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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省城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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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聞省城急報》 創作年代:明朝 文學體裁:詩 詞 作 者：袁宏道 |
《聞省城急報》明代文學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創作的一首七言古詩。[1]
首先寫"省城急報"的大致輪廓;接着揭示激變、產生危機的前因、後果;最後直抒胸臆，一吐骨梗，長歌當哭，推出了一個強烈的感情高潮。此詩警峭奇拔，柔中寓剛，有抨擊力。
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楚藩王位繼承問題引起明宗室內部的激烈糾紛，最終爆發了由武昌皇族朱蘊診等人發動的內鬨。他們在事變中殺掉了湖廣巡撫、都御史趙可懷。當時袁宏道家居湖北公安，因而徑稱武昌為省城。在武昌發生的王位糾紛中，宰臣受賄，皇帝昏庸，哄變中宗人肆虐，袁宏道有感於此，作此詩以諷之。
詩詞正文
| “ | <黃鵠磯頭紅染淚，
手殺都堂如兒戲； 飛鞍疊騎塵碾塵， 報書一夕三回至。 天子聖明臣斂手， 胸臆決盡天下事。 二百年來好紀網， 辰裂星紛委平地。 天長閽永叫不聞， 健馬那堪持朽轡。 書生痛哭倚蒿籬， 有錢難買青山翠。 > |
” |
| — <《聞省城急報》>，<詩詞名句網> | ||
白話譯文
黃鵠磯下血淚橫流，兵將目無法紀，殺害都堂好像兒戲一樣。
報警的驛馬奔馳如飛，前後重疊排列，報警的軍書一夜三次到達。
當今皇帝無比賢明，能胸有成竹的處理好天下的事情，大臣們僅可袖手旁觀。
明朝開國以來的好紀綱，如今恰像星辰墜落，不可收拾。
天子深居宮門，聽不見民情和時事。國家紀綱已壞，就好像用壞朽的繩索駕馭烈馬一樣，很危險。
書生無法救國，只好依靠在草叢的籬笆邊痛哭，而且國家狂亂之時，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避亂歸隱。
文學賞析
此詩可分二層，前後六句各為一層。第一層敘省城急報事。當時參加哄變的宗人超過三千，他們曾肆意燒殺劫掠，故以"紅染淚"繪其慘狀。"如兒戲"表面上似乎是形容宗室兵將的矯勇，而實際上是控訴他們目無王法，為後面"好紀綱""委平地"的議論伏筆。"報書一夕三回至"，將"急報"二字題意揭出。下句"天子聖明"是反語，因不可明言皇帝昏庸。以上二句是說:當今皇帝無比賢明，能胸有成竹地處理好包括宗室哄變在內的一切天下大事，大臣們盡可袖手旁觀，不勞費神。這是反話正說，實際上袁宏道是在罵皇帝昏庸無道，不用朝中賢才，聽任宦官專權，以致貪官污吏橫行。
第二層是詩人由急報事引發出的議論和悲慨。詩中稱"二百年"是約言之。"二百年來好紀網，辰裂星紛委平地"，此二句謂洪武皇帝朱元璋開創的好紀綱，到現在已如星隕辰崩，不可收拾。"天長閽永叫不聞"句中，綱紀已壞，國家的命運也將隨之而被斷送掉。最後二句將詩人的悲慨之情一瀉無遺。詩人自傷在國家危亡之際，草野之人無力回天，無奈只好靠在雜草叢生的籬笆旁痛哭流涕。"有錢"句是說無處可以避亂。此詩用此典而意思微有不同。世間並無桃源，山林亦非天堂。袁宏道是一位頭腦清醒並以國事為重的人，他在給友人黃平倩的信中說:"時事如此，將何底止?因念山中殊樂，不見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許，萬一世界擾擾山中人豈得高枕?"(《與黃平倩》)國亡之後，山林絕不能獨立存在，不受事變的影響，袁宏道有見於此，所以才說出"有錢難買青山翠"這樣一句令人心酸落淚的話語來。
此詩的最大特點是語言凝鍊而生動。如以"紅染淚"三字概括宗室哄變造成之慘狀;以"臣斂手"來說明大臣不勞費力;用"辰裂星紛"來比喻紀綱之敗壞;又以"健馬""朽轡"來比喻國家之命運。這些詞句都能化繁複為簡煉，變抽象為形象，使得許多原來不易表達的意思能夠既簡煉又生動地表現出來。這首詩的成功與作者善於錘詞鍊句是分不開的。
作者簡介
袁宏道出生1568年12月23日，逝世日期1610年10月20日[2]明代文學家，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漢族，荊州公安（今屬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合稱「公安三袁」。[3]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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