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反腐倡廉二三事(邵誠民)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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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飄萍反腐倡廉二三事》是中國當代作家邵誠民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邵飄萍反腐倡廉二三事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中國第一個新聞團體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成立，蔡元培聘邵飄萍為該會的導師，在北大紅樓第三十四教室講課時，邵飄萍指出：新聞記者每天都要和各方要人打交道，很容易被環視左右的種種利慾所誘惑，稍有疏虞就會做出墮落之事。為此，他要求作為記者「以品性為第一」要素。他主張新聞記者要「儘自己的天職」，「平社會之不平」。同時聯繫自身辦《漢民日報》時因揭露貪官污吏醜行，曾被捕三次，下獄九個月和因在日本東京大反「二十一條」、大反帝國主義而受日本軍警注意，險被驅逐回國的事實說：「軍閥碰他一下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要逮捕我，我跑掉了。」他告誡記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犧牲」，其品性要完全獨立，要操守人格，具有俠義、勇敢、誠實、勤勉、忍耐等品格，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而志不亂」，不要利用地位，藉便私圖，以致「責任拋棄，人格掃地」，並明確指出：「不為社會惡風之薰染，不為虛榮利祿所羈勒」是作為一名合格記者的先決條件。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邵飄萍在《漢民日報》發《振青隨筆》揭露痛抨：「南昌省議會選舉參議員，到會者八十五人，而有九十九票。此所謂人民代表的行為，將來代表人民起來，比南京恭議院議員還要好過十倍。某科長新買一草帽，非常小巧可玩。有人問雲，這是中國自製的嗎？科長答道：中國人哪裡做得出這種好東西來。咳！鹽政局款項未清，又叫他去辦統捐，翁思廉烏能廉哉！今則竟因欠款而賦桃夭之句矣。用人不當，每成於兩原因：一則用人者未能知人；一則欲被用者鑽營運動之力實如黴菌之侵入病體，抵抗力稍弱，便對之無可如何也。位置謀好，非常快活，稍有變故，則面如土色，不勝其憂，此種人毫無用處。必能樂不忘憂，憂不忘樂，庶幾其才可用。有許多人，才進了署又要出署，才進了局又要出局。方其進也，欣欣得意，不自料其遽出也。惟至出時，始悔當初之不如不進耳。」同年，五月九日，邵飄萍在《漢民日報》上發文《喚醒虞簽事》，抨擊：「虞廷愷自為財政司長以來，種種腐敗惡劣行為，久已膾炙人口。」五月十一日，邵飄萍再撰文《喚醒虞簽事二》痛揭道：「使今日而仍為滿清專制之時，則大權獨攬之財政司簽事，不啻一赫赫之藩司也。以潘司而請命督撫，使與報館為難，奚不可者？然今則名之曰共和時代矣，則簽事非藩司，而都督非督撫，忿忿然持報紙以哭訴於都督，又奚為者？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蘄也。」五月十三日，邵飄萍於《漢民日報》再撰文《哭告蔣都督——虞兮虞兮奈若何》一文痛批：「虞廷愷曾哭告都督者也，然則振青不宜對都督而哭告。但虞之哭告以私，余之哭告以公，幸都督其一聽余言。財政為國家命脈，財司財政者即為國家命脈之所寄。虞廷愷為財政司簽事，縱容私役，冒領公款，致被人兩次批大頰而不恥，其不足以司財政者一。」……嗚呼！全浙生靈因生路斷絕，群入水火，虞復倒行逆施，事事激變，共和新國乃使民憔悴，虐政至於斯極，都督不問，此非都督之責，其將誰責？記者所言，毫無私見，事變大局，不敢久緘。幸勿以為河漢。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邵飄萍於《京報》發文《政治罪惡與社會罪惡》揭露並痛批：吾人平心思之，我國官吏罪惡之累累，豈獨財政當局為然？且財政當局罪惡之所以累累者，又豈僅為財政當局一人之過？故此類事實，與其視為政治問題，毋寧視為社會問題之為當耳。我國今日之社會，寄生蟲之社會也。一人從事於職務，至少必有數人寄生於其旁。其多者，則或數十百人咸依一人以生活。故若僅計正當之收入，必不足以敷衍其所寄生之人。此不獨居高位者為然，即下至微官末職亦何莫不然。世間種種罪惡，乃胥由此起矣。其次，則我社會中之種種風尚，乃隨處皆可為引誘犯罪之媒介也。應酬之繁，虛榮心之日增月盛，煙酒嫖賭之無人不習，姬妾玩好視為人生絕不可缺之條件。故一方怠於所事，一方以正當收入不過充其日用之一小部分，不得不日在作奸犯科之中覓其生活。以如是之社會，謂僅嚴懲一二如王治馨者即可期政治之澄清徹底，愚者亦當知其不然矣。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邵飄萍於《京報》發文《議員多數為受賄者》痛擊：「眾院議員昨日竟將閣員中劣跡昭著之人，盡行通過，非但不顧請願人之公意，不顧正當輿論事前之警告，且有故意老羞成怒之形跡。其所以有如此行為之故，即為平時實行受賄之反映。例如每月二百元津貼，各省議員中不肯受領者，每省不滿十人以上，足證議員之大多數皆為受賄者。」同年，四月二十七日，邵飄萍針對議員亂象於《京報》撰文《驅逐議員敗類》痛揭：「竹槓恢復，豬仔重光，憲愈制而愈寂，差越兼而越多，此第一屆國會開會以來議員敗類之生涯也。試調查內外各衙署機關，局長也，處長也，關監督也，顧問也，咨議也，代表也，皆議員敗類充之。國民何罪，而須承認此種代表。國家何罪，而須供養此類議員。無論何等機關之中，皆有議員敗類之薦人函牘數百通乃至千餘通。始而一人薦一人，繼亦知信用益薄，身份益輕，於是以數人連署而薦一人。故薦函皆作提案式。親戚子弟賣人情者以外，亦竟有代行苞苴，或撞木鐘以騙錢入私囊者。嗚呼！此真野蠻國家之怪現狀。此而不驅逐，非但養奸長惡，實有負國民之天職矣！即以最近之種種怪劇言之，不信任案之應否成立，姑勿具論。試問每票數百元千餘元之身價，非竹槓而何？非豬仔而何？微論若輩必無心於制憲，且豬仔所制之憲，豈能奉為國家之根本大法乎？絕望矣，不可教誨矣！驅逐！驅逐！國民速起而驅逐！」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邵飄萍再於《京報》發文《通電撤銷豬仔議員之提議》抨擊：「第一屆國會之恢復，所謂法統，所謂護法，盡屬欺人之談。惟國民素抱和平苟安之心理，希望憲法能成，或政治有一線徑路可走，以稍減其水深火熱，此言吾信可以代表一般國民。乃開會一載，見若輩墮落行為，完全暴露。制憲云云，已與國民心理背馳。國會既因此輩而失其尊嚴，時至今日，憲法縱草草告成，亦決難望其有施行之效力。故本報力辟迷信，提議以國民資格起而撤銷代表，勿任魑魅魍魎，高視闊步於光天化日之下，造成種種惡孽，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登高一呼，通告國民，吾知大多數國民莫不人同此心，必咸認此舉為必要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軍第三軍團副軍長郭松齡率部通電倒戈，要求張作霖下野。此時的邵飄萍即在《京報》發文《日軍閥之干涉中國內政》並痛擊：「吾人所以反對張作霖者，固因其違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權，視戰爭如兒戲，獨夫民賊，不應再聽其專橫。故雖擁有東省之富庶，而財政紊亂，胡匪猖獗，暴斂橫徵，社會破產，數次侵略關內之戰，皆耗費數千萬金，可莫非東省人民之所負擔，充其舍近圖遠窮兵黷武之虛榮心理，東省民力將無復得資休養之期。推翻張作霖，即為剷除整理地方之障礙。」此時的邵飄萍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上，明確無誤地直書張作霖的滔天罪行，就是對馮玉祥、郭松齡聯合倒張的一個強有力的支持。在郭松齡節節取勝，進迫張作霖老巢奉天（現瀋陽）時，邵飄萍又連續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飄萍一支筆，抵過十萬軍。」原先只相信槍炮威力的張作霖這時才慌了手腳，即刻匯款三十萬元贈給邵飄萍，妄想以此筆巨款收買邵飄萍。邵飄萍得悉後更為惱火，當即退回，並以蔑視的口氣對報社工作人員說：這幫軍閥自以為是泰山，我看不過是座冰山罷了！同時，繼續在報上揭露張作霖勾結日本人的罪行。三十萬元，比當時袁世凱收買梁啓超還多出二十萬元，開創了軍閥收買輿論界的新紀錄。然而，張作霖看錯人了。邵飄萍不是那種唯利是圖、利令智昏的小人，他戰勝了民國以來數目最大的一次軍閥收買輿論的誘惑。這天，邵飄萍怒氣沖沖地回到家裡對夫人說：張作霖出三十萬元來收買我，這種錢我不要，就是槍斃我也不要！家人深知邵飄萍那不為富貴所淫，堅持直言直行的秉性，就委婉勸他，不要過多得罪那些軍閥了，免遭殺身之禍。邵飄萍聽了說：軍閥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講，沒人敢講，就是槍斃我，我也要講！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城裡政治空氣十分緊張，邵飄萍的親朋好友寫信勸他小心些。邵飄萍回信說：「我在外面辦報，是替國家和百姓說話。若是禍國殃民者，雖大總統，我也要罵，何況區區幾個軍閥！」以上幾件事，充分顯示出一個革命先行者具有的那種無所畏懼的凜然正氣。[1]
作者簡介
邵誠民，男、筆名：南方石，浙江金華人（祖籍東陽紫溪），愛好文學寫作，著有詩集《人生不是夢》、《送你一朵玫瑰》，長篇文學傳記《邵飄萍傳》等，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