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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来讷爵士,KCMG,OBE(Sir Lionel (Leo) Henry Lamb,1900年|7月9日|1992年|7月27日),英国外交官,1951年至1953年任英国驻华临时代办,1953年至1958年任英国驻瑞士大使。
蓝来讷毕业于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和伦敦大学,懂得流利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他在1921年加入外交部,在37年的外交生涯当中,其中大约30年都是在华任职。他早年曾于北平、成都、汉口和哈尔滨出任副领事,1935年升任为二等驻华领事,1938年升为一等,并于1940年派驻上海担任监督领事官兼助理汉务秘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在上海的蓝来讷与妻子一同遭日军拘禁,直到1942年才获准遣送回国。
蓝来讷于1943年复出后一度被派驻美国明尼苏达州担任领事,1945年6月以总领事身份返回中国出任汉务参赞。对中国事务具相当认识和通晓华语的他更在1947年升任驻华公使,任内曾与中方就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的走私问题展开磋商,并两度接替返英休假的驻华大使施谛文爵士以代办身份代理馆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蓝来讷一度于当年9月调返英国,但未几于1951年3月再度来华,接替胡阶森爵士出任驻华临时代办,负责继续与中共就建交一事展开谈判;然而当时正值韩战,再加上冷战氛围笼罩,以致他未能有所作为。
蓝来讷后来于1953年至1958年出任英国驻瑞士大使,任内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出任英方代表团代理团长,期间曾负责主持就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而召开的九国限制性会议。蓝来讷早于1950年起成为皇家中亚学会[1] (1975年改称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从外交部退休后,他于1960年至1967年担任学会的理事会理事,其后于1971年至1977年改任图书馆委员会委员。
外交生涯
在华工作
1921年12月,蓝来讷以见习传译员身份获派往中国接受中文训练,并于1922年3月起于北平(北京前身)的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924年2月,他出任驻北平副领事一职,其后在1925年5月转任驻成都副领事,任内曾于1927年2月至4月一度被调往汉口。1928年7月,他调任驻哈尔滨副领事,任内于1929年署任总领事,以及于1929年至1930年署任一等副领事。1931年4月,他被调回北平署任一等副领事,其后于1934年3月获得实任。蓝来讷在华工作多年,亲历军阀割据、国民政府成立和国共冲突,对中国事务具相当认识。
1935年1月,蓝来讷获擢升为二等驻华领事,旋被派往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职,直到1937年5月被调往北平,未几中日战争就在同年7月全面爆发。其后,他在1938年11月进一步升任为一等驻华领事,1940年2月以监督领事官兼助理汉务秘书身份调返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占上海租界,蓝来讷与妻子一同遭日军拘禁于上海,直到1942年8月才获准遣送回国。在英国休养一段日子后,蓝来讷在1943年2月复出,派驻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担任领事,任内于1944年获英廷颁授OBE勋衔。
在美国工作两年多后,蓝来讷在1945年6月以六等外交事务官身份擢升为总领事,并以汉务参赞身份返回中国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濒临战败边缘,因此他主要负责谋划战后的善后事宜和重整英国在华的外交工作。大战结束后,中国很快随著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而战火重燃,中国大陆局势持续动荡,国民党形势也江河日下。其间,蓝来讷于1946年5月跟随大使馆迁往南京办公,并于1947年2月以五等外交事务官身份升任为驻华公使,任内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两度接替返英休假的驻华大使施谛文爵士以代办身份代理馆务。1948年,他的职级获调升为四等外交事务官,且再度获英廷颁授CMG勋衔,以肯定他在华任职多年的工作表现。
在任公使期间,中国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曾于1947年就香港海域的走私问题向蓝来讷提出交涉,后促成施谛文与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在1948年1月就中港关务协定换文。同年10月,蓝来讷再与中国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务部刘师舜博士互致照会,修订中港两地在急水门海域的海关检查安排。事实上,蓝来讷曾就香港的出入境管制问题作出内部评估,他认为昔日无需携带旅行证件出入境的时代,在战后已成为历史,中港边境在战前虽然基本上没有设防,但在战后都不应独善其身。他指出,尽管香港政府没可能禁绝大陆人偷渡来港,但港府都有必要实施出入境管制,因为此举可顺应国府的要求打击走私,另一方面能够阻截大批国民党馀部来港,成为与中共谈判的筹码,同时也可防范中共建政后出现的任何突发情况。他的看法促使港府后来在1949年开始对中港边境实施恒常的出入境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