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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是指描写、记录或者研究现实世界题材的电影。与纪录片相对的为剧情片。在大多数情况下，纪录片不需要演员参与。在纪录片中表现的人、地点、情况与现实、实际情况一致。纪录片的题材范围广泛，既包括完全纪实的电影，亦包括了真人秀等节目。而纪录片的存在往往都会涉及政治话题而备受争议。

类型

依照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的观点，纪录片可以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一、诗意型纪录片（Poetic Documentary）

诗意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为伊文思（Joris Ivens）的《雨》（Rain）。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强调叙事，不注重特定时空的营造，不强调连贯剪辑。它着力于节奏的创造，不同空间的并置，目的在于情绪、情调的传达。

二、阐释型纪录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

阐述型纪录片也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1990年代“新纪录运动”（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或许依然存疑）之前的纪录片多属此类。这种纪录片宣传意图明确，创造者倚重解说词的力量说服观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形式上的典型特征是“上帝之声”（voice-of-God）、证据剪辑、全知视点等。

三、观察型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

观察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技术基础在于便携式摄影机和磁带摄像机的出现。这种纪录片放弃解说，放弃扮演，纪录片导演成了“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近年来中国出现很多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如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等。这种纪录片长于现实世界的表达，但对于历史题材却难以处理。由于放弃了解说、字幕，影像的表达很容易流于冗长而沉闷。

四、参与型纪录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

参与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品是让鲁什（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的《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Summer）。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掩盖导演的在场，相反，刻意强调导演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标志着中国纪录片创作迈入新阶段的作品《望长城》即有此特点。

五、反射型纪录片（Reflexive Documentary）

反射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作是《姓越名南》（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的显著特征在于对纪录片呈现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反思。和其他类型纪录片一样，反射型纪录片重视对现实世界的表达，但更为重要的是，导演在片中同时表达对纪录片创作本身的反思。这种影片往往显得更为抽象，难以理解。对于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和观众来说，这种类型的纪录片还是陌生的。

六、表述行为型纪录片（Performative）

表述行为型纪录片把真实的事件进行主观的放大，背离现实主义的风格。强调创作者主观的表述。代表作如马龙里格斯（Marlon Riggs）的《舌头不打结》(Tongues Untied)。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往往与先锋电影（avant-garde）很接近。

发展历程

电影一出现就显示了它的纪录功能。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影片是纪录片。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内正式公映的由L.卢米埃尔摄制的《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的影片，都是纪录真实生活景象的。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起，电影开始用于新闻题材的报导；俄国的沙皇加冕、英国的英王亲临奥林匹克开幕式、西班牙的斗牛、澳大利亚的竞走等新闻事件，都搬上了银幕，成为初期纪录电影的主要题材。1923年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的公映，标志着纪录电影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部影片纪录了一个爱斯基摩人和他的家庭在冰冻的北方为谋求生存的一天的斗争生活。与观众见面的影片是第二次拍摄的。1913年弗拉哈迪随一个探险队到加拿大北方去探矿。他用摄影机客观地纪录了居住在那里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这一次所拍的3万英尺底片后来全部在火灾中烧毁了。后来他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再去进行拍摄。这次他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爱斯基摩人参加拍摄工作。有些镜头是用故事片的方法拍摄的。如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冰房子是根据拍电影的需要建造的、猎取海豹的活动也是组织拍摄的，但影片反映的人物和生活场景都是真实的。由于这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纪录像片，弗拉哈迪被称作为“纪录电影之父”。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新闻片和纪录片的宣传鼓励和新闻传播的作用。由维尔托夫主编的系列影片《电影真理报》广泛发行。影片的素材是由摄影师分别在战争前线和后方各地拍摄的，然后由导演集中起来，进行编辑，加上字幕，成为新闻主题。有些新闻主题以后又根据新的构思汇编成篇幅较长的纪录像片，如《国内战争》、《前进吧，苏维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等。摄影师们把摄影机的镜头看作电影的“眼睛”，认为“电影的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具有分析力。被称作“电影眼睛派”的这些纪录电影艺术家认为：为了达到现实意义的效果，搜集到的现实的片断，必须有真实的基础。他们经常带着摄影机到市场、工厂、学校、小酒馆或是街道上，遇到合适的素材就拍下来。事先也不征得被拍者的同意，也不要求被拍者的表演，找一个可以隐蔽摄影机的地方，就进行拍摄。然后再经过剪辑，把混乱的视觉现象变得条理分明。 1920～1930年代，美国电影进入全盛时期，好莱坞在摄影棚里制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的梦幻似的电影风靡一时，为了抵制这种影响，在英国出现了以约翰·格里尔逊为代表的纪录电影运动。他们极力摆脱电影商业化的影响，强调电影的社会意义。不回避不掩饰广泛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面对现实，积极发挥纪录电影直接反映生活的潜力。在艺术上通过画面造型以及音乐、解说的配合，实现对于美和诗意的追求。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纪录电影艺术家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约翰·格里尔逊的《飘网渔船》，P.罗沙的《交接点》、《船坞》、H.E.安斯戴与A.艾尔顿的《住房问题》，W.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响乐》，伊文思的《博里纳日》，B.瑞特的《锡兰之歌》等。他们不掩饰这些作品是为了宣传。约翰·格里尔逊公开宣称:“我把电影院看成一个讲坛，并以一个宣传家的身份来利用它。”荷兰的伊文思深入比利时的矿区去拍摄支持工人运动的影片，到苏联去拍摄该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和许多电影工作者一起，参加了战斗。起初伊文思到达了西班牙战争前线，在那里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以后又到了中国，在抗战中拍摄了《四万万人民》。 在这个时期，女导演里芬施塔尔1934年在希特勒直接指使下，拍摄了反映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片名为《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把法西斯的上台当作德国复兴的形像加以宣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快乐”和“游戏”成为影视节目流行的标识。在这种宏观语境下，纪录片也向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接近和移植。注意力经济、娱乐经济的升温使得纪录片的制作理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有些题材本身很有特性，或适合画面表现，或事件发展一波三折，又或者人物个性张扬，有自我表现欲。例如：《阮奶奶征婚》，表现82岁老人征婚的故事。 2019年，纪录片进入“网生”探索更大表意空间 [1] 。网生纪录片丰富了原有广电体系下纪录片的类型化探索路径。在题材选择上对接了互联网受众，更接近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格调。题材选择、与观众的互动上可能性更大，更能满足观众需求，容易引发共鸣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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