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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紘、曾協、曾敦並稱「南豐七曾」。曾鞏文學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沖和」,位列唐宋八大家[1],世稱「南豐先生」。
原文
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歟?曰:考其實焉爾。言者曰:「某,正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跡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跡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
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考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考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考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考之其實爾,此之謂也。
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考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考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烏有職其責者歟?
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考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考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為賢,大佞之為佞,或無其跡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跡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考其實矣豈不可歟知不循其跡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跡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譯文
有一個方正的人,有十個奸邪的人,怎麼知道方正的人方正在什麼地方,奸邪的人奸邪在什麼地方呢?回答道:「考察他的實質就是了。有人說:「某人是個方正的人。」一定要考察,如果那人的言論行動果然是方正的,還要說不會是表面現象吧?一定還要弄清他的真實用心,用心果真也是方正的,這就是方正的人了。有人說:「某人是個奸邪的人。」一定也要考察,如果那人的言論和行動果然奸邪,也還要說會不會是表面現象如此呢?也一定要弄清他的真實用心,用心果真是奸邪的,這就是奸邪的人了。
或許只到這一步還不夠。怎麼說還不夠呢?我是指的任用和責成。方正的人說:「國家還沒有治理好。」根據國家的情況考察,看到確實還沒有治理好,為什麼不任用他去補救那些還沒有治理好的地方呢?奸邪的人說:「國家已經治理得很好了。」那麼就得想一想,我們的國家恐怕還沒有治理好。方正的人說:「用這些辦法可以使國家得到治理。用先王的大道、人民的願望去考察,看出他的辦法確實可以治理好國家,為什麼不用他的辦法呢?奸邪的人說;「他的辦法不可用。」那麼就得想一想:我考察過,是可以用的,一定要等待他實施的結果再評議他的成效。如果一開始似乎沒有什麼妨害就行賞,有了妨害就怪罪,沒有等到她施行的結果而去評議其成效,賞與罰就都沒有依據。不隨便更改當初的決定,任用和責成的方法就是如此。這樣,方正的人便能完全推行他的措施,奸邪的人便不可能暗中讓他的挑撥離間得逞。在決策上要連續穩定,在信任使用上既不輕率,也不受人蒙蔽,發號施令要前後一致,賞罰要分明,那麼治理好國家,便差不多可以實現了。考察他的實質,就是指的這些。
不知道方正的人方正在什麼地方,奸邪的人奸邪在什麼地方,有什麼奇怪呢?不善於這樣去考察罷了。方正的人說:「國家還沒有治理好。」奸邪的人卻說:「已經治理好了。」奸邪的人戰勝方正的人,十回常常有八九回。用國家的實際情況去考察誰是誰非呢,自己卻沒有作過。採用了方正的人的措施,奸邪的人說「可以放棄」,於是便一定要放棄。用先王的大道、人民的願望去考察那措施是否對,等他施行有了結果再評議是否有成效,然後對方正的人實行賞或者罰呢,自己也沒有這樣作,對於誰是誰非、用與不用,隨意決定而已。就這樣,所以方正的人不能將他的治國措施推行到底,奸邪的人能夠在不知不覺中搞挑撥離間,決策無法確定,在信任使用上輕率而容易受蒙蔽,號令不統一,賞罰不分明,想求國家得到治理,怕就差得遠了。方正的和姦邪的兩者都得到重用,有朝一日如果敗了事,誰又負主要責任呢?
有人說:「大賢人、大奸佞這兩種人,不能考察到他的實質。」我回答道:你所說的不能考察到他的實質,是不是認為大賢人的賢,大奸佞的佞,或許連一點兒跡象都不表露呢?我本來就說過,如果沒有一點兒跡象,那麼從哪裡去了解他呢?那就一定要弄清他的真實用心,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弄清真實用心,這也就是考察他的實質,哪有不可以的呢、要知道既不追蹤他的表面現象,又不願弄清他的真實用心,而想了解那人是賢人還是奸佞,豈不是辦不到嗎?然而你所說的,無非是厭惡他的表現難於知道罷了。而我說的這一點。就是以他的真實用心去了解他,這個意思能夠改變的恐怕很少。
作者簡介
曾鞏(1019年~1083年),字子固,漢族,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嘉佑二年(1057)中進士[2]後,熙寧二年(1079)先後在齊、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頗有政聲。元豐四年,任史館修撰,編纂五朝史綱,未成。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唐論》是代表作,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著名有《墨池記》、《越州趙公救災記》、《寄歐陽舍人書》和《福州上執政書》。曾鞏也擅長寫詩,有四百餘首傳世。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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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 唐宋八大家,國學夢
- ↑ 古時候說的秀才、舉人、進士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什麼學歷? ,搜狐,2020-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