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当家(王郁林)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那年,我当家》是中国当代作家王郁林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那年,我当家
母亲去世那年，我七岁。因农村再无劳力，父亲几经周折，把我和弟妹的户口迁到了县城里，与祖母一起生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知短短两年后祖母又撒手人寰，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家庭，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家里少了当家人，父亲一愁莫展，看着我和尚幼的弟妹，一横心让我辍学回家，操持起了家务。
从那时起，我就拴起围腰跳起了“锅边舞”。因人小，个子矮，够不着灶台，父亲便从屋后坡上搬来一块石板垫在灶台下面，炒菜做饭就够得着手了。不像先前踮起脚，仰着头，费力不说，沥米时还很容易被米汤烫伤。那个年代没有电饭煲，吃的是沥米饭。沥米是件麻烦事，先把米煮到六七层熟，用筲箕放在缸钵上过滤后，再倒入木甑子烧开水蒸。相比之下，稀饭或红苕汤就更省事些了，只要把米、红苕下到锅里，掌管好火候就行。
贪玩是年幼时的天性，有一回我把米下到锅里，就去天井玩抓石子的游戏，真是记性好忘性大，等闻到了糊香，才猛然跳起来奔向灶台。沥米饭已做成了稀饭，浓浓的焦糊味儿迎面而来，这下糟了，皮肉不受苦也得挨父亲一顿骂。吃饭时，我盯着父亲，看他有什么反映，没想到他没开一句腔，吃完就离开了桌子，我忐忑不安的心才得以平静。父亲没责怪，想来也是因为我小小年纪当个家也不易。
买菜是跟二姑学的，二姑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她会看菜的品相，会砍价，总是以最便宜的价格买最好的菜。我每天跟着她，久而久之，也学会了讲价。讲价是有学问的，高了自己吃亏，低了菜农会咒你几鼻子，让你打不出喷嚏。一般要对半杀价，若不成，再慢慢添，实在不行就换一家，多走几家，自然就知道行情了。当然在买菜过程中，为一两分钱，你不让我不愿，争得面红耳赤的事是常有的。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有一次去菜市场买白菜秧，还闹了笑话呢。我问，多少钱一把。别人说一分钱两把。我随口还道，两分钱三把。回到家，才醒悟过来，这不是明摆着送人家钱吗。
菜钱父亲习惯用一只碗压在桌儿上，一般是七八角，若要割肉又另当别论。父亲知道我不会乱花钱，至于买菜用多用少，他从不过问。但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每天晚上我会把当天的开支一五一十向父亲汇报，哪怕差一分，我也要绞尽脑汁想出来。父亲说一两分就算了，可我固执，非要想起花在什么地方才肯罢休。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粮食问题，是当时大多数家庭所面临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在少数。我家四口人，靠父亲拉架车维持生计。父亲下的是体力活，俗话说，七十二行，架车为王。有句民谣道岀了个中三昧：七十二行，架车为王，脚刹车，手加油，脚杆蹬短，颈杆拖长。但父亲从不提他的艰辛。那岁月，我和弟妹又在吃长饭，个个食量大如牛。供应的商品粮，每月二十来号就吃得精光，剩下的十余天要买黑市粮贴补。黑市粮比供应粮贵将近一半，按大米来说，供应的每斤一角三分八，而市场上每斤却要二角五六。所以一到下旬，米坛见底，父亲就愁眉不展，非常郁闷。为打紧开支，父亲除买黑市米外，还要买些红苕、玉米掺和着度日。其实供应粮也不全是大米，而是七分细粮，三分粗粮。粗粮以面粉为主，也有搭配干红苕块的，苕块倒也罢了，关键是掺和着烂红苕。用这种苕块磨成粉，做成的窝窝头，黑不溜秋，我们称之为“牛屎粑”，吃起来味同嚼蜡。
除了粮食短缺，副食品也很紧俏，烟酒糖肉均凭票供应，甚至当时称的洋油、洋皂、洋布匹都是要票的。其中肉更是奇缺，即使有票，也很难买到。偌大一个县城一天只杀两三头猪，除去开后门的，对外卖的不过一两头。要想肉吃，非得起大早排长队不可。但像我这样羸弱无力，即便再早去，也未必能如愿。有年冬天，凌晨两点我就出了门，虽排第一，但等售票窗口一打开，井然有序的队形突然大乱，蜂拥着挤向窗口，有的甚至从人头上爬过去。瘦小的我早已扭曲成麻花被挤压出局，望着疯狂的人群，眼眶噙满泪水，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无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呆立一旁。
可有一种肉，不用排队，也不要票，做出的菜肴，至今想起还口有余香。父亲与他同事打平伙，就爱买瘟猪肉来我家加工。瘟猪肉因没走血水，看上去红线线的，没卖相，但只要用新鲜七星椒和生姜，再加上泡椒，味稍大一点，煎炒出的味道同样喷香可口。为找当年的感觉，我还特意买过瘟猪肉，比照父亲同事的做法，依样画葫芦，却怎么也没那种口感了。殊不知，现今的猪都是饲料催肥的，三四个月就出栏了，肉质疏松而不香。
那时候城里的人家，大多也爱养鸡鸭兔，甚至屋宽敞些的，还会圈出一块喂猪，以便解决吃肉难问题。有一年，家里买了只母兔，因要挨到过年才宰杀，却意外下了一窝崽，足有八只。我欣喜若狂，像经佑仙人板板一样，盼着一天天长大。不料长到两斤来往，有两三只拉稀，若喂下去，死的可能性大。我拿去市场卖，因那天和弟斗了口角，他一直跟随我。我坐他也坐，我站他也站，我与买家讨价还钱，他却在旁边搅和：不要买他的，在拉稀。别人一听转身就走。几次三番，哪儿还有买主，我气得吹胡子瞪眼，他不屑地昂着头，十分得意的样子。父亲回来，我告了他的状，父亲不但没责骂，反而被逗笑了。
这一次我不安逸父亲，总觉得他是在包庇弟。没多久，这事也就忘了，那几只拉稀的兔子后来怎样，我真想不起来。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记忆犹新。那天晚上，疲惫的父亲回到家，进屋就找他的拖鞋，门后床下看了几遍未果。突然朝我吼道：不给老子找到看我不揍死你。我委屈极了，想起天天烧锅煮饭、买菜还没讨个好，越想越憋屈。我什么也没说，趁他不注意，溜出了门。那时已近黄昏，街上的路灯亮了，我从曹家街，去了西街，又穿过河街，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我真不打算回去了，就这样转到天亮，我没想过天亮后又去哪里。最后我在三公司门口停了下来，那儿有几个打长牌的，尽管我看不太懂，但我还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刻意装出很认真看的样子。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已过十一点，身上感觉到了丝丝的凉意。忽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凑近了我，认准是我后父亲脸都气青了，他一把抓住我就往家拽。不消说，回家后扎扎实实挨了一顿打，我没哭，也没告饶，父亲反而心软了，他坐在高板凳上，手发着抖。其实我是明白的，他怕老了没人养老送终，我在他心目中一直乖顺、言听计从，这次表现出的逆反，让他觉得再没指望了。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挨打，也是最后一次。父亲再没对我动过怒，说话行事也显得谨慎，这样反而觉得亏欠了父亲什么。我理解他，每天早去晚归，凌晨三四点就要去溴水河、蓝桥坝、银厂沟拉煤，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从不间断，他内心的苦只能往肚里咽。
父亲是五十年代的高中生，曾在内江地委工作过，想问题干事情较一般人更有远见。他每天晚上都要辅导我学习，检查完作业讲新课，讲完新课布置第二天的作业。他自始至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对当时社会上鼓吹的读书无用论，常嗤之以鼻。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四人帮”垮台，升学有了希望，我重新复读于富东小学，当时我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所学的范畴。在后来小升初考试中，我顺利考入了全县重点中学，记得全公社只考上了六个。
时过境迁，不堪回首的往事已随风飘散，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煤油灯、二八大杠自行车、缝纫机以及各类票证早已渐渐淡出我们的记忆。但清寒贫苦的日子、当家的经历，却使我拥有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和磨难，让我都能永远笑对人生。[1]
作者简介
王郁林，四川省诗歌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