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賈敬人物形象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解讀賈敬
被曹雪芹以導致賈府「箕裘墮敗」相責的賈敬，卻在書中很少「出場」，着墨不多，因此很多研究者認為他的作用是被作者誇大了，他擔不起使其家族「箕裘墮敗」的「重大責任」，是個可有可無的人物。但筆者通過仔細研究後發現，曹雪芹通過對這個人物的塑造、尤其是通過對賈敬好道和賈敬之死的描寫，對明清兩朝兩帝——嘉靖與雍正進行了尖銳的諷刺與批判，而其中主要的目標則是與作者家族命運發展有密切關聯的雍正。因此，筆者認為，賈敬在《紅樓夢》中的作用不但不應該被視為可有可無，反而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近年來，關於曹雪芹是否通過《紅樓夢》人物形象對清皇室重要成員有所隱喻的問題，又引起了大家的普遍關注和討論。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見，但牽強附會、漏洞百出的說法卻也不少，甚至以考證之名，行索隱之實者，一時間也甚囂塵上，大有「索隱派」死灰復燃之勢。但是，曹雪芹創作的畢竟是小說《紅樓夢》而不是在寫野史或者什麼《清宮秘傳》，所以那些自欺欺人的考據或者索隱，除了讓人覺得荒誕可笑之外，也就不足與之辯了。不過，應該承認，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擺脫不了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生活環境對它的影響。對於與作者及作者家族生活變化休戚相關的人和事、甚至包括主要的皇室成員，作者當然不會、也不可能無動於衷。尤其是曹雪芹這樣感情激烈、愛憎分明的天才作家，在創作一部家族興衰題材的小說時，用自己的如椽巨筆對這些人和事或多或少地加以褒貶，實在也在情理之中。當然，由於受到作者本身對這些人和事的認知程度、感情因素等的制約，所以其褒貶的客觀公正性也同樣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筆者以為，用客觀科學、而不是譁眾取寵的態度，對這個問題進行認真的研究討論，也是完全必要的。
目錄
紅樓夢中賈敬人物形象分析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曹雪芹不能將這些褒貶直白的表現出來，所以他不得不象他的偶像晉人阮籍一樣「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致使「百代下難以情測」(李善語)(1)，而只能用「隱寓」的方式來體現，也就是將「真事隱去」、代以「假語村言」 。為了做到這點，作者可謂煞費苦心，用脂批的話說，就是「作者之筆，狡猾之甚」，提醒讀者「……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法)』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弊(蔽)了去」(甲戌本第一回)。
以下筆者就試從書中賈敬這個人物來探討曹雪芹對明、清兩代皇室的一些隱喻。
一、賈敬在書中的作用絕不是可有可無
過去很多人都認為他在書中的作用被作者誇大了，是可有可無的。如沈治鈞教授在其新作《紅樓夢成書研究》中，就直截了當的提出「賈敬這個人物在書中並不重要。他很少出場，並且在六十三回就死了，可以說在《紅樓夢》的故事情節當中沒有發揮什麼實質性的作用……除了世系符號之外，他僅有的功能是承擔一個『養不教』的罪名」(2)。那麼在作者筆下作為賈氏家族的長房單傳之孫(其兄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第三代的族長(此可從其長房地位及其子賈珍乃賈府「現任族長」而推知)、導致賈府「箕裘墮敗」的這個賈敬，在曹雪芹的創作意圖中就真的只起到這麼個作用嗎?而綜觀全書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賈敬除了沉迷於「修仙煉道」和不理家、不教子外，確實發現不了他還有其他任何劣跡。但僅憑這些就把導致偌大賈府「箕裘墮敗」重大責任歸咎於他，顯然又於理不合。相比之下，如果把這四字用在其堂兄弟賈赦身上，似乎倒還要合適得多。那麼曹雪芹塑造這個人物到底是不是可有可無的呢?如果不是，作者塑造這個人物的用意到底是什麼呢?「箕裘墮敗皆從敬」到底又所指何意呢?
筆者認為，曹雪芹在賈敬這個人物身上，是煞費苦心的，因為他要利用這個人物作為一個載體，來承載一個重大的隱喻——那就是對明、清兩代皇室的代表人物進行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
熟悉《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根據脂批的提示，曹雪芹在書中人物的命名上，多喜用諧音。但脂批的提示，人名用諧音的如「甄士隱」(諧「真事隱」)、「賈化」(諧「假話」)表字「時飛」(諧「實非」)、「霍啟」(諧「禍起」)、「卜世仁」(諧「不是人」)等等，不勝枚舉。但以上提到的都是曹雪芹的親友、而且熟悉、甚至直接影響曹雪芹創作的脂硯齋、畸笏叟等人明確批出的，且皆是書中賈府的「外圍人員」。而對於書中賈府的主要成員的命名，除了幾位女性如「元、迎、探、惜」四春(諧「原應嘆息」)外，對其餘男性主要成員，雖然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其中至少是有一部分人作者也必定會有所隱喻，但是脂硯齋、畸笏叟等人偏偏在其批語中諱莫如深、一字未露。如「賈政」一名，俞平伯先生就徑云：「賈政者，假正也，假正經的意思」(3)，很多學者也都同意此說。而台灣的學者高陽等則又從其表字「存周」和曹家家世的研究上分析認為是諧「假政」(4)。為什麼在這個名字的諧音寓意上會產生歧義呢?筆者認為主要還是因為沒有脂批做明確的佐證，所以導致我們對作者的原意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理解和臆測。而脂批為什麼對賈府主要男性族人名字的諧音一字未批呢?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賈府主要人物的名字或故事可能涉及到作者曹雪芹和批者脂硯齋、畸笏叟等的親屬，因而出於「為親者諱」的原故，批者不能批出。正如馮其庸先生所指出的：「《紅樓夢》確實不是曹雪芹的自傳，所以『自傳說』是錯誤的。但曹雪芹寫《紅樓夢》的素材來源，卻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這是事實」(5)。所以不排除這些人物的故事藍本涉及到作者和批者的長輩尊親的可能;二是這些人物的名字或故事還可能隱射到其他「更大的人物」，批者不敢批出——如本文要探討的賈敬就是其中一例。
二、賈敬與嘉靖的比較
首先，「賈敬」二字最明顯的諧音就是明世宗皇帝朱厚熜的年號「嘉靖」。不但這兩個名字(通常人們習慣用皇帝的年號來代替皇帝的名字，本文也同)是諧音，而且這兩個名字所代表的一虛一實兩個人物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的地位、性格愛好上也驚人的相似甚至相同：
1、 二人在各自環境中的地位相似。
如上所述，《紅樓夢》中的賈敬乃是賈氏家族的族長，而嘉靖則是大明王朝的皇帝，因此可以說二人在各自所處的環境中地位差相仿佛。
2、 二人的愛好相同，均是「一味好道，只愛燒丹鍊汞」。
我們先看曹雪芹在書中第二回通過冷子興之口是怎麼介紹賈敬的：
寧公死後，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鍊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6)。
這裡明確告訴我們賈敬「一味好道」。巧得很，歷史上的嘉靖皇帝對於「修道」和「燒丹鍊汞」的痴迷，恐怕在中國歷代皇帝中也算得上是「出類拔萃」。茲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明)世宗起自藩服，入纘大統……以故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冀翀舉。惟備福於箕疇，乃希心於方外也」。根據相關記載，「即位不久，明世宗即在太監崔文等人的引誘下，好方術鬼神之事，日事齋醮」(7)。而且，由於他是皇帝，所以規模也搞得很大，據《明史.卷206》記載：當時的齋醮在「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因為有與賈敬一樣的愛好，所以嘉靖也非常喜歡「和道士們胡羼」。以當時最得他寵信的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為例，他先封邵元節為真人(《明通鑑.卷52》)，後「敕建真人府於城西，以其孫啟南為太常丞，曾孫時雍為太常博士。歲給元節祿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灑掃，賜莊田三十頃，蠲其租」，甚至給了這個道士禮部尚書的頭銜(《明世宗實錄.卷195》)。邵元節死後，嘉靖如喪考妣，竟然為之「出涕」，下詔稱讚他「精心玄教，於國有功，建醮祈天，稱朕之意，而諸福國利民者甚厚」(《明書.卷106》)。以一個道士屢獲殊恩，套一句當時的話來講，叫「實屬異數」。而除了邵元節以外，得到嘉靖青睞的還有方士還有陶仲文、段朝用、顧可學、朱隆禧等多達數十人，其中如陶仲文等所得嘉靖之殊恩，更一如邵元節，此不贅述。
至於「燒丹鍊汞」，嘉靖比賈敬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為此害人害己、差點喪命(不過最終兩人都是死于丹汞，見後文)：
為了煉出長生不老藥，明世宗竟然聽信方士的話，通過虐待童女獲得煉藥的材料。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宮裡發生了一起宮婢造反事件，楊金英等十六名宮婢聯合起來，趁明世宗熟睡的時候，意圖勒死明世宗。她們有的用繩子系脖子，有的用抹布堵嘴，有的騎在身上用力勒繩子，明世宗被搞得幾乎斷氣。可惜她們『不諳綰結之法，繩股緩不收』。聲音傳到門外，皇后方氏帶人趕到，十六個造反的宮婢被處死。這次造反的起因，史無明言，但從當時明世宗經常通過虐待童女而獲得煉藥原料來分析，這十六個弱女鋌而走險，很可能與此有關(8)。
3、 二人對修道的痴迷程度相同。
賈敬因好道而不戀爵祿，讓兒子襲了他的官，嘉靖則因好道而不理朝政，多次想退位以專事修玄。
如前所引，書中對賈敬不願做官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楚——是因「一味好道」、「一心想做神仙」，可見修道對他來講，其樂趣遠比做官大得多。而歷史上的嘉靖皇帝同樣也不遑多讓。嘉靖三十五年，他先是給自己起了道家的「寶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真君」，後來還兩次變本加厲的給自己加號，不但越加越長、而且越加越肉麻，最後一次竟使自己成了「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不但字數多達34字，比他當皇帝的正式「職稱」——死後21字的廟號、諡號「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還要多出13個字，而且「官」也越加越大，由「真君」成了「帝君」(《明史.卷307》)。
同時，嘉靖還因「專心修道，二十餘年不上朝」(9)。而且也確曾試圖採用賈敬的做法——退位以便專心修煉。只不過因他畢竟是皇帝，在這方面受到的阻力比賈敬要大得多，因而無法得逞。先是在嘉靖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建議嘉靖「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他聽後「益悅」，諭廷臣說：「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尤其可笑的是，嘉靖準備讓其「監國」的太子朱載壑，其時才年僅四歲。當時由於太僕卿楊最抗疏力爭，嘉靖大怒，命令將楊最「立下詔獄，重杖之」，竟將楊最活活打死，這樣發泄一番後，他的退居之念才得以暫時作罷(《明史.卷209》)。但他避位修道的心思卻並未因此打消，「後來又分別在嘉靖四十一年、四十四年兩次提出傳位太子，專事修玄，皆因內閣大學士徐階力諫而止」(10)。也許，在嘉靖看來，做道家的「帝君」遠比做人間的皇帝要舒服得多。由此我們可見賈敬與嘉靖對修道的痴迷同樣都遠勝於他對自己本身職業的熱愛。
4、二人的死因相同。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中關於賈敬之死有這樣一段描述：
(賈敬)如今雖死，肚中堅硬似鐵，麵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大夫)便向媳婦們回說「系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眾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制的丹砂吃壞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於今夜庚申時悄悄服了下去，便成仙了。」這裡說得很明白，賈敬的死因是「吞金服砂，燒脹而歿」。那麼嘉靖是怎麼死的呢?茲據《明史.卷307》記載，先是豐城人熊顯給嘉靖進仙術六十六冊、方士趙添壽進秘法三十二種，醫士申世文亦進三種，不知什麼原因，嘉靖都沒有相信。但後來有個陝西人王金想打動他，「乃與世文及陶世恩、陶仿、劉文彬、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與所制金石藥並進。」這些方子「詭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這回嘉靖相信了，但服用後卻「稍稍火發不能愈」，沒過多久，嘉靖就「大漸」了，終於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死去。遺詔「歸罪(王)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並論死系獄。」也就是說，在當時就認定嘉靖的死因是服用了王金等人「詭秘不可辨」的「仙方」和他們所制的「金石藥」，這豈不是與賈敬的死因極其相似?稍有不同的是，賈敬的丹藥據道士們的供述是他自己煉製的，嘉靖的丹藥則是別人進獻的。
從以上幾個方面我們不難看出，曹雪芹想通過賈敬這個人物隱喻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意圖可說是非常明確的。 而通過仔細研究，筆者認為，曹雪芹「箕裘墮敗皆從敬」一語，也是有所本的。乾隆初年修成的《明史》對嘉靖皇帝有以下總結性的「贊語」：
(嘉靖)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明史.卷十八》)撰史者認為，自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到嘉靖朝之前的「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到嘉靖皇帝的手裡後就「因以漸替」了，明朝之敗亡，肇始於嘉靖。這與書中把「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的賈府「箕裘墮敗」之責任歸罪於賈敬的說法豈非如出一轍?
三、曹雪芹的最終「目標」——雍正
那麼，曹雪芹塑造賈敬這個人物，其主要的用意是不是僅在於隱喻明世宗嘉靖這個前朝的皇帝呢?筆者認為不只是這樣——作者主要的意圖更是要通過筆下的賈敬及其隱喻的前明嘉靖皇帝，來對直接導致曹家衰敗、與作者家世和時代背景有着密切關聯的雍正皇帝進行批判諷刺：
首先，如前所述，賈敬名字的諧音是嘉靖皇帝的年號，嘉靖皇帝廟號「世宗」，無獨有偶，雍正皇帝的廟號也是「世宗」，僅從這點上我們似乎就可以看出從賈敬到雍正的一些關聯。
如果說僅這一點巧合還多少有點牽強附會的話，那麼，這位清世宗也跟明世宗一樣有相同的愛好，那就是「好道」和喜歡「燒丹鍊汞」，而且他最終也極有可能死於服用道家丹藥，則恐怕就不僅是巧合或者牽強附會了。儘管清世宗對道術和道士的崇信跟明世宗比起來還算克制，沒有到那樣狂熱、痴迷的程度，但在清朝諸帝中，大概也算得上是空前絕後了，
雍正對道士和燒丹鍊汞的興趣，早在他於「潛邸」當「雍親王」時就已見端倪。《清世宗詩文集》卷26中，錄有一首他作於即位前的《燒丹》詩云：
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
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
光芒沖斗耀，靈異衛龍蟠，
自覺仙胎熟，天符降紫鸞。詩中描寫，活脫就是一幅煙霧繚繞的煉丹圖。當時他府里有個叫戴鐸的人，在去福建出差途中遇到一個「行蹤甚怪」、「語言甚奇」的道士，便報告給他，他當即指示戴鐸仔細調查這個道士，並叮囑戴鐸將「所遇道人所說之話，不妨細細寫來。」還不無艷羨的誇獎戴鐸「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文獻叢考》第9頁)在他即位後，曾分別給河東總督田文鏡、浙江總督田文鏡、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川陝總督查郎阿、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和福建巡撫趙國麟等一大批地方高官發了一份內容完全相同的親筆朱諭，要求他們為他尋訪道士。要他們「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好醫生，與深達修養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講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緣訪得時……，一面奏聞，一面着人優待送至京城，朕有用處。」為了打消他們的顧慮，甚至安慰他們「不必預存疑難之懷，便薦送非人，朕亦不怪也。」因為擔心這件事情引不起這些封疆大吏的足夠重視，他特地囑咐「不可視為具文從事!可留神博問廣訪，以副朕意，慎密為之」(11)。道士訪來之後，雍正的「用處」是什麼呢?他將這些道士養在宮中，並且根據這些道士各自所長，還對他們進行了分工，其中賈士芳是念咒和行按摩術的，婁近垣專管設醮禱祈除祟(《嘯亭雜錄》卷9)，而張太虛、王定乾等就是負責為雍正燒丹鍊汞的(《養吉齋余錄》卷4)。與此同時，雍正在宮中也採取了與道士有關的相應活動。如檔案中記載：
「雍正十年二月初三，鑄爐作繕房總管王太平傳旨，着將仙爐樣畫些呈覽。」
「十年七月初十，奉旨照八卦束腰仙爐樣式鑄早造。欽此。」
這種爐，有可能就是為煉丹所用。同時，還不斷的向宮中及圓明園運送大量炭、煤、銅等燒丹鍊汞的原料。(12)雍正修道的這些動作雖然比起嘉靖來還頗有不如，但在清初宮廷普遍尊崇滿族薩滿教和喇嘛教、甚至西洋天主教的年代，也多少有幾分「特立獨行」的味道了，因此引起朝野的廣泛關注(當然也包括和宗室成員多有密切關係的曹雪芹在內)，也就不足為奇了。
雍正常服用丹藥也是有佐證的。他常吃的是一種叫「既濟丹」的丹藥。不但他自己常吃這種藥，還把它賜給親近寵幸的大臣吃。如雍正四年賜給鄂爾泰服用，一個月後鄂爾泰向他奏報「大有功效」;在賜給田文鏡的時候，雍正擔心田文鏡因對這種丹藥有所顧忌而不敢放心服用，特地告訴他自己正在服用這種丹藥，且從未間斷過。又說這種丹藥「性不涉寒熱溫良，征其效亦不在攻擊疾病，專用彌補元氣，是乃專功」。這說明，雍正服用丹藥，並非為了治療某種疾病，而是專用作補養元氣(13)。這與賈敬、嘉靖欲藉助道家丹藥來「做神仙」、「延年益壽」的出發點沒有區別。
關於雍正之死，歷來眾說紛紜。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即是說他死于丹藥中毒。首先，乾隆朝官修的《清世宗實錄》顯示，他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圓明園生病，病因未提。但直到生病的前兩天(二十日)，他還諭令軍機大臣處理有關北路軍營駝馬事務，並引見寧古塔將軍杜賚咨送補授協領、佐領人員。假如此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他應該是不會接見這類不重要的官員的。可見此時他的健康狀況起碼不會太惡劣。即使到了二十一日記載他生病的當天，仍然沒有休息。然而到了二十二日晚間，病情卻突然加劇，至二十三日凌晨就去世了。從患病到去世的時間算來實際不足兩天，這和書中的賈敬及歷史上的明世宗嘉靖因服用道家丹藥的暴卒情形完全一致。
有人也許會說，即便雍正的確經常服用丹藥、而且是暴卒，也不能證明他的死就和道士、丹藥有直接的聯繫。那麼，我們再來看看下面一條材料——就在雍正死後的第三天，剛即位的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驅逐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的上諭：
皇考萬機餘暇，聞外間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與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和親王(即雍正第五子弘晝——筆者注)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茲從寬驅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
試想雍正之死事出倉促，新君即位之初，該有多少急務大事要處理?然而卻把驅逐道士這樣無關大局的小事當作「刻不容緩」的要務來辦理，實在令人費解。如若新君純粹出於對道士厭惡，則大可以從容處置，至少不必如此急迫。然則若另有原故的話，則最有可能的就是因張太虛、王道乾等的丹藥將好好的一個「當今」變成了「大行皇帝」，將乾隆的「皇父」變成了「皇考」，且還給「皇考」造成了不得善終的惡名。此罪原足以置王定乾等於死地，但乾隆生性要極要面子，若在熱喪期間殺人，倒使事態擴大，引發朝野議論，難免傷及乃父和「天家」體面，反為不美，故僅止逐出而嚴加管束。至於上諭中說什麼雍正「聖心深知其非……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云云，則顯然是乾隆耍的掩人耳目的小聰明，欲蓋彌彰之意，實在再明白不過了。而警告王定乾等不要「捏稱」在雍正面前的「一言一字」，並恐嚇否則「立即正法，決不寬貸」，則更可反證其中肯定隱藏了多少不能讓外間知道的內幕。
由此不僅使人很容易聯想到，《紅樓夢》中賈府在賈敬死後對道士的處理，即「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第六十三回)，也是當作「要務」來處理的。這的確恐怕不是曹雪芹的「無心之筆」。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不難看出，賈敬與嘉靖所具有的四個相同或相似的特點，除了第三點以外，雍正幾乎也全部具備。
另外，還有幾點需要引起我們重視，一是賈敬雖然「一心想作神仙」、喜歡「和道士們胡羼不做官」、不理家，他也自稱「不願意到你們那是非場中鬧去」(第十回)，但他卻始終不曾象甑士隱等一樣選擇徹底出家的道路。根據書中的敘述，我們也找不到他曾動過這方面念頭的一點跡象。可見他對「道」的喜好實在也僅止「燒丹鍊汞」而已。這與嘉靖、雍正二帝對「道」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再是在寫到賈敬之死時，曹雪芹先後兩次使用了一個非同尋常的字眼——「賓天」。第一次就是第六十三回寫「眾人」聽到賈敬死訊時：
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賓天了。」第二次則是在第六十四回，小管家俞祿找賈珍支領賈敬的治喪銀子時：
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去領，但只是老爺賓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賓天」一詞，原本專稱帝王之死。據《辭海》在支持以上解釋的同時，還註明此詞「亦用來泛稱尊者之死。」但《辭海》卻僅舉了一例來說明它「亦用來泛稱尊者之死」，偏偏其所舉的這個例子，又正好是上文所引的《紅樓夢》中俞祿那段話。(15)無論如何，「賓天」一詞主要應該是用來稱帝王之死是肯定的。而對「尊者之死」也有很多種稱謂，就書中而言，如第二回回目寫林黛玉母親之死時，用的是「仙逝」，而鳳姐在提到這位姑媽時也只用了「去世「兩字(第三回);同樣第十四回回目寫其父林如海死時候則稱「捐館」，而隨同賈璉一起送林黛玉到揚州探父歸來的家人昭兒，在向鳳姐稟報死訊時，也只用一句「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請注意，這裡同樣是家人在主子面前提到尊者之死);至於宮中老太妃的地位跟賈敬比起來，其尊卑之序自明，但就是老太妃之死，也僅用一個「薨」字而已(第五十八回)，作者也並沒有使用一度是皇帝之死所「專用」的「賓天」這樣既刺眼又敏感的字眼。
三是，賈敬之名除了諧音「嘉靖」二字以外，還諧音「假敬」。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為乃父上諡號為「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清史稿.卷9.世宗本紀》)，起首即為「敬天」二字。曹雪芹再借賈敬之名，譏雍正之「敬天」為「假」，將諷刺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雍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曹雪芹塑造賈敬這個人物的意圖，是想通過這個人物來間接、甚至直接隱射對曹雪芹家族禍福興衰起決定作用的重要人物――臨御天下的雍正皇帝，這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四、從雍正與曹家的歷史恩怨看曹雪芹的主觀動機
那曹雪芹主觀上有沒有這個動機呢?回答是肯定的。通過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我們知道，曹家這個「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的「鐘鳴鼎食之家」，最後之所以落得個「樹倒猢猻散」、「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下場，固有其內在的必然性。曹雪芹自己也清楚的認識到這點，所以他在書中總結其原因時，先是在第二回借冷子興之口說：
如今生齒日繁，事物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後又在第七十四回假探春之語云：
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但這僅僅是曹雪芹對自己家族內部原因的「自我檢討和批判」。對於「從外頭殺來」的那股力量，曹雪芹肯定也有清楚的認識——那就是以雍正為代表的封建最高統治集團。
現在發現的所有關於曹雪芹家族的史料顯示，終康熙一朝，康熙對於曹雪芹家族的「聖眷之隆」實在也算得「異數」。自康熙二年始，凡六十年間，由其曾祖曹璽、而其祖父曹寅、而其父輩曹顒、曹睿薌壹負醭閃恕笆老杼妗?的江寧織造。至於康熙六次南巡，曹家就接駕四次，則更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曹雪芹舅祖李煦家所受「恩遇」也差相仿佛。曹家的衰替固然有其不可逆轉的必然性，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設若康熙不死、又或新君即位後對曹家仍然「聖眷不衰」，那麼其「勢敗家亡」起碼當不至如此之速。
不過假設終歸是假設。事實卻是自雍正御極之日起，即是曹、李兩家「倒霉」之始。自新君即位到雍正五年末、六年初曹家徹底「勢敗家亡」這數年間，這位新君的「不測天威」，可以說令曹家上下、包括曹雪芹在內，無一刻不提心弔膽、戰戰兢兢。先是在雍正元年查抄李煦在京及蘇州家產(16)，至雍正五年二月，奉旨：「李煦着寬免處斬，發往打牲烏拉」(17)。雍正四年七月，曹家另外一門顯赫的姻親、曹雪芹的姑父平郡王納爾蘇也因「有罪」削爵，雖因平郡王爵位是真正「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納爾蘇被削後仍由其子福彭承襲平郡王(《清史稿.卷九 .世宗本紀》)，但對其的打擊到底不小。
以上兩家，與曹家「皆連絡有親」，其關係正是「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掩飾，俱有照應的。」是以此兩家之獲罪，對曹家的震動恐怕就不僅是「兔死狐悲」四字所能形容得了的。
更關鍵的是雍正對曹家、尤其是對康熙親自主持為曹家選定的接班人曹畹奶齲肽爍趕嘟霞蛑庇刑烊樂稹赫圓茴可以說是厭惡至極。但他並不象對待李煦家族一樣給曹家以果斷的打擊處置，而是採用近乎慢慢折磨的手段。從雍正初元到五、六年之交曹罨褡鋶儀埃茴不僅屢受嚴譴、而且幾乎動輒得咎，這種手段恐怕不能不令整個曹氏家族上下產生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如雍正二年正月，曹畹男蛔莢式觳箍夥秩甏暾壑杏小芭攀迪翟偕耍┯懈釁錚恢宀骨肝兀漵嗉銥諂捩郟渲良⒑惹校乓磺兄彌韌猓謁還恕鋇扔錚涿А⑵淝櫓啵負醯攪瞬蝗套潿戀牡夭健?墒怯赫鬧炫蠢淙舯骸爸灰目諳嚶Γ艄莧鞝耍笤旎肆恕保?8)。五月，在曹鈄啾ń匣仍植⒚准矍樾蔚惱圩由希赫峙骸埃ㄐ耄┚菔底啵彩掠幸壞閆勐髯饔茫悄闋約貉白錚揮腚尷喔傘保?9)，君臣之情，幾已蕩然無存。同年又在其請安折上批：「(若)壞朕名聲，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即雍正第十三弟怡親王允祥——筆者注)也救你不下了」(20)，警告之厲，顯而易見。五年正月，噶爾泰密摺奏：「訪得曹釒晟儻薏牛宋匪酰焓攣窬憬揮牘薌葉『撼劑俠懟E旁誥┘危艘嗥匠!!倍圓茴的評價已算極差，但雍正所披考語更壞：「原不是一個東西」、「豈止平常而已」(21)，厭惡之情，躍然紙上。六月間，又因所織造的「上用」石青緞匹「落色不合」而遭罰俸一年(22)。半年之後，雍正對曹畹摹罷勰ァ敝沼凇敖崾保薌乙倉沼詰攪順溝灼瓢艿摹把滔鵜稹敝薄迥甑祝赫琛吧沛湔盡卑付圓茴實行離職審查，旋即抄沒其家。曹雪芹正是在這樣一種家族面臨漫長的覆滅前的恐慌、和最終走向完全覆滅氛圍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時代。至此，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而又生具一身傲骨的孩子，不會對給自己造成這種氛圍的人物產生循乎自然而且難以泯滅的「仇恨」——即使這個人物是皇帝!而當他創作一部以自己家族興衰為藍本的作品時，將這種「仇恨」利用筆下人物、情節來批判、諷刺一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賈敬就是雍正嗎?
也許正是受這種強烈的「仇恨」的主觀情緒的影響，使得曹雪芹對雍正的評價就未免有失公允。事實上雍正與作家筆下的賈敬相較是大有不同的。
首先，賈敬因沉迷於「燒丹鍊汞」而拋官棄家，放棄了自己對於家族的責任，而雍正卻並沒有因此而明顯妨礙他正常地履行一個皇帝的所有職責，並且雍正之勤政在歷代帝王中都是罕見的。即位初年，雍正就對自己提出要求：「仰荷皇考詒謀之重大，夙夜祗懼，不遑寢食，天下幾務，無分巨細，務期綜理詳明」 (23)。他對自己工作態度的評價也是「惟以天下大計為重，此身亦不愛惜」 (24)，甚至自認為在勤政方面超過了乃父康熙：「自古帝王，未有如我皇考還勤政者;即我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清世宗實錄》)。事實上他的這些自我評價也並不過分。雍正時代，有權直接給皇帝寫奏摺的人員多達千名以上，而他每天都要審批數以萬字的奏摺。他自己說：「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25)。雍正在位十三年，批發兩萬多件奏摺，近二十萬的部本。除此之外，無論軍務、災情、稅收、會考等，幾乎事事過問(26)。誠如清史專家孟森先生所評：「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清)世宗者」，「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 (27)《清世宗詩文集》有他的七律《夏日勤政殿觀新月作》，其中有「獨覽萬幾憑溽暑，難拋一寸是光陰」句，可以說正是雍正一生勤政的真實寫照。
其次，歷史上的雍正不但是個稱職的皇帝，而且即使把他置諸於所有中國封建帝王中來比較，他也堪稱是一位優秀的皇帝。雖然當時封建制度本身的發展已經開始必然的沒落，但無可否認，所謂「康乾盛世」卻確實是「日落前最後的輝煌」。而雍正在康、乾之間那不長但也不算短的十三年統治，不但沒有使清王朝的統治「箕裘墮敗」，而且還起到了繼往開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康熙一生雄才大略，平三藩、固邊陲、治理黃河、統一台灣，其厥功之至偉，自不待言。但到康熙晚年，因康熙日漸「倦勤」，政寬事省的指導思想占了上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逐漸成了他的處理政務的原則。致使在各級官僚隊伍中，虛詐迎合、粉飾浮誇、貪污腐敗之風愈演愈烈，已經直接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根基。雍正即位之後，對以上種種弊端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保持了國力的強盛和政局的穩定，為後來的「乾隆盛世」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可以說，如果沒有雍正十三年間的有效整頓，「康乾盛世」恐怕就有腰斬之虞。他曾對自己作出「雖不敢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的評價(28)，應該說基本上不算過譽。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曹雪芹塑造賈敬這個人物形象的目的，的確是為了對明世宗嘉靖和清世宗雍正兩朝兩帝進行隱喻。其中最主要的「目標」還是雍正。那作家為什麼要「拉上「明世宗這個前朝皇帝呢?筆者以為，這正是作者慣常使用的「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甲戌本第一回脂批)之法，如前所述，作家雖「志在譏刺」，但因為文網的緣故而不得不「文多隱避」。但作家顯然又不甘心讀者真的被他徹底的「瞞弊(蔽)了去」，而真的致使到了「百代之下」仍然讓人「難以情測」，所以他先以人名諧音的方法讓人聯想到嘉靖，既而再讓讀者從兩人相同的愛好、遭遇以及嘉靖的廟號「世宗」聯繫到清世宗，嘉靖在這裡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橋樑」作用，讓作者的創作意圖有跡可循，同時又賦予了賈敬這個人物以更廣泛的代表性。而賈敬在《紅樓夢》中的作用絕沒有被誇大，也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也就顯而易見了。當然，偉大的作家曹雪芹通過賈敬這個人物對雍正的批判諷刺，也肯定不僅是為了簡單的「泄私憤」，更是客觀和無情的揭露了整個封建統治階層的荒淫與腐朽，是他對封建統治秩序因徹底失望而產生叛逆的自然流露。[1]
曹雪芹
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祖籍存在爭議（遼寧遼陽、河北豐潤或遼寧鐵嶺），出生於江寧（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於過度的憂傷和悲痛，臥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貧病無醫而逝。關於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說。[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