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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新文學封面 原圖來源 | |
| 期刊名 | 台灣新文學 |
|---|---|
| 創刊時間 | 昭和10年(西元1935年)12月28日 |
| 停刊時間 | 昭和12年(西元1937年)6月15日 |
| 起迄卷期 | 第1卷第1號～第2卷第5號 |
| 刊期 | 月刊，共15期、15冊 |
| 出版地 | 台中州大屯郡霧峯庄吳厝九七 |
| 發行單位 | 臺灣新文學社 |
緣由及理念
1935年11月楊逵離開臺灣文藝聯盟、另創臺灣新文學社，隨即於隔月發行《臺灣新文學》，此刊物先後共企劃編輯了15期，其中1卷10號被處以禁止發行處分，所以通算共發行14期，歷時約一年半，和臺灣文藝聯盟之機關誌《臺灣文藝》並稱一九三○年代台灣文壇最具代表性的兩份文藝刊物。到了1937年，幾份官方刊物先於4月掀起廢止「漢文欄」（中文版面）的風潮，致使《臺灣新文學》也受到波及，再加上盧溝橋事變前夕的肅殺氣氛，迫使《臺灣新文學》不得不於同年6月停刊。《臺灣新文學》的誕生其實是楊逵對臺灣文藝聯盟心生不滿的具體反應。原來楊逵和臺灣文藝聯盟之機關誌《臺灣文藝》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曾任《臺灣文藝》的日文編輯。然而為了藍紅綠的小說〈紳士への道〉（〈邁向紳士之道〉）的刊載問題，楊逵與總編輯張星建起了很大的爭執，楊逵主張刊載，張星建極力反對。終於張星建的意見佔優勢，卻也引發楊逵對於《臺灣文藝》之路線的不滿。因為，這不僅僅是刊載一篇小說的問題，而是更深刻的意識型態的衝突，這便關係到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理想狀態和文藝大眾化路線的個人見解不同。不可諱言，當時的《臺灣文藝》已有了純文藝的傾向，出現了不少風花雪月的遊戲文章，而楊逵堅持用寫實主義來描寫台灣的歷史與現實，因此不免與雜誌高層張深切、張星建的意見相左，最後也導致楊逵離開了臺灣文藝聯盟，自行創辦《臺灣新文學》。在《臺灣文藝》中沒有機會露臉的〈邁向紳士之道〉，終於在楊逵的主張下於《臺灣新文學》上刊載（1936.6），隨即獲得一陣好評，這也使得文壇人士對於《臺灣文藝》的選稿標準產生質疑，並且更加肯定楊逵的眼光與文學理念。
成員陣容
《臺灣新文學》在編輯委員的陣容上，有「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楊守愚（以上負責漢文稿件）、鹽分地帶詩人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以上負責日文詩歌）、楊逵、賴明弘、賴慶以上負責日文一般文類），俱是當時文壇最活躍的作家。在編輯方針上，可以發現具有「漢文創作的提倡」、「民間文學的重視」、「鄉土色彩的發揚」、「藝術大眾化的實踐」等四方面的堅持，亦皆以反映台灣窮苦大眾的生活現實為依歸，除了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傾向，更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更具體地說，在社會主義傾向上，《臺灣新文學》1卷8號上的「高爾基特輯」以及1卷9號上王詩琅的〈魯迅を悼む〉（〈悼魯迅〉）與黃得時〈大文豪魯迅逝く〉（〈大文豪魯迅逝世〉）等，都表現出《臺灣新文學》對世界級的左翼文學家的景仰與不捨。另外在民族意識的展現上，《臺灣新文學》1卷10號（1936.12）所推出「漢文創作特輯」以及積極協助李獻璋編著之《台灣民間文學集》的出售事宜，都可以看出在異族殖民統治下，《臺灣新文學》對於保存民族文化之重視。雖然「漢文創作特輯」被日本官方以「內容不妥當，全體空氣不好」為由禁止發行，足見《臺灣新文學》的反殖民的精神對殖民當局造成的忌憚。在執筆者方面，乍看之下與《臺灣文藝》大同小異，不過許多知名作家如賴和、周定山、楊守愚、郭秋生、廖毓文、王詩琅、朱點人等，在《臺灣新文學》發刊後都選擇只為《臺灣新文學》執筆，與《臺灣文藝》漸行漸遠，由此可見文壇人士對兩份雜誌的評價。
影響
《臺灣新文學》還舉辦過一次名為「懸賞原稿募集」的徵文活動，作品限制必須書寫台灣的歷史，作者則限定為新人作家，提拔新人與重視殖民地歷史記憶的用意十分明顯。這次的徵文活動最大的收穫便是吳濁流的〈泥沼中的金鯉魚〉這篇小說。吳濁流曾憶及這篇小說的入選給予當時並未以小說家為志業的他莫大的鼓舞，可見若沒有臺灣新文學社的慧眼，台灣文壇有可能就此失去一位偉大的作家。《臺灣新文學》獎勵新人的做法雖然沒有獲得立竿見影的功效，《臺灣新文學》最終還是苦惱於稿件的匱乏，不過它為台灣文學灑下種子，吳濁流的例子足見《臺灣新文學》的遠見。最後，由於《臺灣新文學》在編輯與運作上的用心，已儼然成為文壇眾望所歸的中心，因此原本成員龐大、經營既久的《臺灣文藝》不敵《臺灣新文學》的強力挑戰，這從雙方所展現出來的鬥志與熱情就可以得到很明顯的答案。《臺灣文藝》於1936年8月底發行後停刊，而後《臺灣新文學》又繼續經營了將近一年，維繫著台灣新文學的命脈，直到1937年6月才不得不停刊。這是《台灣新文學》在文學史上所具有的地位。[1]
註釋
- ↑ 趙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