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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的散文。
作品欣赏
宋朝人说书
一个民族的文学，在起初，都是歌唱和讲说的。歌唱，这后来就是诗歌，讲说，就是小说故事。
我们不去研究很古远的事。一不讲两汉、三国，二不说五代、残唐，单说在大宋年间，汴梁城里很是繁荣，人民的生活富足闲散，游乐的地方和游乐的花样也就很多。街上有很多的杂耍场叫做“瓦子”。就是《水浒传》上说的“三瓦两舍”的瓦子。瓦子里有一种游艺就叫做“说话”。“说话”就是说故事，就是后来评词评书的起源，名副其实的“口头文学”。正像那些跑马上刀山的叫卖艺的，干这行的人，就叫做“说话人”，和现在做文化工作的叫“文化人”一样。这是一种专门职业，因为互相竞争，争取听众，也就产生了“专家”，各自有了门路。
这些专家各有自己拿手的玩艺，以享盛名。据老辈人记载，当时的“说话”分为四类：就是“说合生”，“说诨经”，“说三分”、“说五代史”。合生好像就是短篇故事，是即兴的，随起随落；诨经，是讲佛家参禅悟道的故事；三分是讲三国；
五代史——这在宋人说，是讲近代的历史了。
也有这样分的：小说、说经、说史、合生。小说又分为三大类：说银字儿，是讲烟粉、灵怪、传奇的；说公案，是讲提刀赶棒，搏拳短打，和发迹变态的，这就是后来的《水浒》、《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一类形式的小说；说铁骑儿，是讲士马金鼓——好像就是后来士子赶考、大将出征一类的小说。以上三种好像都是长篇的大书本。
据记载，那时候吃这碗饭的人很多，出名成家的就有好几十位，也想见那时说书文学的发达了。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种同业组合，叫做“雄辩社”，集体的研究创作和技艺。
说书虽在说书的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信口开河，但也有简单的底本，以作凭依，这叫做话本。
宋人话本是中国很古老又珍贵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和当时的人民生活相关联，不但柳苏古文不可望其项背，就是后来的小说，也常常失去了它那种朴实浅显的风格。
这些残存的宋人话本，题名《京本通俗小说》，都是短篇：
《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看标题很像近代新小说的做法。
每篇有头有尾，讲说的时间自然不会很长，好像一个小段。它们的内容取材多是近时的事，也有的采自别的说部，主要是娱乐性质，也有惩劝的成分。
它们十九都用闲话或者别的事情开场，然后再转入正文。
这个引头的玩艺叫做“得胜头回”，有的用诗，有的用个更短的故事，这故事或者和正文所讲的相似，也有的正相反。
这样由浅入深，或由反入正，加深听众的印象，这种形式一直传到今天，大鼓书的冒头还常常用它，至于用《西江月》开场，那更是成了一种公式了。
语言，非常朴素，故事也着重人民生活的描写，现在引一段作证：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为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
（《错斩崔宁》）
的诗词，也有无名的民间的通俗诗词。在本文里，说着说着，来个“正是”，紧接着就是一对联句，这东西，我们叫它“插诗”吧，是很有趣的东西。我们摘举一些：
三杯竹叶穿心过，
两朵桃花上脸来。
又：
谁家稚子鸣榔板，
惊起鸳鸯两处飞。
（以上全摘自《碾玉观音》）
在散文里插上两句这样的韵文，使得前面的叙述，得到一清晰深厚的概括印象，加深艺术感染的效果，自有它很大的好处。这种形式在后来的小说，例如在《警世通言》等“三言”或《今古奇观》里，我们常常见到：
随你官清似水，
难逃吏滑如油。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常将冷眼观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
（《苏知县罗衫再合》）
偷鸡猫儿性不改，
养汉婆娘死不休。
（《蒋淑贞刎颈鸳鸯会》）
但为了加强叙述和描写，有时也用长长一段韵文插入文间，如《碾玉观音》描写失火，便把一切状火的声势的民间传说、典故，和火有关的事物通通写进，形成一段好像词的东西。
有时也用民间的成语、歌谣、有趣有韵的联句，《冯玉梅团圆》里形容老年到来：
腰便添疼，
眼便添泪，
耳便添聋，
鼻便添涕。
这种形式也一直影响了以后的长短篇小说，像《水浒传》和《今古奇观》，大大增加了语言的风趣。其中很多出自说书人的创作，很有价值。有时添加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引人发笑，例如形容山的高就说：
几年摔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摔到底。
（《新编五代史平话》）
这些话本，在末尾也用四句诗结束，总结一下故事的内容和指出教训的要点。例如《碾玉观音》末尾道：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
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宋朝人说书的概况和他们的创作形式。这只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传统，并不是要今天写小说的同志们去单纯模仿各种形式。但在社会上，有这样多专门艺人，采取眼前的生活，编为故事，向大家讲说，却引起我们对当时的汴梁文化有些向往。以后，在说书一行职业里，创作很少，只有讲史的一门，得到发展，但也限于《三国》、《隋唐》、《说岳》几部旧书。清朝说书事业，一时复兴，但都是粗浅一律的侠义公案小说，续来续去地写，翻来覆去地说，很少有新创作。而直接采取当前事件，编为短篇故事的一门，简直有很长时间失传了。遂使小说脱离现实生活，使一般人以为小说就是专讲历史故事或是野史传闻的了。而在清朝，子弟书流行，着重鼓板唱词的欣赏，又因为印刷进步，书本好买，评词就渐渐又衰落了。
现在我们谈宋人的话本故事，深深觉得它有以下几点好处：
（1）叙述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为群众爱好。
（2）编得很快，编好就讲。
（3）用群众的语言，非常流畅，真是“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4）故事通俗，有关风化。正像《冯玉梅团圆》上说的：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这是当时的说书人、小说作家的座右铭吧。这两句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群众的语言写作，内容要有教育意义。这样，也该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这是中国小说很可宝贵的传统。自然，它那个“风”，不一定像我们所要求的，这是时代问题。
编讲故事的运动
中国人民大众爱听说书，自不待言，说好书的能夺一台大戏，这在庙会上是常有的事。而知道看重这里面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好的风尚，老百姓都知道小说故事能陶冶性情，砥砺志向，辨别善恶，改造社会的人情风俗。所以梁启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解说小说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力量。
另外，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
宋朝那些说书人不一定是写作家，但他们是出色的编讲家，一样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有的有底稿，更多的没有底稿，说过几次，说得周全完美了，会写的人代他们记录下来，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宋人小说，伟大的著作。
一个故事一定是越说越圆满、越精采。因为它不断生发，添长枝叶，增加情趣，切合现实。而师傅传给徒弟，或者是叫同行的人学了去又说、又修改，这就成了多人的集体创作，有很多人的心血、才智放在里边，作品自然就更精采动人，今天流传下来的小说，多一半不是一个人的手笔（或者说不是一个人的口舌）。
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一个可珍贵的传统。不但是同时代的人的集体创作，而且是历史的、几朝几代的艺人的集体创作。
最好的例子是《水浒传》，当南宋年间发现了《水浒故事》，一时各地流传，你谈我讲，五花八门，成了无数的光彩夺人的片断故事，后来经过一个文人、一个大手笔施耐庵把这些故事集合起来，连贯起来，润色一番，才成了今天的《水浒传》。这中间，从有《水浒传》说到成书，整整经过了四百年（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参加创作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现在我们农村，能写作的人这样少，而经过八年抗日，伟大的农民翻身运动，反顽战争，故事又是这样多，伟大的作品怎么产生呢？宋人说书的热烈运动和创作方法，就很可学习了。
我们农村的能编讲的天才可并不少，他们好讲故事，他们有很多听众，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习惯编讲新的、眼前的故事的习惯。这正像他们还不完全习惯看话剧一样；有的人有个错误观念：以为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搬出来演戏或说书没有劲气，不如陈一陈，过个三五十年，等生活变化了，再讲再演，才引人好奇，觉得新鲜。把艺术创作，看成和陈酒陈醋一样自然是不对的了。
我们提倡好说旧书的人，放下《小五义》、《三侠剑》来编新书，编新故事，把眼前的斗争、眼前的人物、眼前的生活编成各式各样长长短短的故事，来向大众讲说。
说了又改又补充，不久就成了一篇完整的故事，我们也就有很多新的小说里的典型人物了，他们将代替黄天霸、武松、阮英、贾明、山西雁这些人物，为群众熟悉爱好。
而且各村、各区、各县都编了很多新故事、新平话、新小段，互相生发，互相取舍，互相合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希望，有一部新的《水浒传》，那就是新的《抗日英雄传》、《穷人大翻身传》、《人民战争传》了。我们的伟大时代的伟大小说也就出现了。那些短小的故事，也就会是新社会的《今古奇观》，或是新的“三言”了。
我们希望农村里掀起一个编故事讲故事的新平话运动，它和编写运动相结合，为眼前的斗争服务，为人民利益服务。
这个运动，自然没有减少了我们作家同志们写作的机会，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拿到群众中间去讲说，作为说书人的“话本”，群众也就会给他们补充、修正、改编、综合，作品和群众合作，和说书人合作，以后就成了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同时在他们写作的时候，一想到是要拿给说书人去讲说的，在写作的手法上也就有个准绳了。作家、说书人、群众的结合，是作品成功的道路，中国古已有之，前面我们已经列举过《水浒传》，这是中国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人民文学的丰碑，此外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石玉昆和《三侠五义》，也因为这种结合使得他们的作品永垂不朽。《儿女英雄传》之所以在语言创作上能有那么很好的成就，也是因为作者文康习听说书，很受了人民文学语言的陶染。平话小说脉脉相承的历史，可以说是人民文学的主流。
值此空前伟大的人民胜利的时代，人民文学也一定冲刷净非人民反人民的藩篱，而洋洋乎呈现它的伟大面貌的。[1]
作者简介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