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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省城急报》 |
作品名称: 《闻省城急报》 创作年代:明朝 文学体裁:诗 词 作 者:袁宏道 |
《闻省城急报》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1]
首先写"省城急报"的大致轮廓;接着揭示激变、产生危机的前因、后果;最后直抒胸臆,一吐骨梗,长歌当哭,推出了一个强烈的感情高潮。此诗警峭奇拔,柔中寓刚,有抨击力。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楚藩王位继承问题引起明宗室内部的激烈纠纷,最终爆发了由武昌皇族朱蕴诊等人发动的内哄。他们在事变中杀掉了湖广巡抚、都御史赵可怀。当时袁宏道家居湖北公安,因而径称武昌为省城。在武昌发生的王位纠纷中,宰臣受贿,皇帝昏庸,哄变中宗人肆虐,袁宏道有感于此,作此诗以讽之。
诗词正文
“ | <黄鹄矶头红染泪,
手杀都堂如儿戏; 飞鞍叠骑尘碾尘, 报书一夕三回至。 天子圣明臣敛手, 胸臆决尽天下事。 二百年来好纪网, 辰裂星纷委平地。 天长阍永叫不闻, 健马那堪持朽辔。 书生痛哭倚蒿篱, 有钱难买青山翠。 > |
” |
— <《闻省城急报》>,<诗词名句网> |
白话译文
黄鹄矶下血泪横流,兵将目无法纪,杀害都堂好像儿戏一样。
报警的驿马奔驰如飞,前后重叠排列,报警的军书一夜三次到达。
当今皇帝无比贤明,能胸有成竹的处理好天下的事情,大臣们仅可袖手旁观。
明朝开国以来的好纪纲,如今恰像星辰坠落,不可收拾。
天子深居宫门,听不见民情和时事。国家纪纲已坏,就好像用坏朽的绳索驾驭烈马一样,很危险。
书生无法救国,只好依靠在草丛的篱笆边痛哭,而且国家狂乱之时,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避乱归隐。
文学赏析
此诗可分二层,前后六句各为一层。第一层叙省城急报事。当时参加哄变的宗人超过三千,他们曾肆意烧杀劫掠,故以"红染泪"绘其惨状。"如儿戏"表面上似乎是形容宗室兵将的矫勇,而实际上是控诉他们目无王法,为后面"好纪纲""委平地"的议论伏笔。"报书一夕三回至",将"急报"二字题意揭出。下句"天子圣明"是反语,因不可明言皇帝昏庸。以上二句是说:当今皇帝无比贤明,能胸有成竹地处理好包括宗室哄变在内的一切天下大事,大臣们尽可袖手旁观,不劳费神。这是反话正说,实际上袁宏道是在骂皇帝昏庸无道,不用朝中贤才,听任宦官专权,以致贪官污吏横行。
第二层是诗人由急报事引发出的议论和悲慨。诗中称"二百年"是约言之。"二百年来好纪网,辰裂星纷委平地",此二句谓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创的好纪纲,到现在已如星陨辰崩,不可收拾。"天长阍永叫不闻"句中,纲纪已坏,国家的命运也将随之而被断送掉。最后二句将诗人的悲慨之情一泻无遗。诗人自伤在国家危亡之际,草野之人无力回天,无奈只好靠在杂草丛生的篱笆旁痛哭流涕。"有钱"句是说无处可以避乱。此诗用此典而意思微有不同。世间并无桃源,山林亦非天堂。袁宏道是一位头脑清醒并以国事为重的人,他在给友人黄平倩的信中说:"时事如此,将何底止?因念山中殊乐,不见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与黄平倩》)国亡之后,山林绝不能独立存在,不受事变的影响,袁宏道有见于此,所以才说出"有钱难买青山翠"这样一句令人心酸落泪的话语来。
此诗的最大特点是语言凝炼而生动。如以"红染泪"三字概括宗室哄变造成之惨状;以"臣敛手"来说明大臣不劳费力;用"辰裂星纷"来比喻纪纲之败坏;又以"健马""朽辔"来比喻国家之命运。这些词句都能化繁复为简炼,变抽象为形象,使得许多原来不易表达的意思能够既简炼又生动地表现出来。这首诗的成功与作者善于锤词炼句是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袁宏道出生1568年12月23日,逝世日期1610年10月20日[2]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3]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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