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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派，又名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大儒王守仁，因其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该学派为阳明学派。该学派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后分化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泰州王学等七派。阳明学派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一个著名流派，其学说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其中最著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

代表人物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会稽余姚人（现属宁波），青年时移居越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他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著名的“姚江学派”。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阳明学说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也很大。

崛起原因

王阳明在世时，其学术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和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还不是很广泛，而且不时遭到朝廷内外的攻击和责难，更被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斥之为“伪学”，攻之为“异端”。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才逐步左右思想界，风靡一时。在教育领域里，程朱学派养成的教育传统窒息了自由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把熟读朱熹注的“四书”和《性理大全》等书，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出入，否则被诬为离经叛道。“王学”的出现，要求人们摆脱程朱学派章句语录的桎梏，“反求诸心”，追求自己智慧、道德的灵光，这在当时学术界确实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王学”将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说教臻于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更便于推行和传播，所以也深得封建统治阶级青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任何一种新的和具有革新性的学术、思想流派的崛起和确立，其权威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作为“王学”的创始人和学派的首领，王阳明是充分具备这些条件的。王阳明在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和学术成就方面，如果按封建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在“立功”、“立德”、“立言”等要求上都是堪称楷模的。他在平复宁王朱宸濠叛乱、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中是为明王朝立了功的。他的社会声望、道德品质、教育业绩和一代名师的风范都深孚众望，为正直的封建士大夫所景仰。他所创立的“心学”开辟了儒学的新领域、新境界。他的著作《传习录》、《大学问》等是新儒学的经典名著。据《明儒学案》载，《传习录》刊行于世后，许多不满八股道学的士子、举人、进士，乃至官吏等，如获至宝。所有这些为“阳明学”的崛起和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阳明学派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阳明弟子四处讲学，广为传播。仅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名记载，就有六十七人之多。这些“王门弟子”，继承王阳明的讲学传统，亦到处办书院，传播王学。如钱德洪，不仅追随他的老师在建立阳明学派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后来“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5页）又如欧阳德，在王阳明死后，“以讲学为事。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间，京师灵济宫之会，先生与徐少湖、聂双江、程松溪为主盟，学徒云集至千人，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页）阳明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论比较简易明白（不像程朱理学那么繁琐、深奥），使之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民众之中传播得较为广泛和深入，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阳明学说的反程朱理学精神和鼓励人们冲破旧传统思想框框的叛逆性格，无疑是获得一些渴望解脱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欢迎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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