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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來訥爵士，KCMG，OBE（Sir Lionel (Leo) Henry Lamb，1900年|7月9日|1992年|7月27日），英國外交官，1951年至1953年任英國駐華臨時代辦，1953年至1958年任英國駐瑞士大使。

藍來訥畢業於牛津大學皇后學院和倫敦大學，懂得流利法語和意大利語的他在1921年加入外交部，在37年的外交生涯當中，其中大約30年都是在華任職。他早年曾於北平、成都、漢口和哈爾濱出任副領事，1935年升任為二等駐華領事，1938年升為一等，並於1940年派駐上海擔任監督領事官兼助理漢務秘書。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身在上海的藍來訥與妻子一同遭日軍拘禁，直到1942年才獲准遣送回國。

藍來訥於1943年復出後一度被派駐美國明尼蘇達州擔任領事，1945年6月以總領事身份返回中國出任漢務參贊。對中國事務具相當認識和通曉華語的他更在1947年升任駐華公使，任內曾與中方就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的走私問題展開磋商，並兩度接替返英休假的駐華大使施諦文爵士以代辦身份代理館務。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藍來訥一度於當年9月調返英國，但未幾於1951年3月再度來華，接替胡階森爵士出任駐華臨時代辦，負責繼續與中共就建交一事展開談判；然而當時正值韓戰，再加上冷戰氛圍籠罩，以致他未能有所作為。

藍來訥後來於1953年至1958年出任英國駐瑞士大使，任內於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出任英方代表團代理團長，期間曾負責主持就印度支那和平問題而召開的九國限制性會議。藍來訥早於1950年起成為皇家中亞學會 （1975年改稱皇家亞洲事務學會）會員，從外交部退休後，他於1960年至1967年擔任學會的理事會理事，其後於1971年至1977年改任圖書館委員會委員。

外交生涯

在華工作

1921年12月，藍來訥以見習傳譯員身份獲派往中國接受中文訓練，並於1922年3月起於北平（北京前身）的英國駐華使館任職。1924年2月，他出任駐北平副領事一職，其後在1925年5月轉任駐成都副領事，任內曾於1927年2月至4月一度被調往漢口。1928年7月，他調任駐哈爾濱副領事，任內於1929年署任總領事，以及於1929年至1930年署任一等副領事。1931年4月，他被調回北平署任一等副領事，其後於1934年3月獲得實任。藍來訥在華工作多年，親歷軍閥割據、國民政府成立和國共衝突，對中國事務具相當認識。

1935年1月，藍來訥獲擢升為二等駐華領事，旋被派往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任職，直到1937年5月被調往北平，未幾中日戰爭就在同年7月全面爆發。其後，他在1938年11月進一步升任為一等駐華領事，1940年2月以監督領事官兼助理漢務秘書身份調返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進佔上海租界，藍來訥與妻子一同遭日軍拘禁於上海，直到1942年8月才獲准遣送回國。在英國休養一段日子後，藍來訥在1943年2月復出，派駐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明尼阿波利斯擔任領事，任內於1944年獲英廷頒授OBE勳銜。

在美國工作兩年多後，藍來訥在1945年6月以六等外交事務官身份擢升為總領事，並以漢務參贊身份返回中國重慶的英國駐華大使館任職。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日本瀕臨戰敗邊緣，因此他主要負責謀劃戰後的善後事宜和重整英國在華的外交工作。大戰結束後，中國很快隨著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而戰火重燃，中國大陸局勢持續動盪，國民黨形勢也江河日下。其間，藍來訥於1946年5月跟隨大使館遷往南京辦公，並於1947年2月以五等外交事務官身份升任為駐華公使，任內分別於1947年和1948年兩度接替返英休假的駐華大使施諦文爵士以代辦身份代理館務。1948年，他的職級獲調升為四等外交事務官，且再度獲英廷頒授CMG勳銜，以肯定他在華任職多年的工作表現。

在任公使期間，中國外交部次長葉公超曾於1947年就香港海域的走私問題向藍來訥提出交涉，後促成施諦文與中國外交部長王世傑博士在1948年1月就中港關務協定換文。同年10月，藍來訥再與中國外交部政務次長代理務部劉師舜博士互致照會，修訂中港兩地在急水門海域的海關檢查安排。事實上，藍來訥曾就香港的出入境管制問題作出內部評估，他認為昔日無需攜帶旅行證件出入境的時代，在戰後已成為歷史，中港邊境在戰前雖然基本上沒有設防，但在戰後都不應獨善其身。他指出，儘管香港政府沒可能禁絕大陸人偷渡來港，但港府都有必要實施出入境管制，因為此舉可順應國府的要求打擊走私，另一方面能夠阻截大批國民黨餘部來港，成為與中共談判的籌碼，同時也可防範中共建政後出現的任何突發情況。他的看法促使港府後來在1949年開始對中港邊境實施恆常的出入境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