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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堂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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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老君堂胡同

由来;明代时建的老君堂

时间;1965年

改名;北竹竿胡同

老君堂胡同是由明朝时代建造的老君堂流传而来,清代得名。老君堂的建筑风格属于道教建筑,前代老君堂胡同内设有满洲都统衙门等朝廷部门。但老君堂不只一个,有另外一个地名叫老君堂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就好像九道弯胡同在北京城就远不止两个。[1]

相关说法

老君堂胡同是由明代时建的老君堂而来,清代得名。老君堂属于道教建筑,前代老君堂胡同内设有满洲都统衙门。但老君堂不只一个,有另外一个地名叫老君堂非常正常。就好像九道弯胡同北京城就不止两个。

秦老儿闲游,来到老君堂

“秦老儿闲游,来到老君堂”这句唱词儿,是老北京民间艺人唱的岔曲中的一句,将老北京的秦老儿胡同和老君堂胡同,巧妙地编排了进去。秦老儿胡同在东城交道口地区,老君堂则有两处,一处在北新桥,另一处就是朝阳门内大街南面的老君堂胡同。它西起南小街,东到老城墙即现在的东二环路,1965年改成北竹竿胡同。

老君堂是供奉太上老君的庙,太上老君,乃道教创始人老子的尊称。《老子内传》载:“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生而白首,故号老子;耳有三漏,又号老聃。”是春秋时的大思想家。在老北京,过去曾有不少老君庙。明时的朝阳门老君堂一带,属思城坊,时称铸锅巷。又据《京师坊巷志稿》载,清代这里属镶白旗,胡同内设火器营衙门。

明清时,南小街一带曾非常繁华,特别是附近的勾栏胡同(现内务部街)地区,是管理官妓的衙门所在地。周围灯红酒绿,香风袭人。与其形成巨大反差的老君堂则是“一派闲情付落花”的景象,是寻常百姓安身的地界儿。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因为红学家俞平伯居于此胡同,老君堂越来越为人瞩目。据诗人邵燕祥说:“当年胡适还在旁边的竹竿巷住过”,胡适有诗云“我住竹竿尖”。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他的嫡传弟子俞平伯,给寂寥的胡同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常常到此造访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和北大学子,如朱自清顾颉刚启功等常常结伴而来。俞平伯素爱昆曲,能字正腔圆悠悠地唱上几句,因而还结交了不少名角和票友,他的宅第是当时京城有名的昆曲票友沙龙。俞平伯家是胡同路北的一座四合院,虽不富贵堂皇,却也十分规整典雅。有正院和跨院,房舍不少,院子也大。老街坊们说,俞平伯当时三十几岁,圆脸,个头不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常见他在门口微笑着迎迓和恭送客人,成为老君堂街坊引以为荣的一景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突然开展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不识时务的俞平伯,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大批胡适而自我救赎。时为俞平伯领导的郑振铎何其芳虽然尽力保护,俞平伯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批判对象。老君堂俞家的门前随即归于寂静冷落。只有老友王伯祥,不识相地常去看他,并结伴步行去游什刹海。书生气十足的俞平伯,居然赋诗记游:“借得临湖楼小坐,悠然樽酒慰平生”。大难临头却超然物外,不泯文人本色。“文革”时,俞平伯被赶进跨院存放刻书雕版的阴暗小屋。他仍不怨不怒,不改温柔敦厚的本性,又即兴赋诗曰,“屋角斜晖(一作阳)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随遇而安,不改其乐。

小时候,一到秋天,我常和小伙伴到朝阳门老城墙去逮蛐蛐和摘酸枣。出遂安伯胡同东口,沿着商铺林立的南小街向北,拐进老君堂西口,穿过胡同到东头城墙根儿,顺着一段坍塌的城墙,爬到顶上去。紫红的酸枣装满兜,蛐蛐卷在纸筒里,然后心满意足地顺原路返家。也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高叔叔曾领我到过俞平伯家,所以每次路过俞宅,总爱多看几眼。那时,长满蓑草的俞宅老门楼已很破败。小伙伴却对俞宅不屑,总拉我到一小宅院前,指指点点,很神秘地说,这就是“神针刘”的住地儿。当时街坊都说,老君堂有个在南小街撂摊行医的“神针刘”,只凭一根银针,就包治百病,有“神仙手眼神针刘”之誉。然而,街坊孙大爷却不以为然。他说,当时生活艰难,有人学过一点针灸皮毛,就上街混饭吃,不把自己吆喝神点儿,谁花钱找他看病?比起名医萧龙友,那差老鼻子了!但小伙伴却坚信不疑,说他上小学还“画地图”(尿炕),让“神针刘”一针就扎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常到一箭之遥的老君堂流连,但俞宅已面目全非。

我是1986年又见到俞平伯先生的。那年邵振国的小说《麦客》,获全国短篇小说头奖。为感谢我“慧眼识珠”,特在燕京饭店设宴,还说,他的亲戚俞平伯作陪。我和夫人欣然赴宴。俞先生虽有老态,但面庞清瘦,精神矍铄,谈吐依旧儒雅机智。谈及故居老君堂和马缨花,他一脸的灿然,那时,他已搬到三里河寓所。

胡适的“竹竿尖”与俞平伯的“马缨花”,如今皆因老君堂拆迁而不存,成了一声喟叹中的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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