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反腐倡廉二三事(邵诚民)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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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反腐倡廉二三事》是中国当代作家邵诚民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邵飘萍反腐倡廉二三事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中国第一个新闻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蔡元培聘邵飘萍为该会的导师，在北大红楼第三十四教室讲课时，邵飘萍指出：新闻记者每天都要和各方要人打交道，很容易被环视左右的种种利欲所诱惑，稍有疏虞就会做出堕落之事。为此，他要求作为记者“以品性为第一”要素。他主张新闻记者要“尽自己的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同时联系自身办《汉民日报》时因揭露贪官污吏丑行，曾被捕三次，下狱九个月和因在日本东京大反“二十一条”、大反帝国主义而受日本军警注意，险被驱逐回国的事实说：“军阀碰他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要逮捕我，我跑掉了。”他告诫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其品性要完全独立，要操守人格，具有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品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不要利用地位，藉便私图，以致“责任抛弃，人格扫地”，并明确指出：“不为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是作为一名合格记者的先决条件。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邵飘萍在《汉民日报》发《振青随笔》揭露痛抨：“南昌省议会选举参议员，到会者八十五人，而有九十九票。此所谓人民代表的行为，将来代表人民起来，比南京恭议院议员还要好过十倍。某科长新买一草帽，非常小巧可玩。有人问云，这是中国自制的吗？科长答道：中国人哪里做得出这种好东西来。咳！盐政局款项未清，又叫他去办统捐，翁思廉乌能廉哉！今则竟因欠款而赋桃夭之句矣。用人不当，每成于两原因：一则用人者未能知人；一则欲被用者钻营运动之力实如霉菌之侵入病体，抵抗力稍弱，便对之无可如何也。位置谋好，非常快活，稍有变故，则面如土色，不胜其忧，此种人毫无用处。必能乐不忘忧，忧不忘乐，庶几其才可用。有许多人，才进了署又要出署，才进了局又要出局。方其进也，欣欣得意，不自料其遽出也。惟至出时，始悔当初之不如不进耳。”同年，五月九日，邵飘萍在《汉民日报》上发文《唤醒虞签事》，抨击：“虞廷愷自为财政司长以来，种种腐败恶劣行为，久已脍炙人口。”五月十一日，邵飘萍再撰文《唤醒虞签事二》痛揭道：“使今日而仍为满清专制之时，则大权独揽之财政司签事，不啻一赫赫之藩司也。以潘司而请命督抚，使与报馆为难，奚不可者？然今则名之曰共和时代矣，则签事非藩司，而都督非督抚，忿忿然持报纸以哭诉于都督，又奚为者？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五月十三日，邵飘萍于《汉民日报》再撰文《哭告蒋都督——虞兮虞兮奈若何》一文痛批：“虞廷愷曾哭告都督者也，然则振青不宜对都督而哭告。但虞之哭告以私，余之哭告以公，幸都督其一听余言。财政为国家命脉，财司财政者即为国家命脉之所寄。虞廷愷为财政司签事，纵容私役，冒领公款，致被人两次批大颊而不耻，其不足以司财政者一。”……呜呼！全浙生灵因生路断绝，群入水火，虞复倒行逆施，事事激变，共和新国乃使民憔悴，虐政至于斯极，都督不问，此非都督之责，其将谁责？记者所言，毫无私见，事变大局，不敢久缄。幸勿以为河汉。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邵飘萍于《京报》发文《政治罪恶与社会罪恶》揭露并痛批：吾人平心思之，我国官吏罪恶之累累，岂独财政当局为然？且财政当局罪恶之所以累累者，又岂仅为财政当局一人之过？故此类事实，与其视为政治问题，毋宁视为社会问题之为当耳。我国今日之社会，寄生虫之社会也。一人从事于职务，至少必有数人寄生于其旁。其多者，则或数十百人咸依一人以生活。故若仅计正当之收入，必不足以敷衍其所寄生之人。此不独居高位者为然，即下至微官末职亦何莫不然。世间种种罪恶，乃胥由此起矣。其次，则我社会中之种种风尚，乃随处皆可为引诱犯罪之媒介也。应酬之繁，虚荣心之日增月盛，烟酒嫖赌之无人不习，姬妾玩好视为人生绝不可缺之条件。故一方怠于所事，一方以正当收入不过充其日用之一小部分，不得不日在作奸犯科之中觅其生活。以如是之社会，谓仅严惩一二如王治馨者即可期政治之澄清彻底，愚者亦当知其不然矣。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邵飘萍于《京报》发文《议员多数为受贿者》痛击：“众院议员昨日竟将阁员中劣迹昭著之人，尽行通过，非但不顾请愿人之公意，不顾正当舆论事前之警告，且有故意老羞成怒之形迹。其所以有如此行为之故，即为平时实行受贿之反映。例如每月二百元津贴，各省议员中不肯受领者，每省不满十人以上，足证议员之大多数皆为受贿者。”同年，四月二十七日，邵飘萍针对议员乱象于《京报》撰文《驱逐议员败类》痛揭：“竹杠恢复，猪仔重光，宪愈制而愈寂，差越兼而越多，此第一届国会开会以来议员败类之生涯也。试调查内外各衙署机关，局长也，处长也，关监督也，顾问也，咨议也，代表也，皆议员败类充之。国民何罪，而须承认此种代表。国家何罪，而须供养此类议员。无论何等机关之中，皆有议员败类之荐人函牍数百通乃至千余通。始而一人荐一人，继亦知信用益薄，身份益轻，于是以数人连署而荐一人。故荐函皆作提案式。亲戚子弟卖人情者以外，亦竟有代行苞苴，或撞木钟以骗钱入私囊者。呜呼！此真野蛮国家之怪现状。此而不驱逐，非但养奸长恶，实有负国民之天职矣！即以最近之种种怪剧言之，不信任案之应否成立，姑勿具论。试问每票数百元千余元之身价，非竹杠而何？非猪仔而何？微论若辈必无心于制宪，且猪仔所制之宪，岂能奉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乎？绝望矣，不可教诲矣！驱逐！驱逐！国民速起而驱逐！”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邵飘萍再于《京报》发文《通电撤销猪仔议员之提议》抨击：“第一届国会之恢复，所谓法统，所谓护法，尽属欺人之谈。惟国民素抱和平苟安之心理，希望宪法能成，或政治有一线径路可走，以稍减其水深火热，此言吾信可以代表一般国民。乃开会一载，见若辈堕落行为，完全暴露。制宪云云，已与国民心理背驰。国会既因此辈而失其尊严，时至今日，宪法纵草草告成，亦决难望其有施行之效力。故本报力辟迷信，提议以国民资格起而撤销代表，勿任魑魅魍魉，高视阔步于光天化日之下，造成种种恶孽，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登高一呼，通告国民，吾知大多数国民莫不人同此心，必咸认此举为必要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第三军团副军长郭松龄率部通电倒戈，要求张作霖下野。此时的邵飘萍即在《京报》发文《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并痛击：“吾人所以反对张作霖者，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故虽拥有东省之富庶，而财政紊乱，胡匪猖獗，暴敛横征，社会破产，数次侵略关内之战，皆耗费数千万金，可莫非东省人民之所负担，充其舍近图远穷兵黩武之虚荣心理，东省民力将无复得资休养之期。推翻张作霖，即为铲除整理地方之障碍。”此时的邵飘萍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明确无误地直书张作霖的滔天罪行，就是对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倒张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郭松龄节节取胜，进迫张作霖老巢奉天（现沈阳）时，邵飘萍又连续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原先只相信枪炮威力的张作霖这时才慌了手脚，即刻汇款三十万元赠给邵飘萍，妄想以此笔巨款收买邵飘萍。邵飘萍得悉后更为恼火，当即退回，并以蔑视的口气对报社工作人员说：这帮军阀自以为是泰山，我看不过是座冰山罢了！同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勾结日本人的罪行。三十万元，比当时袁世凯收买梁启超还多出二十万元，开创了军阀收买舆论界的新纪录。然而，张作霖看错人了。邵飘萍不是那种唯利是图、利令智昏的小人，他战胜了民国以来数目最大的一次军阀收买舆论的诱惑。这天，邵飘萍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对夫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来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就是枪毙我也不要！家人深知邵飘萍那不为富贵所淫，坚持直言直行的秉性，就委婉劝他，不要过多得罪那些军阀了，免遭杀身之祸。邵飘萍听了说：军阀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讲，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城里政治空气十分紧张，邵飘萍的亲朋好友写信劝他小心些。邵飘萍回信说：“我在外面办报，是替国家和百姓说话。若是祸国殃民者，虽大总统，我也要骂，何况区区几个军阀！”以上几件事，充分显示出一个革命先行者具有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凛然正气。[1]
作者简介
邵诚民，男、笔名：南方石，浙江金华人（祖籍东阳紫溪），爱好文学写作，著有诗集《人生不是梦》、《送你一朵玫瑰》，长篇文学传记《邵飘萍传》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