，他担不起使其家族“箕裘堕败”的“重大责任”，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笔者通过仔细研究后发现，曹雪芹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尤其是通过对贾敬好道和贾敬之死的描写，对明清两朝两帝——嘉靖与雍正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批判，而其中主要的目标则是与作者家族命运发展有密切关联的雍正。因此，笔者认为，贾敬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不但不应该被视为可有可无，反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关于曹雪芹是否通过《红楼梦》人物形象对清皇室重要成员有所隐喻的问题，又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见，但牵强附会、漏洞百出的说法却也不少，甚至以考证之名，行索隐之实者，一时间也甚嚣尘上，大有“索隐派”死灰复燃之势。但是，曹雪芹创作的毕竟是小说《红楼梦》而不是在写野史或者什么《清宫秘传》，所以那些自欺欺人的考据或者索隐，除了让人觉得荒诞可笑之外，也就不足与之辩了。不过，应该承认，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摆脱不了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对它的影响。对于与作者及作者家族生活变化休戚相关的人和事、甚至包括主要的皇室成员，作者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尤其是曹雪芹这样感情激烈、爱憎分明的天才作家，在创作一部家族兴衰题材的小说时，用自己的如椽巨笔对这些人和事或多或少地加以褒贬，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然，由于受到作者本身对这些人和事的认知程度、感情因素等的制约，所以其褒贬的客观公正性也同样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笔者以为，用客观科学、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也是完全必要的。
目录
红楼梦中贾敬人物形象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曹雪芹不能将这些褒贬直白的表现出来，所以他不得不象他的偶像晋人阮籍一样“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致使“百代下难以情测”(李善语)(1)，而只能用“隐寓”的方式来体现，也就是将“真事隐去”、代以“假语村言” 。为了做到这点，作者可谓煞费苦心，用脂批的话说，就是“作者之笔，狡猾之甚”，提醒读者“……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法)’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蔽)了去”(甲戌本第一回)。
以下笔者就试从书中贾敬这个人物来探讨曹雪芹对明、清两代皇室的一些隐喻。
一、贾敬在书中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他在书中的作用被作者夸大了，是可有可无的。如沈治钧教授在其新作《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就直截了当的提出“贾敬这个人物在书中并不重要。他很少出场，并且在六十三回就死了，可以说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当中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除了世系符号之外，他仅有的功能是承担一个‘养不教’的罪名”(2)。那么在作者笔下作为贾氏家族的长房单传之孙(其兄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第三代的族长(此可从其长房地位及其子贾珍乃贾府“现任族长”而推知)、导致贾府“箕裘堕败”的这个贾敬，在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中就真的只起到这么个作用吗?而综观全书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贾敬除了沉迷于“修仙炼道”和不理家、不教子外，确实发现不了他还有其他任何劣迹。但仅凭这些就把导致偌大贾府“箕裘堕败”重大责任归咎于他，显然又于理不合。相比之下，如果把这四字用在其堂兄弟贾赦身上，似乎倒还要合适得多。那么曹雪芹塑造这个人物到底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如果不是，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箕裘堕败皆从敬”到底又所指何意呢?
笔者认为，曹雪芹在贾敬这个人物身上，是煞费苦心的，因为他要利用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载体，来承载一个重大的隐喻——那就是对明、清两代皇室的代表人物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熟悉《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根据脂批的提示，曹雪芹在书中人物的命名上，多喜用谐音。但脂批的提示，人名用谐音的如“甄士隐”(谐“真事隐”)、“贾化”(谐“假话”)表字“时飞”(谐“实非”)、“霍启”(谐“祸起”)、“卜世仁”(谐“不是人”)等等，不胜枚举。但以上提到的都是曹雪芹的亲友、而且熟悉、甚至直接影响曹雪芹创作的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明确批出的，且皆是书中贾府的“外围人员”。而对于书中贾府的主要成员的命名，除了几位女性如“元、迎、探、惜”四春(谐“原应叹息”)外，对其余男性主要成员，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其中至少是有一部分人作者也必定会有所隐喻，但是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偏偏在其批语中讳莫如深、一字未露。如“贾政”一名，俞平伯先生就径云：“贾政者，假正也，假正经的意思”(3)，很多学者也都同意此说。而台湾的学者高阳等则又从其表字“存周”和曹家家世的研究上分析认为是谐“假政”(4)。为什么在这个名字的谐音寓意上会产生歧义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脂批做明确的佐证，所以导致我们对作者的原意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臆测。而脂批为什么对贾府主要男性族人名字的谐音一字未批呢?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贾府主要人物的名字或故事可能涉及到作者曹雪芹和批者脂砚斋、畸笏叟等的亲属，因而出于“为亲者讳”的原故，批者不能批出。正如冯其庸先生所指出的：“《红楼梦》确实不是曹雪芹的自传，所以‘自传说’是错误的。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素材来源，却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这是事实”(5)。所以不排除这些人物的故事蓝本涉及到作者和批者的长辈尊亲的可能;二是这些人物的名字或故事还可能隐射到其他“更大的人物”，批者不敢批出——如本文要探讨的贾敬就是其中一例。
二、贾敬与嘉靖的比较
首先，“贾敬”二字最明显的谐音就是明世宗皇帝朱厚熜的年号“嘉靖”。不但这两个名字(通常人们习惯用皇帝的年号来代替皇帝的名字，本文也同)是谐音，而且这两个名字所代表的一虚一实两个人物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的地位、性格爱好上也惊人的相似甚至相同：
1、 二人在各自环境中的地位相似。
如上所述，《红楼梦》中的贾敬乃是贾氏家族的族长，而嘉靖则是大明王朝的皇帝，因此可以说二人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地位差相仿佛。
2、 二人的爱好相同，均是“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
我们先看曹雪芹在书中第二回通过冷子兴之口是怎么介绍贾敬的：
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馀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6)。
这里明确告诉我们贾敬“一味好道”。巧得很，历史上的嘉靖皇帝对于“修道”和“烧丹炼汞”的痴迷，恐怕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兹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世宗起自藩服，入缵大统……以故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举。惟备福于箕畴，乃希心于方外也”。根据相关记载，“即位不久，明世宗即在太监崔文等人的引诱下，好方术鬼神之事，日事斋醮”(7)。而且，由于他是皇帝，所以规模也搞得很大，据《明史.卷206》记载：当时的斋醮在“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暖阁、东次阁，莫不有之。”因为有与贾敬一样的爱好，所以嘉靖也非常喜欢“和道士们胡羼”。以当时最得他宠信的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为例，他先封邵元节为真人(《明通鉴.卷52》)，后“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其租”，甚至给了这个道士礼部尚书的头衔(《明世宗实录.卷195》)。邵元节死后，嘉靖如丧考妣，竟然为之“出涕”，下诏称赞他“精心玄教，于国有功，建醮祈天，称朕之意，而诸福国利民者甚厚”(《明书.卷106》)。以一个道士屡获殊恩，套一句当时的话来讲，叫“实属异数”。而除了邵元节以外，得到嘉靖青睐的还有方士还有陶仲文、段朝用、顾可学、朱隆禧等多达数十人，其中如陶仲文等所得嘉靖之殊恩，更一如邵元节，此不赘述。
至于“烧丹炼汞”，嘉靖比贾敬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为此害人害己、差点丧命(不过最终两人都是死于丹汞，见后文)：
为了炼出长生不老药，明世宗竟然听信方士的话，通过虐待童女获得炼药的材料。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宫里发生了一起宫婢造反事件，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婢联合起来，趁明世宗熟睡的时候，意图勒死明世宗。她们有的用绳子系脖子，有的用抹布堵嘴，有的骑在身上用力勒绳子，明世宗被搞得几乎断气。可惜她们‘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声音传到门外，皇后方氏带人赶到，十六个造反的宫婢被处死。这次造反的起因，史无明言，但从当时明世宗经常通过虐待童女而获得炼药原料来分析，这十六个弱女铤而走险，很可能与此有关(8)。
3、 二人对修道的痴迷程度相同。
贾敬因好道而不恋爵禄，让儿子袭了他的官，嘉靖则因好道而不理朝政，多次想退位以专事修玄。
如前所引，书中对贾敬不愿做官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楚——是因“一味好道”、“一心想做神仙”，可见修道对他来讲，其乐趣远比做官大得多。而历史上的嘉靖皇帝同样也不遑多让。嘉靖三十五年，他先是给自己起了道家的“宝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真君”，后来还两次变本加厉的给自己加号，不但越加越长、而且越加越肉麻，最后一次竟使自己成了“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不但字数多达34字，比他当皇帝的正式“职称”——死后21字的庙号、谥号“世宗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还要多出13个字，而且“官”也越加越大，由“真君”成了“帝君”(《明史.卷307》)。
同时，嘉靖还因“专心修道，二十余年不上朝”(9)。而且也确曾试图采用贾敬的做法——退位以便专心修炼。只不过因他毕竟是皇帝，在这方面受到的阻力比贾敬要大得多，因而无法得逞。先是在嘉靖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建议嘉靖“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他听后“益悦”，谕廷臣说：“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尤其可笑的是，嘉靖准备让其“监国”的太子朱载壑，其时才年仅四岁。当时由于太仆卿杨最抗疏力争，嘉靖大怒，命令将杨最“立下诏狱，重杖之”，竟将杨最活活打死，这样发泄一番后，他的退居之念才得以暂时作罢(《明史.卷209》)。但他避位修道的心思却并未因此打消，“后来又分别在嘉靖四十一年、四十四年两次提出传位太子，专事修玄，皆因内阁大学士徐阶力谏而止”(10)。也许，在嘉靖看来，做道家的“帝君”远比做人间的皇帝要舒服得多。由此我们可见贾敬与嘉靖对修道的痴迷同样都远胜于他对自己本身职业的热爱。
4、二人的死因相同。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关于贾敬之死有这样一段描述：
(贾敬)如今虽死，肚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的紫绛皱裂。(大夫)便向媳妇们回说“系玄教中吞金服砂，烧胀而殁。”众道士慌的回说：‘原是老爷秘法新制的丹砂吃坏事，小道们也曾劝说“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爷于今夜庚申时悄悄服了下去，便成仙了。”这里说得很明白，贾敬的死因是“吞金服砂，烧胀而殁”。那么嘉靖是怎么死的呢?兹据《明史.卷307》记载，先是丰城人熊显给嘉靖进仙术六十六册、方士赵添寿进秘法三十二种，医士申世文亦进三种，不知什么原因，嘉靖都没有相信。但后来有个陕西人王金想打动他，“乃与世文及陶世恩、陶仿、刘文彬、高守中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禽护国兵策》，与所制金石药并进。”这些方子“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这回嘉靖相信了，但服用后却“稍稍火发不能愈”，没过多久，嘉靖就“大渐”了，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死去。遗诏“归罪(王)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并论死系狱。”也就是说，在当时就认定嘉靖的死因是服用了王金等人“诡秘不可辨”的“仙方”和他们所制的“金石药”，这岂不是与贾敬的死因极其相似?稍有不同的是，贾敬的丹药据道士们的供述是他自己炼制的，嘉靖的丹药则是别人进献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曹雪芹想通过贾敬这个人物隐喻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意图可说是非常明确的。 而通过仔细研究，笔者认为，曹雪芹“箕裘堕败皆从敬”一语，也是有所本的。乾隆初年修成的《明史》对嘉靖皇帝有以下总结性的“赞语”：
(嘉靖)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史.卷十八》)撰史者认为，自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到嘉靖朝之前的“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到嘉靖皇帝的手里后就“因以渐替”了，明朝之败亡，肇始于嘉靖。这与书中把“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贾府“箕裘堕败”之责任归罪于贾敬的说法岂非如出一辙?
三、曹雪芹的最终“目标”——雍正
那么，曹雪芹塑造贾敬这个人物，其主要的用意是不是仅在于隐喻明世宗嘉靖这个前朝的皇帝呢?笔者认为不只是这样——作者主要的意图更是要通过笔下的贾敬及其隐喻的前明嘉靖皇帝，来对直接导致曹家衰败、与作者家世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联的雍正皇帝进行批判讽刺：
首先，如前所述，贾敬名字的谐音是嘉靖皇帝的年号，嘉靖皇帝庙号“世宗”，无独有偶，雍正皇帝的庙号也是“世宗”，仅从这点上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出从贾敬到雍正的一些关联。
如果说仅这一点巧合还多少有点牵强附会的话，那么，这位清世宗也跟明世宗一样有相同的爱好，那就是“好道”和喜欢“烧丹炼汞”，而且他最终也极有可能死于服用道家丹药，则恐怕就不仅是巧合或者牵强附会了。尽管清世宗对道术和道士的崇信跟明世宗比起来还算克制，没有到那样狂热、痴迷的程度，但在清朝诸帝中，大概也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雍正对道士和烧丹炼汞的兴趣，早在他于“潜邸”当“雍亲王”时就已见端倪。《清世宗诗文集》卷26中，录有一首他作于即位前的《烧丹》诗云：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诗中描写，活脱就是一幅烟雾缭绕的炼丹图。当时他府里有个叫戴铎的人，在去福建出差途中遇到一个“行踪甚怪”、“语言甚奇”的道士，便报告给他，他当即指示戴铎仔细调查这个道士，并叮嘱戴铎将“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还不无艳羡的夸奖戴铎“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文献丛考》第9页)在他即位后，曾分别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田文镜、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和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一大批地方高官发了一份内容完全相同的亲笔朱谕，要求他们为他寻访道士。要他们“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甚至安慰他们“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因为担心这件事情引不起这些封疆大吏的足够重视，他特地嘱咐“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11)。道士访来之后，雍正的“用处”是什么呢?他将这些道士养在宫中，并且根据这些道士各自所长，还对他们进行了分工，其中贾士芳是念咒和行按摩术的，娄近垣专管设醮祷祈除祟(《啸亭杂录》卷9)，而张太虚、王定乾等就是负责为雍正烧丹炼汞的(《养吉斋余录》卷4)。与此同时，雍正在宫中也采取了与道士有关的相应活动。如档案中记载：
“雍正十年二月初三，铸炉作缮房总管王太平传旨，着将仙炉样画些呈览。”
“十年七月初十，奉旨照八卦束腰仙炉样式铸早造。钦此。”
这种炉，有可能就是为炼丹所用。同时，还不断的向宫中及圆明园运送大量炭、煤、铜等烧丹炼汞的原料。(12)雍正修道的这些动作虽然比起嘉靖来还颇有不如，但在清初宫廷普遍尊崇满族萨满教和喇嘛教、甚至西洋天主教的年代，也多少有几分“特立独行”的味道了，因此引起朝野的广泛关注(当然也包括和宗室成员多有密切关系的曹雪芹在内)，也就不足为奇了。
雍正常服用丹药也是有佐证的。他常吃的是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不但他自己常吃这种药，还把它赐给亲近宠幸的大臣吃。如雍正四年赐给鄂尔泰服用，一个月后鄂尔泰向他奏报“大有功效”;在赐给田文镜的时候，雍正担心田文镜因对这种丹药有所顾忌而不敢放心服用，特地告诉他自己正在服用这种丹药，且从未间断过。又说这种丹药“性不涉寒热温良，征其效亦不在攻击疾病，专用弥补元气，是乃专功”。这说明，雍正服用丹药，并非为了治疗某种疾病，而是专用作补养元气(13)。这与贾敬、嘉靖欲借助道家丹药来“做神仙”、“延年益寿”的出发点没有区别。
关于雍正之死，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即是说他死于丹药中毒。首先，乾隆朝官修的《清世宗实录》显示，他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圆明园生病，病因未提。但直到生病的前两天(二十日)，他还谕令军机大臣处理有关北路军营驼马事务，并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赉咨送补授协领、佐领人员。假如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应该是不会接见这类不重要的官员的。可见此时他的健康状况起码不会太恶劣。即使到了二十一日记载他生病的当天，仍然没有休息。然而到了二十二日晚间，病情却突然加剧，至二十三日凌晨就去世了。从患病到去世的时间算来实际不足两天，这和书中的贾敬及历史上的明世宗嘉靖因服用道家丹药的暴卒情形完全一致。
有人也许会说，即便雍正的确经常服用丹药、而且是暴卒，也不能证明他的死就和道士、丹药有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条材料——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三天，刚即位的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驱逐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的上谕：
皇考万机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即雍正第五子弘昼——笔者注)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试想雍正之死事出仓促，新君即位之初，该有多少急务大事要处理?然而却把驱逐道士这样无关大局的小事当作“刻不容缓”的要务来办理，实在令人费解。如若新君纯粹出于对道士厌恶，则大可以从容处置，至少不必如此急迫。然则若另有原故的话，则最有可能的就是因张太虚、王道乾等的丹药将好好的一个“当今”变成了“大行皇帝”，将乾隆的“皇父”变成了“皇考”，且还给“皇考”造成了不得善终的恶名。此罪原足以置王定乾等于死地，但乾隆生性要极要面子，若在热丧期间杀人，倒使事态扩大，引发朝野议论，难免伤及乃父和“天家”体面，反为不美，故仅止逐出而严加管束。至于上谕中说什么雍正“圣心深知其非……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云云，则显然是乾隆耍的掩人耳目的小聪明，欲盖弥彰之意，实在再明白不过了。而警告王定乾等不要“捏称”在雍正面前的“一言一字”，并恐吓否则“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则更可反证其中肯定隐藏了多少不能让外间知道的内幕。
由此不仅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府在贾敬死后对道士的处理，即“命人先到玄真观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第六十三回)，也是当作“要务”来处理的。这的确恐怕不是曹雪芹的“无心之笔”。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贾敬与嘉靖所具有的四个相同或相似的特点，除了第三点以外，雍正几乎也全部具备。
另外，还有几点需要引起我们重视，一是贾敬虽然“一心想作神仙”、喜欢“和道士们胡羼不做官”、不理家，他也自称“不愿意到你们那是非场中闹去”(第十回)，但他却始终不曾象甑士隐等一样选择彻底出家的道路。根据书中的叙述，我们也找不到他曾动过这方面念头的一点迹象。可见他对“道”的喜好实在也仅止“烧丹炼汞”而已。这与嘉靖、雍正二帝对“道”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再是在写到贾敬之死时，曹雪芹先后两次使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字眼——“宾天”。第一次就是第六十三回写“众人”听到贾敬死讯时：
正顽笑不绝，忽见东府中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说：“老爷宾天了。”第二次则是在第六十四回，小管家俞禄找贾珍支领贾敬的治丧银子时：
俞禄道：“昨日已曾上库去领，但只是老爷宾天以后，各处支领甚多，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及庙中用度，此时竟不能发给……”“宾天”一词，原本专称帝王之死。据《辞海》在支持以上解释的同时，还注明此词“亦用来泛称尊者之死。”但《辞海》却仅举了一例来说明它“亦用来泛称尊者之死”，偏偏其所举的这个例子，又正好是上文所引的《红楼梦》中俞禄那段话。(15)无论如何，“宾天”一词主要应该是用来称帝王之死是肯定的。而对“尊者之死”也有很多种称谓，就书中而言，如第二回回目写林黛玉母亲之死时，用的是“仙逝”，而凤姐在提到这位姑妈时也只用了“去世“两字(第三回);同样第十四回回目写其父林如海死时候则称“捐馆”，而随同贾琏一起送林黛玉到扬州探父归来的家人昭儿，在向凤姐禀报死讯时，也只用一句“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请注意，这里同样是家人在主子面前提到尊者之死);至于宫中老太妃的地位跟贾敬比起来，其尊卑之序自明，但就是老太妃之死，也仅用一个“薨”字而已(第五十八回)，作者也并没有使用一度是皇帝之死所“专用”的“宾天”这样既刺眼又敏感的字眼。
三是，贾敬之名除了谐音“嘉靖”二字以外，还谐音“假敬”。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为乃父上谥号为“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清史稿.卷9.世宗本纪》)，起首即为“敬天”二字。曹雪芹再借贾敬之名，讥雍正之“敬天”为“假”，将讽刺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雍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曹雪芹塑造贾敬这个人物的意图，是想通过这个人物来间接、甚至直接隐射对曹雪芹家族祸福兴衰起决定作用的重要人物――临御天下的雍正皇帝，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四、从雍正与曹家的历史恩怨看曹雪芹的主观动机
那曹雪芹主观上有没有这个动机呢?回答是肯定的。通过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我们知道，曹家这个“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钟鸣鼎食之家”，最后之所以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下场，固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曹雪芹自己也清楚的认识到这点，所以他在书中总结其原因时，先是在第二回借冷子兴之口说：
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后又在第七十四回假探春之语云：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但这仅仅是曹雪芹对自己家族内部原因的“自我检讨和批判”。对于“从外头杀来”的那股力量，曹雪芹肯定也有清楚的认识——那就是以雍正为代表的封建最高统治集团。
现在发现的所有关于曹雪芹家族的史料显示，终康熙一朝，康熙对于曹雪芹家族的“圣眷之隆”实在也算得“异数”。自康熙二年始，凡六十年间，由其曾祖曹玺、而其祖父曹寅、而其父辈曹颙、曹睿芗壹负醭闪恕笆老杼妗?的江宁织造。至于康熙六次南巡，曹家就接驾四次，则更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曹雪芹舅祖李煦家所受“恩遇”也差相仿佛。曹家的衰替固然有其不可逆转的必然性，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设若康熙不死、又或新君即位后对曹家仍然“圣眷不衰”，那么其“势败家亡”起码当不至如此之速。
不过假设终归是假设。事实却是自雍正御极之日起，即是曹、李两家“倒霉”之始。自新君即位到雍正五年末、六年初曹家彻底“势败家亡”这数年间，这位新君的“不测天威”，可以说令曹家上下、包括曹雪芹在内，无一刻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先是在雍正元年查抄李煦在京及苏州家产(16)，至雍正五年二月，奉旨：“李煦着宽免处斩，发往打牲乌拉”(17)。雍正四年七月，曹家另外一门显赫的姻亲、曹雪芹的姑父平郡王纳尔苏也因“有罪”削爵，虽因平郡王爵位是真正“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纳尔苏被削后仍由其子福彭承袭平郡王(《清史稿.卷九 .世宗本纪》)，但对其的打击到底不小。
以上两家，与曹家“皆连络有亲”，其关系正是“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掩饰，俱有照应的。”是以此两家之获罪，对曹家的震动恐怕就不仅是“兔死狐悲”四字所能形容得了的。
更关键的是雍正对曹家、尤其是对康熙亲自主持为曹家选定的接班人曹畹奶龋肽烁赶嘟霞蛑庇刑烊乐稹赫圆茴可以说是厌恶至极。但他并不象对待李煦家族一样给曹家以果断的打击处置，而是采用近乎慢慢折磨的手段。从雍正初元到五、六年之交曹罨褡锍仪埃茴不仅屡受严谴、而且几乎动辄得咎，这种手段恐怕不能不令整个曹氏家族上下产生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如雍正二年正月，曹畹男蛔荚式觳箍夥秩甏暾壑杏小芭攀迪翟偕耍┯懈衅铮恢宀骨肝兀溆嗉铱谄捩郏渲良⒑惹校乓磺兄弥韧猓谒还恕钡扔铮涿А⑵淝橹啵负醯搅瞬蝗套涠恋牡夭健?墒怯赫闹炫蠢淙舯骸爸灰目谙嘤Γ艄苋绱耍笤旎肆恕保?8)。五月，在曹钭啾ń匣仍植⒚准矍樾蔚恼圩由希赫峙骸埃ㄐ耄┚菔底啵彩掠幸坏闫勐髯饔茫悄阕约貉白铮挥腚尴喔伞保?9)，君臣之情，几已荡然无存。同年又在其请安折上批：“(若)坏朕名声，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即雍正第十三弟怡亲王允祥——笔者注)也救你不下了”(20)，警告之厉，显而易见。五年正月，噶尔泰密折奏：“访得曹钅晟傥薏牛宋匪酰焓挛窬憬挥牍芗叶『撼剂侠怼E旁诰┘危艘嗥匠!!倍圆茴的评价已算极差，但雍正所披考语更坏：“原不是一个东西”、“岂止平常而已”(21)，厌恶之情，跃然纸上。六月间，又因所织造的“上用”石青缎匹“落色不合”而遭罚俸一年(22)。半年之后，雍正对曹畹摹罢勰ァ敝沼凇敖崾保芗乙仓沼诘搅顺沟灼瓢艿摹把滔鹈稹敝薄迥甑祝赫琛吧沛湔尽卑付圆茴实行离职审查，旋即抄没其家。曹雪芹正是在这样一种家族面临漫长的覆灭前的恐慌、和最终走向完全覆灭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至此，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又生具一身傲骨的孩子，不会对给自己造成这种氛围的人物产生循乎自然而且难以泯灭的“仇恨”——即使这个人物是皇帝!而当他创作一部以自己家族兴衰为蓝本的作品时，将这种“仇恨”利用笔下人物、情节来批判、讽刺一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贾敬就是雍正吗?
也许正是受这种强烈的“仇恨”的主观情绪的影响，使得曹雪芹对雍正的评价就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雍正与作家笔下的贾敬相较是大有不同的。
首先，贾敬因沉迷于“烧丹炼汞”而抛官弃家，放弃了自己对于家族的责任，而雍正却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妨碍他正常地履行一个皇帝的所有职责，并且雍正之勤政在历代帝王中都是罕见的。即位初年，雍正就对自己提出要求：“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 (23)。他对自己工作态度的评价也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 (24)，甚至自认为在勤政方面超过了乃父康熙：“自古帝王，未有如我皇考还勤政者;即我皇考之勤，亦无自朝至暮办事之理”(《清世宗实录》)。事实上他的这些自我评价也并不过分。雍正时代，有权直接给皇帝写奏折的人员多达千名以上，而他每天都要审批数以万字的奏折。他自己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25)。雍正在位十三年，批发两万多件奏折，近二十万的部本。除此之外，无论军务、灾情、税收、会考等，几乎事事过问(26)。诚如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所评：“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清)世宗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27)《清世宗诗文集》有他的七律《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其中有“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句，可以说正是雍正一生勤政的真实写照。
其次，历史上的雍正不但是个称职的皇帝，而且即使把他置诸于所有中国封建帝王中来比较，他也堪称是一位优秀的皇帝。虽然当时封建制度本身的发展已经开始必然的没落，但无可否认，所谓“康乾盛世”却确实是“日落前最后的辉煌”。而雍正在康、乾之间那不长但也不算短的十三年统治，不但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箕裘堕败”，而且还起到了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康熙一生雄才大略，平三藩、固边陲、治理黄河、统一台湾，其厥功之至伟，自不待言。但到康熙晚年，因康熙日渐“倦勤”，政宽事省的指导思想占了上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逐渐成了他的处理政务的原则。致使在各级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已经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根基。雍正即位之后，对以上种种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保持了国力的强盛和政局的稳定，为后来的“乾隆盛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雍正十三年间的有效整顿，“康乾盛世”恐怕就有腰斩之虞。他曾对自己作出“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的评价(28)，应该说基本上不算过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曹雪芹塑造贾敬这个人物形象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对明世宗嘉靖和清世宗雍正两朝两帝进行隐喻。其中最主要的“目标”还是雍正。那作家为什么要“拉上“明世宗这个前朝皇帝呢?笔者以为，这正是作者惯常使用的“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甲戌本第一回脂批)之法，如前所述，作家虽“志在讥刺”，但因为文网的缘故而不得不“文多隐避”。但作家显然又不甘心读者真的被他彻底的“瞒弊(蔽)了去”，而真的致使到了“百代之下”仍然让人“难以情测”，所以他先以人名谐音的方法让人联想到嘉靖，既而再让读者从两人相同的爱好、遭遇以及嘉靖的庙号“世宗”联系到清世宗，嘉靖在这里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让作者的创作意图有迹可循，同时又赋予了贾敬这个人物以更广泛的代表性。而贾敬在《红楼梦》中的作用绝没有被夸大，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也就显而易见了。当然，伟大的作家曹雪芹通过贾敬这个人物对雍正的批判讽刺，也肯定不仅是为了简单的“泄私愤”，更是客观和无情的揭露了整个封建统治阶层的荒淫与腐朽，是他对封建统治秩序因彻底失望而产生叛逆的自然流露。[1]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