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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的青春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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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的青春在歌唱》中国当代作家郭发仔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那些年,我们的青春在歌唱

记忆是一条永不干涸的河,青春在河的上游,岸边是曾经的你和我。

那些年,我们都是花一般的年龄。但我们更像草,率性,天真,快乐,所有的青春,都刻在那张岁月的课桌上。

一、那些鲜活的旧物象 旧物象有陈年的气息,越旧越经得起揣摩,就像黑屋一角的那缸米酒。

1987年,《红楼梦》刚上演。红楼的胭脂粉黛,离农村厚重的泥土味太远,看不懂,也看不见,因为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机。后来才知道,《红楼梦》的味远不是那缸酒能及,许多人品了许多年,她依然醇香如故。

我的梦在塘下岭,土话叫团哈亮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母校清溪中学。

“渠水盘山过,岸边芙蓉映碧波”,这是清溪中学校歌。刘念胜、周小明、李化明几个语文老师作词作曲的,至今还记得那抒情的调。那词曲贴切,很动情,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情到深处都是结。第一次踏进低矮的校门时,旁边高大的苦楝树上,知鸟也在学唱这个抒情的曲子,不着调,但调很高。

那年,我14岁。大家都是这个年龄。小学的稚气尚在,衣服上全是补丁,一进这个校门,突然发现衣服吊在肚脐眼上,裤腿短了一大截。似乎从报到的那天起,我们都长大了。

清溪中学很老,就像黄土坡下那个抽旱烟的老头。老头住在学校下面的村子里,每天扛着一把旧䦆头,一头挑着一个竹粪箕,站在学校大门边,一口浓浓的旱烟喷出来,熏在额头上,渗出一层浓黑的油渍。他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娃,不说话,似乎在寻找自己的影子。

学校的围墙只有防君子的象征功能。几块垒起来的石块,斑斑驳驳,虚弱得用手指头轻轻一戳就会倒。教室是低矮的平房,古老的青砖青瓦,延续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教室里没有天花板,几根硕大的木头,横七竖八,手攥着手,尽最大力气撑起那片厚重的青瓦,无论春秋的雨还是冬天的雪,老当益壮,底气足得像一名品学兼优的尖子生。条形的课桌,到处都是沧桑的痕迹。依稀可以看见中间用小刀刻下的三八线,还有坚毅的座右铭,伴着从腮帮里发出的咬牙声。

教室的门背后,有几个人的名字,毛笔写的,墨香犹在。其中一个是我小叔。小叔读书很优秀,每次小叔聊起上学的经历,鼻息里都是骄傲和自豪。我经常盯着那些名字看,心里想着哪天我也要把名字刻在门背上,让村里后来的娃也知道,我曾经在这里荣耀地坐过三年岁月。

校歌里的渠水,指的是黄土坡下的百里渠道。那水清,满满当当的,像一条鼓胀的血管。春天一到,岸边全是绽放的芙蓉花,粉的,红的,白的,哪一种都是天姿国色,在阳光下妖艳地摇摆,就像岸上村里那个年轻的代课女老师。有一年夏天,午休时间,耐不住太阳的毒,我和陈财坤、陈红七八个同学,溜到渠道里游泳,有种无天管无地收的畅意和自由。上岸时,才发现衣服裤子被老师搂走了。铃声响了,我们都慌了。光胴胴躲在学校的围墙外,看见班上的同学,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好在没有女同学经过,那是我们一直阿弥陀佛祈祷的结果。

操场很大,黄沙土质。一下雨,如同黄河的源头般,浑浊的水流汇成无数条小河,踩着上课铃声来的男同学,提着裤子,踮起脚尖,选着好下脚的地方,跳起走,如同村里装神弄鬼的神汉。女同学不一样,高高抬起的腿脚,轻轻点在地面上,不溅起一点水花,腰身一扭一摆,惹人怜惜,倾心的男同学恨不得奔向前去搀扶一把。不过,那是臆想。80年代的学生娃,男女分得清,也分得严,连正眼看一眼,都觉得是一种道德的罪。传闻,有大胆的女同学跑到学校不远的宜阳河里去洗澡,我惊讶得嘴都忘了合起来。我们班的男同学谁也没去考证,不是没那心思,而是雷池水太深,卷进去,书都读不成了。

那时,男同学最大的乐趣就是打篮球。篮球是借来的,皮磨得起了毛,半瘪不鼓的。大家疯了似的抢,往摇摇欲坠的木栏板上光秃秃的铁圈里一投,哐当一声巨响,一群人乐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操场上热闹,尤其在做操的时候。全校的男男女女一排排,花花绿绿的,很朴素,却不乏精神。第三套广播体操的转身动作,每个人都做得很到位,青春的气息也跟着跳起来。金生是班上的活跃分子,每次做操都要尽情发挥,耍出一套拖刀回马、借花献佛的动作来。每到大考一交卷,操场上的气氛浓得像湿透的梅雨,几家欢乐几家愁,有惊喜,有懊恼,有疑惑,半空里都是嗡嗡声,仿佛夏夜田野里聒噪的蛙鸣。操场上的故事多,印象最深的是一场凶险的搏斗。据说是为了几个油糍粑的事,后勤的一个家属妇女追着周启雨打,一直追到操场上。那女人凶,手抄半块火砖,猛地砸过来,周启雨一个腾空跳,轻松躲过。那女人更恼了,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石灰粉迎面撒过去,周启雨又是一个侧滚翻,那女人一愣,吓到了。很多同学围观,都怀疑周同学是武术世家出身。那时,我们都是泥土里拔出来的,老实得不敢大声说话。这种场面,如同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事件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学校以前的历史上,仅此一次。

操场的左侧,是一大片板栗树,高大葳蕤,茂密的树叶在夏天投下清凉的绿荫。每棵树的树干都被蹭得溜光,就像家门口那棵拴水牛的老柳树。板栗熟时,有些同学会假装嬉戏,猛地朝树干跺一脚,可从没意外发生,板栗依旧在枝头挂着。胆子大的,瞅着老师不在,捡起地上的石块,瞄准了缀在枝头的板栗拼命砸,用脚把落下来的刺球碾开,一会功夫,咂咂嘴,入胃了。不过,那是初三同学的领地,我们不敢靠近。眼巴巴地想,等我们初三了,再说。

清溪中学的岁月深沉,如同校园里那口水井。我村子里的那口井也深,素面朝天,在一块菜土旁边躺着,寂寥得有些失落。校园里那井很豪华,红砖砌成的四堵墙,井就像包菜里层的菜心。井的周围是水泥地,井上方用打谷机的滚筒做成轱辘,一根粗实的绳子,吊着一个铁桶。晚间饭后,那井乒乒乓乓没停过,洗衣的,洗身子的,全来了。打水时,女同学多,细长的胳膊,很白,像一根洗净的藕。她们用了很大的劲,连呼吸都带着力道。几桶水打上来,香汗淋漓,几根柔顺的青丝,贴在红晕的脸颊上,好看,也耐看。

经看的,还有挂在老教室门口那个钟。其实不是钟,是一条巨大的生铁,用绳子吊在屋垛子的横梁上,那是上下课到点的号令。打钟的是段五妹老师(好像是这名),一个中年女老师,教音乐的,一头卷发,很时尚。微胖,但一点不显胖,与她干净整洁得体的打扮一配合,很有富态的气质。无论讲台上如何精彩,只要听到五妹老师踢踏踢踏的高跟鞋声,就知道要下课了。水泥地板越来越响,五妹老师迈着端庄的步子,手里提着一把铁锤,当当当,生铁的铃声震得耳朵嗡嗡响。随即,校园里如同烧开了一锅粥。

二、水土流失与走马灯

那时很无知,像固执“地心说”的古人,总以为我的村子是最大的。村里那蜿蜒的山峰,层层叠叠,我就没有爬完过。进了清溪中学,才发现村里的世界很小。我所在的34班,最初60多个人,来自全县各个乡镇,构成了一个大世界。有几个禾市、渡口村的学生,打一口鲁,当时总怀疑他们是天边来的。

34班是个大集体,来自四面八方,几乎每一个都带着新鲜的泥土味。在班主任肖美林老师的带领下,一个个如同蜕变的蝉,脱去了旧日的俗壳。不过,这个班也如同学校背后小山坡脆弱的生态,没有山体滑坡,经常会有水土流失。

最早流失的是周光顺。周光顺不高,算不上调皮,一身肥大的蓝布衣服套在身上,像唱戏的。上课时总是瞪着眼,嘴巴半张开,无论黑板上如何纷纷扬扬,他始终一幅木然的神情。下课铃一响,他像被解穴似的,兀地醒过来,一溜烟就在操场中央去了。他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谁要跟他争个输赢,他太阳穴的疤块立马涨得通红,脑壳一歪,蛮劲又来了。后来,不知不觉,突然消失了,离开了34班,据说回家天天放牛,盯着牛屁股发呆。

彭斌,也不高,圆脸,白白嫩嫩的,长得蛮好看,跟我们不属于一个泥腿子序列。据说他家是林场的,吃国家粮。凡是吃国家粮的,我们都觉得高人一截,不知道自己要奋斗多久才能有那个待遇。当时,我们农村娃张嘴都是土得掉渣的乡下话,彭斌说话带点文气,夹在我们中间,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他的歌唱得好,一曲“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唱得那是字正腔圆,清新脱俗。当时泥腿子们都没听过这歌,他一唱,立马火了,校园里到处都是故乡的苦水,唱得口水横飞。彭斌原名彭小斌,进清溪中学后私下把名字中的“小”去掉了。可能自己觉得“小”字太小气,对不上随着年龄增长的脾气。他增长的不是脾气,而是胆子。入校才一个学期,就一个人偷偷跑了广东三次。家里人逮回来一次,没过几天又跑了。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广州是很多想发财的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泥腿子们胆小,读书是唯一一条有可能改变命运的出口。彭斌在大家的视野里消失了,就像苦楝树上掉下了一颗苦楝果。泥腿子们继续念手上的书本,认真得像刚剃度的小沙弥。

新学期上课,如同手里捏了几角钱去安仁街上赶分社,很兴奋。倒不是上课热闹,而是看任课老师长啥样。

语文老师一般都是女老师,小学里几乎都是。初中语文老师刘念胜,不是女的,但有高挑的女性身材,干瘦,黝黑的皮肤像有岁月的杨梅泡酒。他一口外地口音,很有韵味,就像唱一首很古老的诗。他对古诗确实有研究,每次讲到诗歌时,他便摇头晃脑,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陶醉得似乎来到了李白的篱笆下。他讲课很有生趣,好打比喻。一次作文课,他叉开干瘦的五指,让大家说想什么。我脱口而出,像把捡淤耙。他一愣,立马说,对!大家惊愕的神情半天没醒过来,然后发出哄堂大笑。

英语是个新鲜玩意,我上手快,英语玩得溜溜转;后来,英语老师像走马灯,把我玩得晕头转向。卢少俊老师,是我们的英语启蒙老师。正如他的名字,长得俊。浓眉大眼,眼窝深,像一湾幽深的潭水;鼻梁高挺,鼻尖陡然下勾,俨然西方人血统。他的英语教得很好,一听就懂,一口英语说得仿佛到了美国大街上似的。后来,卢老师突然离开了,连招呼都没打一个。百里渠道岸边一个年轻女孩来代课,噼里啪啦的,像太阳底下晒爆的豆子。我不知道其他同学啥感受,反正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保持英语成绩没掉下去。女孩花一样灿烂,待我们习惯她的豆子英语时,又换成了阳蒙生老师。阳老师是禾市那边的人,学历史的,英语单词念得像土堆里挖出来的文物。他自己也费劲,讲着讲着,鼻尖上的汗珠子越来越多,映着白花花的太阳,发出一束白光。他的金边眼镜似乎总是跟鼻子过不去,老往下蹭。每次上课,他都不停地并拢食指和中指,将不守本分的镜框往上推,看着都累。金生胆子肥,是个歪胚子。每次见到蒙生老师都笑嘻嘻,喊一句“盲生老伙计”,搞得阳老师哭笑不得。初三英语换成了羊斌老师。羊老师很厉害,全校有名。除了教学有名,脾气大得更有名。一听说他来教英语,全班同学的毛孔大得可以钻进一条蚯蚓。他英语发音很标准,讲课如庖丁解牛,用时髦的话说,洒洒水的事。可是,他经常在课上针对个别同学的不配合,讲一堆雅俗共赏的道理,有人生哲理,也有下里巴人语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最先就是从羊老师那里听到的。

数学、物理老师是我们班主任肖美林老师。肖老师很高大,五官搭配得恰到好处,棱角分明,眉毛粗黑,男人味十足。那时,肖老师一直穿中山装,笔挺,整洁,精神抖擞。那时他很年轻,但不苟言笑,泥腿子们见了心里发虚。那些喜欢蹦跶的,远远地见了,马上掉头绕着走。他们说,管他初一十五,躲一天算一天。肖老师的威慑力在课堂上。谁要走个神,他立马停下来,瞪着眼盯着,许久,像射出的一把利箭,刺得后背心都是凉的。肖老师对我很关爱,可偏偏我这方面基因残缺,数学书上的xyz明明捋顺了,结果做题时,我就蒙圈了。物理也是,什么加速度、多少力,书上的都会,考试的时候全不按我的套路来,结果把我套路了,套得惨。后来我问肖老师,怎么学?肖老师说了一句秘诀,多做,多练。当时没领悟。后来在高中的时候派上了用场,那是后话。当时我很羡慕班上的凡连国,哪怕xyz扭得像根麻花,他都能瞬间理出子丑寅卯来。物理也是,加速度,牛顿力,就是和在稀泥里,对他来说也不是个事。

其他杂科老师,很多都是主科老师兼任的。地理老师李文生,原来教数学的。他人很和气,见到他,就像见到我早年入赘出去的大伯父。他在课上说,地域不一样,地质差别很大。我们湖南的土是黄的,到了四川,土是黑的。当时我不懂,四川在哪个角落都不知道。后来我到了四川才知道,李老师的儿子在四川读书,如今是大学有名的教授、博导。四川的土的确是黑的,连河沙都是黑的。生物老师樊琼林,平头,头发花白,总是一脸和善的笑,走路慢条斯理,很稳健。当时,他是我们的总务主任。历史老师彭桂兰,是个语文老师。每次讲历史,总能把语文和历史撮合成一段姻缘。她讲《李愬雪夜入蔡州》《触龙说赵太后》时,我陶醉其中,幻想自己也能像她一样教我的学生,拥有一个师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风范和魅力。后来,我真正走向讲台了,才发现自己并未完全承继这种师者的修为,在破旧的宿舍门前,我的理想被重重地摔在现实的地面上,脸青脖子肿。

化学也是我的痛。数理化是一家的,跟其中一个处理不好关系,其余的好不到哪里去。化学老师全校只有两个,一个是校长李准,他给我们上了第一趟热身课就不上了;另一个是张桂玉老师,女老师,比较漂亮,一头长发,有些卷,扎成马尾巴,走路时,随着步子左右摇晃,碎花裙子在风中飞摆,极像油菜花中的一只蝴蝶。可是她讲课不像蝴蝶,如同一只不安分的小羊羔,几乎每一句话后面都要加上一个“啦”字,彭俏华说,他花一堂课专门计了数,45分钟的课,一共“啦”了98次。我的天!反正我是被她“啦”死了,本来底子就不好,一“啦”我就丢魂,丢魂就丢分。初三的成绩下降快,数理化一直拼命拽我的腿,我很揪心,国家粮的粮票怕是领不到了。

三、夹在指缝里的涩时光

我可以自豪地对我孙子讲,爷爷可是上过初中的人。昨天,周光顺说这话时,仿佛太阳穴上的疤发出一道红光,很亮,手机屏幕都是红的。

这话不假。80年代没有普及义务教育,能够升入初中的,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相当一部分小学同学,就像宜阳河里的河沙,被一股激流卷得没了踪影。

小学生活疯,疯得没有档次。天天打油板、弹盖子、滚铁圈,就像洗澡时经常搓到的几根勒巴骨,腻得没有新鲜感。在清溪中学的校园中,青春的气息到处都是,感觉那几年的天气都没怎么坏过。

初中生活有文化档次,校园里都是歌。尤其在下午第一堂课和晚自习前,校园里仿佛成了音乐学院,抒情的,叙事的,就是听不到议论的。老师说,这是为了提振精神,就像赶分社时南门洲那个耍刀枪不入的,先要把胸脯拍得通红,提气。

初一第一学期还有音乐课,那个很妩媚的打钟老师教的,后来音乐课被割掉了,似乎把我们的青春割了一刀。不过还好,那时学校订了《初中生》,人手一本。其他的内容记不住了,每一期最后一页全是歌曲,《把根留住》《让我们荡起双桨》《敢问路在何方》《送别》,好多都是从那上面学会的。

唱歌时,音乐委员起歌。那些歌全是从各个小学里移民过来的,很多歌我不会唱。我始终记得有一句歌词:“风沙挥不去印在历史的血痕,风沙飞不去苍白海棠血泪”。我从没听过,一边当东郭先生,一边对歌里唱的是“血痕”还是“雪痕”纠结,闹得天天晚上睡不着。

音乐委员陈春萍,从第六中学转学来的。刚来时,如同黄土坡上开了一朵硕大的红茶花,在一群素朴的同学中很惹眼。一件短袖的红上衣,殷红如霞,映得肉嘟嘟的圆脸,红扑扑的。不过,她不爱说话,总憋着小嘴,一副不容侵犯的神情。也许本来就不喜欢唱歌,也许太过矜持,她起歌的声音小,小得如同一根绣花针。每次唱歌,都是“细数窗前的雨滴——唱”,一连唱了好几天,似乎教室上面的青瓦下,绵绵细雨没断过,唱得大家心里湿漉漉一片。

元旦汇演,是清溪中学的惯例。全校师生围坐在沙土操场上,校长李准简短而洪亮的几句总结,节目开始。唱歌,相声,杂耍,舞蹈,花样多,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精彩。平时都是成绩好的上台,元旦汇演上台的,都是才高艺胆大的。此刻,他们如同站在学校历史的舞台上,戴着光环,身边有浮云,脚下有仙气。依稀还记得,我们班上了几次节目。侯向军和侯定辉、谢根林几个人跳了一个拍手舞,嘴里唱着陌生的词,据说那是广东进口的。刘雅婷等一群女同学表演了太空步,不过远没有男同学那么有太空的幻觉感,倒像我小时候蹑手蹑脚到别人地里偷黄瓜。印象最深的,不是她们小偷模样的舞,而是她们的化妆。也许那个年纪的女孩很少化妆,逮了这个机会,白粉拼命往脸上抹,粉墙壁似的;尤其那嘴,不知废了多少口红,以致嘴夸张地红,夸张地大,与唐伯虎猜到的第一个假秋香的嘴类似。

学校曾经组织过春游,去大石看三柱塔,也就是现在的国家级风景区熊峰山。那时农村的一山一水都很自然,遍地都是风景,只是人多人少气氛有别而已。那次规模之大,像《四渡赤水》镜头里的国民党部队,出游的队伍把整个乡村小道足足挤了几公里长。有单车的就自己骑单车去,没有的,只有甩腿腿。我那时很兴奋,不仅腿甩得快,手也甩到了脑顶上。到了大石水库,剧情发生了变化。我、陈财坤、陈红、周新仁、周光顺,还有毛红青好几个同学,偶然发现水库边有一条船。我们都没坐过船,好奇地在那转悠。毛红青这家伙胆子大得可以把天敲个洞,直接把那船的缆绳用石块砸断,鼓捣我们几个上船。结果我们上了个贼船,毛那家伙根本不会划船。船不觉漂到水库中央,岸上的同学老师发现了,大声喊叫,说要开闸放水了!顿时我们感觉一股巨大的危险从水面上扑过来,脑袋里嗡嗡一片。在老师的指导下,船拨弄了半天才靠了岸。周新仁人小,手脚快,一下蹭上了岸。陈红不行,一只脚跨上岸,另一只还在船上。一用力,船拉着一只脚往中央走,一只脚搭在岸边的石头上,一字叉劈得裆疼。那天,我们没有上山顶,被罚在山下守单车,居然没有一个女同学为我们留下来,这令我们很失落。不过,他们万万没想到,风光在险峰,不在山顶。山脚下的水库大坝气势恢弘,山腰的杜鹃花一直朝我们笑。我们一开心,张嘴唱起了《信天游》,水库周围的山谷里,野鸡听了都兴奋得扑棱扑棱跳。

肖老师也带我们去踏过青。那是在初三,肖老师觉得我们累,带我们出去透透气。这次不是去爬山,而是去洋际桐光看山洞。桐光离学校二十多里地,要骑单车去。我也不知道一下子咋涌出来那么多单车,全部大部分人都去了,骑的骑,坐的坐。肖老师带头,一群人跟着风一样地跑。那洞其实没啥看头,一个自然的土洞,黑咕隆咚的,全是湿滑的稀泥。但对集体活动的少男少女来说,哪怕就是看一只蚂蚁,都会生出种种痒的感觉来。黑洞里,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哎呀——”一个女同学尖叫一声,摔倒了。出于本能,大家赶紧手牵着手,无论摸到的是粗糙的,还是细皮嫩肉的,当时就像左手摸右手,没感觉。

初一的那次勤工俭学有感觉,感觉肩膀痛。学校组织到林场抬杉树,跋涉几十里,走进山林,一片氤氲之气。满山都是砍伐的杉树,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山上抬下来,放在山下的林场空地上。那杉树刚砍下来,死沉死沉的。那时我们小,但农活干惯了,咬咬牙,硬是把那鼎罐粗的杉树全搬下来,掀开衣服一看,肩上已经肿成小山包。当时,我看到班上的几个女同学,本身个子小,麻雀一般,瘦弱的身子晃得跟山上的竹竿一般,她们细嫩的肩膀,如何承受这山一般的蹂躏。我不知道,她们后来是否回家找爹妈哭过好几场。还好,回到学校。黏稠的稀饭和扎扎实实的糖包子管够。那是彭师母做的,跟她的人一样厚实。在那个年代,糖包子是奢侈食物,我一顿吃了五个包子,两大碗稀饭。当时没那么滑头,要是全吃包子就好了。尹屋基比我聪明,他就不吃稀饭,专吃包子,前前后后吃了八个大包子。要不是有个老师在旁边盯着他,再吃五六个也打不住。说来也惋惜,这包子是他最后的念想。后来他辍学了,据说天天在家陪隔壁的年轻妇女摸麻将,摸着摸着,把裤兜都输光了。后来去了广东,再后来自己当了老板,情调高了,再也没和隔壁的妇女摸麻将了。

学校还经常搞知识抢答赛,也在那个沙土操场上。各班选几个代表,组成抢答团。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每个人一根筷子一个碗,差一根棍子,否则可以去要饭了。我参加过一次,不过只答对了一题。说: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的?没人敲碗。我把碗敲得跟五妹老师打的钟一样,答:因为大海把天空的蓝色贴在自己的脸上。对!这题肖老师做裁判,我很得意抢到了这一分。后来我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老师给我的是一个鼓励。

我们班上也组织过一次抢答赛,在学校后面的黄土坡上。那次,肖老师买了很多水果糖作为奖品。我跟得紧巴巴的,心想,这下有口福了。可是,答题的时候,不要说抢,就是让我想一天都想不出答案来。有一题我做鬼都不会忘记,说,晚上,对面来了一辆车,有个人迎着灯光撞上去,却没事。为什么?我想啊想,不对啊,被车撞了,不死也得伤条腿啊,哪怕他祖上冒青烟,也会蹭破皮啊!后来我把那书要来,一看答案,差点没背过气去。答案说,原来那是两辆并行的摩托车。我去!真怀疑这书上的作者脑袋被驴踢了,伤得不轻。

那次,一大堆男女同学都得到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我一颗都没吃到,白咂巴了半天的嘴,只有口水在幽幽,像那条哗哗的宜阳河。

四、苦楝花开时迷路的魂

校门口有几棵高大的苦楝树,一到春天,满树鹅黄的叶片中全是花,紫里带着白,白里透着红。那花有浓郁的香,很特殊,香里带着苦味。深深吸口气,在肺里回旋,又会品出一丝甜来。

初中的时光里始终飘着淡淡的苦楝花香,也夹杂着一丝无可名状的涩味。

为了预祝中考有个好兆头,初三时,我们顶着阵阵苦楝花香,搬到了学校后面新修的二层红砖教室。初三的生活没那么丰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肖老师一直这么念叨的。那时,连五妹老师优雅的打钟声也听不到了,挂在板梯间的电铃,发出刺耳的单调声,寡然无味。

1989年初三,梦开始的时间。有各种,没有噩梦,但有饿梦。

那时我总饿。开饭时,全校的学生难民一般冲进食堂,三下五除二,一盆饭菜没了踪影。动作慢的,只有拼命刮饭盆里剩下的饭粒,安慰自己可怜的胃。最恼火的,还有那菜,冬天,冬瓜南瓜海带轮着来,清汤寡水的,没一个油星子。夏天,经常吃辣酱。那可不是好家伙。酸,酸得牙根疼。

吃不饱就不安分。夜里下了自习,跟李志良一起,偷了个饭盆,在教室下面的澡堂子里煮豆腐皮吃,没油盐,两个吃得津津有味。月光下,与侯向军,以及他的大队跟班,玩着他带的时尚录音机,在夜的天空下,东游西逛。遇到菜地,一顿乱摸,凡是能填饱的,都往嘴里塞。那时,很多男同学跟我一样,造孽得很。

初三那年,春天来得异常繁华,校园里的树上一片耀眼的新绿,高大的苦楝树上开满了细碎的小花,特殊的香味,沁人心脾。校外的田野里,耕田机轰鸣不停,水田里的阳光碎片像银河里会眨眼的星星。

那一年,我们16岁,花一般的年龄,在花一样的春天里,绽放得有些坐卧不安。似乎不经意间,男生嘴角开始有绒须,声音变粗,如同教室下面那口井里,水桶掉下去发出的沉闷声。女同学,原来船皮板子一样的身形,出落成优美的身段,就像肖老师黑板上画坐标图时里面起伏的曲线;她们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举手投足都散发出青春的味道。说话不再大大咧咧,轻言细语,颔首凝眉,每一个背影似乎都足以令人魂牵梦绕。她们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长长短短的头发梳成各种花样,还刻意别上各种形状的发夹,尽量做到与众不同。

每一次踏进青春萌动的教室里,都犹如置身《红楼梦》里贾府的后花园,虽然没有那么豪华的绫罗脂粉,但足以令人如入兰芷之室。不自觉地,男同学也开始抖抖衣角,用手操一操从未打理过的乱发。

那时,没有班花校草之类的概念,在泥腿子们的眼里,只有谁好看。不过,再好看也不敢看,只能偷偷地瞄一眼,立刻把窃贼一样的目光收回来。要知道,那种急需奔放却强烈地被抑制,是多么大的痛苦。

阿兰,城里人,初三转学来的。她的言行举止都有城里人的优雅和脱俗。身材瘦削,穿着得体,与她的身段搭配得找不出任何破绽。典型的瓜子脸,柳叶眉,薄薄的小嘴不施口红,却红润如酥。尤其一头秀发,与众不同。似乎从未精心梳理平整过,就那么撩起,大部分扎在后脑勺上,一小撮自然垂在后背,蓬松的发丝在头上游离,如同夏夜高空里的毛月亮。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俨然从画里走出来的古典少女。正如她的名字,温润如玉,蕙如兰香,不过更像一朵清淡而忧郁的梨花。她不太张扬,说话时犹如深山溪水般低吟清唱,脸上挂着笑,但眉叶之间,总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这忧伤如影随形,连移动的碎步里都是,很出味,犹如迎面而来的林黛玉。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Z君犹如天宫神女,属于可远观不可亵玩一类,估计泥腿子们只能将其埋在心里最深处,放在天坛最高层,让梨花般的冷艳,永不凋谢。

春春,有一种知性的气质。与第一次出现在大家视野里一样,肉嘟嘟的可爱,一头短发,黄里透着亮。张嘴一笑,似乎校歌里的芙蓉花,开得遍地都是。不过,在那年春天里,她出落得如邻家小妹,女人味浓烈喷张,加上成绩也不错,背地里成了一些泥腿子瞟眼的对象。ZQY同学曾信誓旦旦地说,他一定要娶回家,谁都抢不去。说这话时,Z君眼里都是春的光芒,似乎软红花轿,已在吹吹打打的阵仗里动情地摇摆起来。

阿婷,一张白皙的脸,干净得如一面清晰的铜镜。秀发齐腰,身材婀娜,说话声尖,一笑起来,天花板上吊着的灯泡都在晃动。她就像一枝豪放的桃花,放得开,也收得拢,纯洁得从前胸可以看到后背。那时,她作文写得好,一篇矮子开灯的作文被侯一民老师念得嘴都笑开了。班上有男生喜欢这种类型,据说她是街仔的菜。我也没看出什么端倪,当时大家都在传闻,不过没有半点证据,反正我也就将信将疑地信了。不过,是咸是淡,同学们不知道,肖老师也不知道,只有他们俩知道,所有的秘密都在那早已逝去的时光,化成一股沉香。

阿娇,也算是班上的高挑美女,一双修长的腿,窈窕的身材,往同学里一站,那是一枝独秀。她说话轻言细语,与她高挑的身材极不相称。也许青春的洪流来得太快,她自己都没反应过来,一直觉得这身高反而成了别扭。

情窦初开的年龄令所有的花季都猝不防及。那时,改革的春风吹得每一角落繁华满目,开放的气息我们一点都没感觉到。少男少女,在各自的情感世界里,酝酿成河,却并行不悖, 七仙女兀自在天上赏着星星,牛郎仍在山脚下懵懂地看牛到处晃荡。

那时,许多同学都会觉得一夜之间多了一些美丽的幻想,盯着手上的书本,心思却在那个影影绰绰的背影上,明知道那是镜花水月般的一厢情愿。于是,总有一些看似日常却有微妙的动作出现。他经常去她那里借橡皮,只为在人群中多看她一眼;晚上又去借人家的笔记本,只为从歪歪斜斜的字迹里读出怦然心动的气息来。矜持一点的,本来对对方有好感,却顾左右而言他,偏和旁边的人搞得亲热,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欲擒故纵。那时大家都不懂,在青涩的年龄里,机关算尽,都是一场虚妄的空。

记得那时我第一次看武侠,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其他情节都还给梁先生了,只记得张丹枫在苍茫的天地间,骑着白马,看群峰淡出,看月落星稀,脑子里全是对云蕾的思念。我才知道,情感这东西,足以另一个身怀绝技的人神魂颠倒,尽失武功。

我也差点废了武功。

初三那年,我们16岁。花季的年龄绽放的都是最精彩的花蕊。音乐委员红扑扑的脸上少了稚气,出落得如百里渠道岸边的芙蓉,一头短发黄里透着亮。抿嘴一笑,似乎勾着魂,收都收不回来。

在那个躁动的时光里,我的魂极不安分,上课时恍恍惚惚,眼神总往那个背影瞟。瞟了整个春天,魂已经忘了回家的路。

那时,心心念念的国家粮票被抛到脑后了。盯着手上的书本,心思却在那个影影绰绰的背影上。偶尔有男同学跟她说话,心里都会泛起一丝酸味。哪怕她一声咳嗽,我也会心紧得扭成一个结。

初三的时光一如苦楝花开满天星,美到极致。美好的时光总是太匆匆,一晃,马上要毕业了。毕业前夕,大家各自找来笔记本,互相寄语,道出了种种来自心底的祝福,也流露出依依不舍的忧伤。

一个下午,斜阳透过窗子,照在那个令我缠绵的背影上,如同披上了一袭红纱巾。教室里,只有我和她。我鼓起勇气,将一本带着芳香的笔记本递过去,让她给我写留言。她一回头,明亮的大眼睛里先是惊愕,然后嘴角流露出一丝殷殷的笑。我臆想着那笑里带着如我一般的心思,顿时,我的骨头酥了,感觉我的魂也回来了,在斜阳的余晖里手舞足蹈。

我几乎忘了她给我写了什么,但那些跟她一样婀娜的字迹,带着香,多年后仍经常在我的梦里姗姗而来,一转身,依然是那个令人魂牵梦萦的背影。

后来,由于生源减少,清溪中学停办了。那些扛着岁月厚度的旧物象,如释重负,在一个无人在意的夜晚,轰然倒塌,尘归尘,土归土。

音乐委员也像断了线的风筝,杳无音信。多年后再见时,她还是一副清纯的模样,成了别人的妻,是两个娃的妈了。

我似乎从中恍然醒悟,当年的苦楝花是一味青春的迷药,闻了就会醉,醉了就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美丽忧伤。[1]

作者简介

郭发仔,湖南郴州人,硕士。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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