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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

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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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842-01-01) 1842年1月1日 广东香山县三乡镇雍陌村
逝世	1922年1月1日(1922-01-01)（80歲）
国籍	中国
别名	官应
职业	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

简介

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咸丰八年(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十八年(1892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1909年)，乘袁世凯被迫返籍"养疴"之机，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轮船招商局商办，遂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 郑观应 郑观应 山（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普通文人 [1] ，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咸丰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2]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同治八年（1869年），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郑观应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并且同年中国大型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郑观应投资入股。 [3] 同治十三年（1874年），郑观应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改良思想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4]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 [5] 光绪三年（1877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创办筹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光绪四年（1878年），郑观应又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办义赈公所，捐资赈济河南、直隶、陕西等省灾荒，获得侯补道衔。同年，开平矿务局设立，他投资入股。又在当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1万两，两年后，再认股5万两。 [6] 光绪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同年，郑观应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七年（1881年）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光绪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 [7] 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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