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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朱元璋严密到非理性的特务网朱元璋君臣合作七年，有不算短的一段蜜月期，但蜜月结束之后，渐渐心理都起了变化。那是怎样的变化呢？[1]
《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惟庸独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吉安侯陆仲亨、平谅侯费聚因过遭帝切责之。惟庸胁诱二人，密相往来。
这段明史，既记录了胡惟庸的变化和不法行为，同时也道出朱元璋对胡惟庸由宠到恨的心理根源——
早请示晚汇报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先斩后奏、自作主张；皇帝的敌人不是自己敌人，而是结党营私的朋友伙伴。如此，不免使得朱元璋大为恼火，我的天下我做主，咋论到你胡惟庸显摆？我打天下你坐天下，哪有这样好事？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朱元璋的底线。如果说朱元璋对器重的属下什么事都可以网开一面，贪污受贿都可以容忍，但唯独一件东西一旦触碰，休说胡惟庸，就是天王老子、至亲儿孙，朱元璋也不容忍，什么东西？那就是争权。显然，胡惟庸的以上行为，就是争权，突破了朱元璋的底线。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胡惟庸干这些事，都是偷偷摸摸的，朱元璋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这就是不了解朱元璋的另一特长了，此人除了用人整人上有一套外，搞情报工作也是很厉害的。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 “告密时代”，一个是那武则天的大周，另一个就是朱元璋的大明洪武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特务生逢其时，全国处处都有皇帝眼线。
朱元璋情报工作无孔不入。其情报工作细到了什么程度？
这段故事为人们所熟知——朱元璋手下有个叫宋濂的大臣，从朱元璋起兵时就跟着朱元璋，建国后被委以重任，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但是对这样的大臣，朱元璋璋情报工作也没放松，有一天，宋濂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喝酒。上了一些酒菜。次日上朝，朱元璋问他：老宋，听说昨天你家来客了？吃点啥喝点啥呀？宋濂是个老实人，照实回答，来几个朋友，然后开始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儿,烧子鹅, 卤煮咸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朱元璋频频点头：“嗯，对上了，你是个老实人，没欺骗我！”
原来，在宋濂家人中，朱元璋早已安插了自己的人。那个朱元璋安插的人，每天都监视宋濂起居，家中一有情况就马上报告朱元璋。所以朱元璋对宋濂情况无所不知。经过对菜单，朱元璋洋洋得意，而宋濂从此惶惶不可终日。
类似谍报层出不穷。有个翰林叫钱宰，在朱元璋那领了一项文化工程，重编《孟子》语录，因为朱元璋对孟子的有些话很不满，比如：君为轻民为重。老百姓比我重要哪行？于是命令手下文人加班加点，重新肢解孟子，这个钱宰每天早出晚归，累得够呛，有一天下了夜班，一边往家走一边做了首诗,有些发牢骚的意思:“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对他说:“小钱啊，昨日你做的那首诗不错，不过我并没有嫌你来得晚啊，只是怕你们不勤奋，你看把那个嫌字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魂飞魄散，我一个人嘀咕皇帝怎么知道的，连忙磕头谢罪，您改得好。
还有一个担任国子祭酒的官员，叫宋讷。有一次，遇到点不开心的事，独自坐在自家后花园生气。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你昨天生谁的气？宋讷大吃一惊：我生气了吗？朱元璋拿来一幅画，你看看，这不是你吗？宋讷拿来一看，数码照片一样，生气的表情都画得惟妙惟肖。原来朱元璋安排的特务，不仅跟踪大臣，而且还进行素描工作。
说到明朝特务，我们都知道锦衣卫。这是朱元璋的发明，但锦衣卫之外，还有一种特务，也是朱元璋精心打造的，那就是检校。这个检校明为“言官”，实际上干的就是特工的活，专查官员隐私，朱元璋的特务网就是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的。如果说锦衣卫是军统，那么检校就是中统。他们一个用剑，另一个用嘴杀人。朱元璋利用这些人，等于在每个官员头上悬了一把剑，卧室里安装了摄像头，所有官员在朱元璋面前，都一丝不挂，没什么隐私可言。
朱元璋培养了不少著名特务，前面提到那个担任过右丞相的杨宪、以及本讲座主人公胡惟庸都可以称为杰出特务。这些人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就像藏獒一样，只认一个主人，其余人无论和皇帝是什么关系，都可以撕咬。文武百官遇到这些人，就像遇到狂犬了，必须拐弯跑，要直接撞上很容易被咬，咬上可就没救。
这正是朱元璋所要的效果。他对自己培养这些特务的效果很得意，说:“我养这这些人，犹如如人养恶犬，人见人怕。”在特务的监视下生活起居，哪个大臣的一举一动能逃出皇帝视线？
虽然胡惟庸既是宠臣、也算是个大特务，但也毫不例外受到朱元璋的特务照顾，尤其在君臣关系出现缝隙的后期，朱元璋派人在胡惟庸家门口放了暗哨重点盯防。特务整特务，更叫一个狠。胡惟庸的不法行为，被一心想立功的特务们添油加醋，传到朱元璋耳朵。
那么，听到这儿，也许有人会问：胡惟庸为什么要结党营私？让领导不快？他已经位极人臣，顺着领导的意，当着他的丞相，不是很好吗？要解开这个疑惑，必须要先说说他的领导是怎么回事。
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说朱元璋是个昏君，但是，打天下时的朱元璋，与坐天下后的朱元璋，判若两人。
当朱元璋还不是皇帝时，他是一个众望所归的明主。
我们知道，元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起事的时间而论，朱元璋参加革命时间是比较晚的。待他单独领兵时，不少“革命前辈”已经成了气候。但到头来，为什么无根无基的朱元璋得了天下呢？
主要是因为得人心。
首先，他抓住了穷人心。朱元璋懂得穷人心。因为他早年就是穷人、赤贫，知道百姓生活的艰难，知道百姓的期望在哪里，所以他常常自比尧舜，宣扬要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压迫的、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
另外，朱元璋还抓住知识分子的心。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军要想成事，没有读书人的出谋划策是不行的。在打天下时，朱元璋和读书人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围炉夜话，这些知识分子，把朱元璋当作知己仁君。
最后，他还抓住了整个民族人心，蒙元帝国，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族人被列为四等人歧视。而朱元璋北伐时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这个口号比后来孙中山的口号还早600年，朱元璋由此而成为带领汉民族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民族英雄。
常言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就这样，朱元璋靠得人心得了天下。然而。成为洪武大帝后，那个海纳百川的仁君不见了，一个反复无常的暴君出现了。
朱元璋的这种变化，说来说去，还与他的身世有很大关系。朱元璋早年赤贫，到了饭都吃不上地步，被迫到寺为僧吃百家饭，饱尝世间冷暖人情他成为开国皇帝后，人生巨变，令他心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他一穷二白，没什么可担心的，所以广杰豪杰，兄弟相待，之后，得意和忧郁一起涌上心头，担心文臣们会鄙视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从心里学角度讲，此时朱元璋，已经患上了严重精神疾病，用今天话说，就是焦虑症，具体表现就是疑神疑鬼、喜怒无常。
朱元璋的疑心病令人发指，在他统治时期，很多大臣拍马屁拍到马蹄，稀里糊涂送了命。比如浙江有一个学人，写了一个贺表来吹捧他，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讽刺自己是没头发的和尚，“作则”是挖苦自己做贼，下令将这个马屁精处死。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朱元璋说，骂谁是小狗呢？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朱元璋说，说谁不是好鸟啊，杀。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
朱元璋说，这是让谁滚呢？砍了！
反复无常的朱元璋无疑是个“非理性”强人，长期陪伴在这样“非理性”领导身边，那帮属下会出现怎样心理状态呢？
关于“非理性”，当代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组实验，拿来一群白鼠分入两笼，对一个笼子里的白鼠有规律地“电击”，另一笼无规律“电击”，结果遭到无规律电击的那群老鼠很快就疯了，这说明什么呢？非理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疯。那些强人帝王非理性到了极点时刻，不是自己发疯，就是把属下逼疯。
想必洪武时代的官员们在朱元璋手下也是备受煎熬，多次体验到了被不规则电击的小白鼠心情。政治环境恶劣，领导神经过敏，太不好伺候。即便是宠臣胡惟庸，在这种环境下或许也不免感叹，自己既像朱元璋牵着的一条狗，又像其手里牵着的一风筝，让你升你高入云端，让你降你就垂直落地。完全由不得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想不死，只有两种做法，或者主动远离权力中心，或者抱团取暖、结成利益共同体。胡惟庸做法，基本可以解释为后者：抱团取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