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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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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89年6月23日 敖德萨 |
| 国籍 | 苏联 |
| 职业 | 诗人 |
| 知名于 | 她的诗体现出俄罗斯古典诗歌优美、清新、简练与和谐的传统，深受读者喜爱。 |
| 知名作品 |
《黄昏》 《念珠》 《白色的畜群》 《车前草》 |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1889年6月11日-1966年3月5日)，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玛托娃为笔名，原名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戈连科"(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Гóренко)。[2]
在百姓心中，她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曾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苏联政府的嘴里，她却被污蔑为"荡妇兼修女"。 著有诗集《黄昏》、《黄色的群鸟》、《车前草》、《安魂曲》等。 她的诗体现出俄罗斯古典诗歌优美、清新、简练与和谐的传统，深受读者喜爱。
简介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原姓戈连科（Горенко）。俄罗斯女诗人。1889年6月23日生于敖德萨一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俄海军舰队的机械工程师；母亲出身贵族，受过上层社会的传统教育。刚满11岁便随家搬迁到彼得堡近郊皇村，在那读中学，并开始写诗。
每年夏天，阿赫玛托娃都要随父母到南方的克里米亚别墅度假。1905年父母离异后，她随母亲移居耶夫帕托利亚，由母亲辅导在家自修中学高年级课程。此间写有许多情调低沉的抒情诗。一年后，她寄居基辅亲戚家中，继续就读，1907年毕业于基辅符杜克列耶夫中学，并考入彼得堡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仍酷爱文学，尤对诗歌创作表现出浓厚兴趣。然而她父亲却十分厌恶文学，曾明令禁止女儿用“戈连科”姓发表任何文学作品，故她则取有鞑靼血统的外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作为笔名。
1910年高校毕业后，阿赫玛托娃与著名诗人古米廖夫结婚，并到国外旅行，先后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外国的文化艺术、名胜古迹开阔了她的视野，扩大了她的艺术思维范围，这对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11年，她在彼得堡阿克梅派诗人杂志《阿波罗》上首次发表组诗，并逐渐成为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她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1914年又发表了第二部诗集《念珠》。这两部宣扬唯美主义诗集的出版，使其名声大振。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政治形势极不稳定，所有知识分子正处在选择道路、决定命运的时刻。她的另一部诗集《白色的云朵》于此间发表，自然没有引起轰动。
十月革命初期，由于阿赫玛托娃在政治上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加之与丈夫感情破裂，使她心情十分压抑。在这段时间她创作的诗歌里，多袒露出其复杂的内心矛盾，如诗集《车前草》和《耶稣纪元》里所收入的诗歌。20年代中期，她开始研究普希金的创作技巧。
卫国战争期间，阿赫玛托娃先后被迫撤离到莫斯科和塔什干等地，出于对法西斯的痛恨，她写过一些保卫俄罗斯，宣传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的诗篇，如《勇敢》、《起誓》、《胜利》等，受到红军战士们的喜爱。战后，她继续写抒情诗，主要发表在《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上。1946年，由于她的诗歌“无思想性”和某些消沉的因素，使她受到联共中央的点名批判，并殃及两家杂志社。
50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苏联先后出版了她的多部诗集，其中包括她于1940—1962年间的组合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该部作品以现代人的眼光对过去的时代进行了反思和审判。她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在西欧也备受赞赏，在国际诗坛享有很高声誉。不少年轻诗人纷纷效仿其诗风。1964年，她荣获意大利的“埃特内·塔奥尔米诺”国际诗歌奖。1965年又获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她死后20余年中，许多遗作被陆续整理出版，其中包括1987年首次公开发表的长诗《安魂曲》，该诗以其深邃的思想性、哲理性和艺术上的新颖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苏联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高度赞扬她的诗歌创作，公认她是“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20世纪俄罗斯诗坛屈指可数的诗人之一”。除诗歌创作外，她还翻译过许多外国古典文学著作
生平
早年
1889年6月11日（旧历）安娜出生在黑海沿岸敖德萨近郊的“大喷泉”。父亲是一名退役海军工程师。当安娜决定要写诗时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为了不“辱没”父亲的姓氏她选择了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正是这个姓氏响彻俄罗斯整个文坛，而非“戈连科”。
安娜六岁时父母离异，这给她的童年遮上了一层阴影。她的无忧无虑的年华是在美丽的皇村度过的。她最初的回忆献给了皇村：“富丽堂皇、翠绿欲滴的花园，奶妈带着我去玩耍的牧场，杂色的马驹驰骋的赛马场，年代久远的火车站…”彼得堡（后称列宁格勒）这座城市与她的一生紧密相连，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在列宁格勒我成为一名诗人，列宁格勒是我的诗歌的空气。”在这里她度过了16年。童年的生活环境给了安娜无穷的创作源泉。从小她便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第一首长诗《在海边》描写了自己的童年。
婚姻
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结婚，结束了长达6年的马拉松式恋爱。然而婚姻只是走向不幸的开始。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我们俩作未婚夫妻的时间太长了，我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在巴黎，等到1910年结婚时，他的激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婚后古米廖夫不堪家庭的束缚开始了漫长的非洲之旅。而阿赫玛托娃一头扎入了诗歌的创作中。 古米廖夫早期诗歌中有不少是描写安娜的，她时而是美人鱼，时而是魔法师，时而是凡间女子，时而是天上月亮。这条美人鱼具有难以名状的幽怨气质，她的存在只是为 阿赫玛托娃一家（1914年） 阿赫玛托娃一家（1914年） 了诗歌。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在诗坛引起不小反响。1914年《念珠》出版，读者抢购一空，争相传诵。阿赫玛托娃的诗集以清新委婉的笔触给当时象征主义为主宰诗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打破了当时晦涩的象征气氛。
苦难
1917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离婚。至于离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两位诗人都向往自由，追求创作灵感。从阿赫玛托娃一方来说，她要确信自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女性；从古米廖夫一方来说，他不愿屈从于任何“魔法”，要保持不向任何人屈服的男人的尊严。他认为，两个诗人的结合是荒谬的。所以作为两位当时的著名的诗人他们认为分手是最好的选择。就此两位诗人分道扬镳，各自重新组合家庭，然而他们的第二次婚姻又是不幸的。他们在诗人与幸福之间选择都选择了作诗人，放弃了个人的幸福。 在阿赫玛托娃的爱情生涯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鲍﹒安列坡。阿赫玛托娃的诗集《白鸟集》和《车前草》又大部分诗是献给安列坡的。如果说《黄昏》和《念珠》里没有美满的爱情，充满了悲凉，那《白鸟集》和《车前草》里则激荡着感情的洪流，这是关于“王子”复活的话题..然而这份感情是没有结果的相思花。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身为白军军官的安列坡被迫逃往英国。同时也有不少诗人、作家因不了解革命而远走异国他乡。对于当时的移民倾向阿赫玛托娃表示“不与抛弃故土的人为伍Не с теми я，кто бросил землю\на растерзание врагам”，并有好几首诗表示坚决反对，尽管她当时也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但她没有逃避，也没有后退。她寄予这片生她养她的故土以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诗人，她的诗充满了公民感，正如涅克拉索夫所说：“你可以不作一名诗人，但一定要作一名公民。”阿赫玛托娃斥责当时的侨民为Отступник，изгнанник，пленник чужой，странник等等，认为“外国的面包充满苦艾味”，同时她相信祖国一定会走出混乱，走向复兴：“Пускай на нас еще лежит вина，---\Все искупить и все сиправить можно.” 尽管阿赫玛托娃选择了与祖国同在，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安排一条风顺的路。1921年她的前夫古米廖夫因“塔甘采夫事件”被捕枪决，她的诗充满了恐惧和忧伤。 安娜·阿赫玛托娃 少女时代 安娜·阿赫玛托娃 少女时代 1924年因《耶稣纪元》中的一些诗篇激怒了当时的政府官员，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禁，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无疑也是被判死刑。然而她没有一蹶不振，没有销声匿迹，在这段“沉默”的时期内她研究了彼得堡的建筑和普希金的创作，并翻译了许多外国诗歌，普希金给了她无穷的创作灵感和人生启迪。 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阿赫玛托娃 [3] 身居塔什干仍不忘尽快获得列宁格勒的消息，在大围困的艰难时期她与她的人民同在，她以自己的诗歌激励人民，相信胜利一定会到来。 卫国战争结束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再次遭到不幸。1946年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作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严厉批判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认为“творчество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 ---дело далё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оно чуждо соврм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ерпимо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наших журналов.”就这样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扣上“颓废”、“色情”的帽子，她本人也被指责为“半修女、半淫妇”，被苏联作协除名，直到1952年一切才得以平反。 日丹诺夫给文学扣上政治的帽子违背了文学创作的本质，最主要的是他没有透过阿赫玛托娃描写的不幸生活的表面看到个人的悲剧其实是由时代的悲剧造成的，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是将生活提炼为艺术，而她的艺术方法是独特的，虽然阿赫玛托娃写不出布洛克的《十二个 阿赫玛托娃的墓地》、马雅科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但她以自己特有的女性角度观察并写作，在她的作品中始终回荡着时代的强音。
1962年阿赫玛托娃完成自传体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Поэма без героя）》，历时22年，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晚年，荣誉纷至沓来，1964年阿赫玛托娃在意大利接受了“埃特纳﹒陶尔明诺”国际诗歌奖，次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诗人的艺术得到世界的认可。1966年3月这位饱经风霜的女诗人因心肌梗塞病逝，结束了她77年的坎坷历程。
评价
终其一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诗人的人格与其诗同样不朽！这是一位时代女性，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不是家庭、婚姻的牺牲品；这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她的诗敢于独树一帜，敢于追求纯艺术，敢于在平凡简单中寻找伟大；这是一位伟大的爱情女歌手，敢于以女性视角揭示女性情怀；这是一位爱国诗人，她的诗充满人文精神，她的爱是宽广的，她与她的人民同在。
自述
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安娜·阿赫玛托娃肖像 纳坦·阿尔特曼作 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 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冷淡了。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艾迪逊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那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斯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庄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雕像》于1917年9月出版。 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为何我这样认为，因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抢购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雕像》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 第一个家庭 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与《亚历山大诗体》、《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它封锁了我的城市，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 1946年 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参观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一九六五年。 【注】： ①叶甫帕托里亚：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城市，临黑海。有海滨浴场。西面的迈纳克湖有医疗用泥塘，为滨海儿童泥疗胜地。 ②左先科（1894 - 1958）：苏联著名幽默作家。 主要作品编辑 意大利文：诗五首 一 我仿佛俯在天边的云端， 把你讲过的话儿思念， 而你听到我的语句， 黑夜变得比白昼明丽。 我们，就是这样离开了大地， 像星星漫步于高高的天际。 无论是现在、将来，或者当初， 都不会有绝望，也不会有耻辱。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听见 我怎样把活着的你呼唤。 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 关上你虚掩的门板。 1945年11月26日 二 声音在太空中消逝， 霞光变得昏暗。 永远沉默的世界里 只有你和我交谈。 如同穿过阵阵的钟鸣， 风儿来自无形的拉多加湖畔， 彻夜娓娓的倾诉变成了 彩虹交叉的微弱的光线。 1945年12月20日 三 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 别人对我表示怜悯， 可是有了你的一点同情， 就象太阳暖我身心。 所以我觉得周围一片晨曦， 所以我能够边走边创造奇迹， 就是这个原因！ 1945年12月20日 四 你自己何尝不知道，我不会 颂扬那天伤心会晤的惨景。 把什么留给你作为纪念？ 我的影子？影子对你有何用？ 那部烧掉的剧本的献词， 可是它连个灰儿也已不见， 或者是突然从镜框中走出来的 那张可怕的新年照片？ 或者是焚烧白桦劈柴的 隐隐约约可以听见的响声， 或者是还没有给我讲完的 他人的爱情？ 1946年1月6日 五 我们不象沉睡的罂粟花那样呼吸， 也不知道花朵自己有什么过失。 我们是在哪些星辰指引下， 为受苦受难而降生此世？ 这正月的昏暗给我们端上了 什么难吃的浆羹？ 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形反照啊， 弄得我们知道黎明时头脑发疯？ 1946年1月11日 乌兰汗译 离别 一 我们经常分离－－不是几周， 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 终于尝到了真正自由的寒冷， 鬓角已出现了白色的花环。 从此再没有外遇、变节， 你也不必听我彻夜碎嘴， 倾诉我绝对正确的例证－－ 源源不断，如同流水。 1940年 二 正象平素分离一样， 初恋的灵魂又来叩击我们的门扉， 银白的柳树拂着枝条冲了进来， 显得那么苍老而又那么俊美。 我们伤心，我们傲慢，又有些傻呆， 谁也不敢把目光从地上抬起来， 这时鸟儿用怡然自得的歌喉对着我们 唱出我俩当年是何等的相亲相爱。 1944年9月25日 三 最后一杯酒 为破碎的家园， 为自己命运的多难， 为二人同时感到的孤单， 也为你，我把这杯酒喝干－－ 为眼睛中没有生气的冷焰， 为上帝无法拯救的苦难， 为残酷而粗野的人寰。 1934年6月27日 乌兰汗 译 另一只短歌 没有发的言 我不再重复， 种下一棵野蔷薇 纪念没有实现的会晤。 我们的会晤多么奇妙， 它在那儿闪光、歌唱， 我不想从那儿回来， 回到不知去向的场所。 欢乐对我是多么苦涩， 幸福代替了职责， 我和不该交谈的人 长时间地啰嗦。 让恋人们祈求对方的回答， 经受激情的折磨， 而我们，亲爱的，只不过是 世界边缘上的灵魂两颗。 1956年 乌兰汗 译 梦中 我和你一样承担着 黑色的永世别离。 哭泣有何益？还是把手伸给我， 答应我，还会来到梦里。 我和你，如同悲哀和悲哀相遇…… 我和你，在人世间不会再团聚。 但愿子夜时分，你能够 穿过星群把问候向我传递。 1946年2月15日 乌兰汗 译 片断 片断 ……我觉得，是这片灯火 伴随我飞到天明， 我弄不清，是什么颜色－－ 这些奇异的眼睛。 周围在歌唱，在颤栗， 我认不出，你是友，还是敌， 现在是隆冬，还是夏季。 1959年6月21日 乌兰汗 译 清醒的时刻 清醒的时刻 让时间滚开，让空间滚开， 我透过白夜看清楚了万物： 你桌上水晶瓶中的水仙花， 雪茄冒起的蓝色的烟柱， 还有那面镜子，如同一眼清泉， 现在可以把你的影子映出。 让时间滚开，让空间滚开…… 就连你也无法把我救助。 1946年6月13日 乌兰汗 译 我们俩不会道别 我们俩不会道别，－－ 肩并肩走个没完。 已经到了黄昏时分， 你沉思，我默默不言。 我们俩走进教堂，看见 祈祷、洗礼、婚娶， 我们俩互不相望，走了出来…… 为什么我们俩没有此举？ 我们俩来到坟地， 坐在雪地上轻轻叹息， 你用木棍画着宫殿， 将来我们俩永远住在那里。 1917年 乌兰汗 译 赠尼·布 那颗心再也不会回答我的呼唤， 不管呼声中与欢乐还是悲戚。 一切都结束了……我的歌声 飞向没有你的茫茫黑夜。 1953年 乌兰汗 译 爱 《爱》 乌兰汗译 有时像一条小蛇蜷成一团， 偎在心田上施展法术， 有时在白色的窗台上 像只小鸽子整天不停地咕咕。 有时在晶莹的霜花里一闪， 有时又沉在紫罗兰的梦境...... 但它准确而又神秘地 来自喜悦，来自宁静。 在惆怅的琴声的祈祷中， 它善于如此甜蜜地哭诉， 有时候会突然令人心悸： 在陌生的浅笑中把它认出。
作品赏析
短诗
阿赫玛托娃的这两部诗集以短诗见长，每篇都是平中见奇：常景见奇思 安娜·阿赫玛托娃 安娜·阿赫玛托娃 ，常物见奇意，常事见奇情，常语见奇趣。有初恋少女情怀的描写： 我宠爱映在窗上的光， 它笔直，纤细，浅淡。 今天我从清早就缄默， 而心――分成了两半。 阿赫玛托娃的诗似信手拈来，撷取身边之物借喻内心感受，一切浑然天成。她很少直接说：我快乐，我忧伤，我赞美，我痛苦之类的话，而是以物开题，借景抒情。大自然在她的笔下是会说话的精灵，是主人公最亲密的朋友。阿赫玛托娃所运用的富有寓意的景物有玫瑰（роза）、杨柳（ива）、滨藜（лебеда）、蒲公英（одуванчик）、荨蔴（крапива）、牛蒡（лопух）、野蔷薇（шиповник）、车前草（подорожник）等等。
描写
阿赫玛托娃善于描写人类感情的各各方面，在她的笔下有初恋的少女、有热恋的情人也有被爱抛弃的失意者，其中不乏生活的哲理。例如： 当激情炽热到白热， 相互剧烈地诅咒和斥责， 我们都还不明白， 天地对双方多么狭窄。 爱情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或以巨幅长篇或以短小诗篇赞颂过，然而最形象、最可感的莫过于阿赫玛托娃的这首《爱情》小诗： 时而像蜷曲的小蛇 在人心灵深处变换魔法， 时而像温顺的雏鸽 整日在窗台上咕咕低鸣， 时而像在晶莹霜花上猝然一闪， 恍若沉睡在紫罗兰的梦中 此诗从形美、音美、意美三方面概括爱情，意象与情趣兼备，可谓匠心独具。 莫迪里阿尼为她作的素描画像 莫迪里阿尼为她作的素描画像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创作已展露了她的诗歌才华。她善于运用戏剧化、电影特写手法描写最扣人心弦的紧张的一霎那。看似简单的对话却最能打动人心，男女主人公的每句话都极富喜剧效果。可以说这是个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一个小情节，是一种动态开放性结构。虽为诗歌，确有小说、戏剧的创作手法。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整个自然界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一切都为表达同一个意思而服务，这就是诗歌的“单声部”与小说的“多声部”之不同。
声誉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为其赢得世界声誉打下了坚固的基础。《黄昏》、《念珠》以高超的诗歌艺术揭示了恋爱中的女性的微妙复杂的心理。然而其基本主题还是王子梦的破碎，赞美的是一种人世间普遍的缺憾美。她唯一的儿子因父母的缘故三次被捕入狱，一生中有二十多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作为一个母亲，阿赫玛托娃把她的这段不平常的血泪史记载成诗篇《安魂曲（Реквием）》，这是一首由14首小诗组成的抒情长诗，在未曾平凡的岁月悼念那些在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中冤屈而死的所有无辜者，读来催人泪下。 大河断流， 但牢门紧闭， “苦役的洞穴” 和催命的焦愁藏在门后。 清风为谁吹拂， 落日为谁温柔。 诗篇的叙述者是一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妇女，她的丈夫入墓，儿子入狱，满腹悲伤向谁倾诉？ 安娜·阿赫玛托娃 老年 安娜·阿赫玛托娃 老年 她是一名时代悲剧的见证人： 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 眼睑下流露出畏怯的目光？ 苦难怎样将粗砺的楔形文字 一页页刻上面颊， 一绺绺乌黑乌黑的卷发， 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 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唇枯萎， 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 诗人情愿背负起历史的使命，张开痛苦到极点的嘴巴为亿万人民奔走呼号。 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 而是为了所有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 无论凛冽寒冬，还是七月热浪 我扑倒在失明的红墙下。 这首《安魂曲》是阿赫玛托娃诗歌创作的巅峰，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感情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铸成不朽的篇章。 逝世纪念编辑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辞别了人世。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静静的涅瓦河静静地流淌，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淌…… 2006年的3月5日，是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纪念日。1966年3月5日那个清晨不属于月亮，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塞突然告别了人世。 她77岁，活到这个岁数不容易了。生于1889年的阿赫玛托娃，在她百年冥诞的1989年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荣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以纪念这位“把人带进一个美好世界”的“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 阿赫玛托娃的肖像画 阿赫玛托娃的肖像画(7张) 纪念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 都知道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月亮呢？月亮是美丽的阿赫玛托娃。 国内有不少版本的阿赫玛托娃传记作品，出版较早的是俄罗斯学者阿·帕甫洛夫斯基所著的《安·阿赫玛托娃传》；新近出版的是中国学者汪剑钊所著的《阿赫玛托娃传》，图文并茂，在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的时候与读者见面。 年轻时的阿赫玛托娃那么美丽，是典型的俄罗斯美少女。14岁时，在那个圣诞节前夕，她结识了比她大3岁的诗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疯狂地爱上了她，并因求婚被她拒绝而试图自杀过4次。最后，阿赫玛托娃答应嫁给了他。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结婚，不久就迎来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21年8月，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不难想象的——“反革命阴谋罪”。阿赫玛托娃自然受到了牵连。到了1930年代，她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第1次在1935年，第2次在1938年，原因皆为莫须有，比如第2次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己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白银的月亮更是惨淡如水。就在那个令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儿子的被捕，成就了诗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汪剑钊在《阿赫玛托娃传》自序里提到的一个细节，瞬间就刻录在我的大脑里无法删除：“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这就是没有电脑的时代，被人脑所存盘的《安魂曲》！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那时，是不可能把诗歌当诗歌的，诗歌倒是能成为罪行的证据。《安魂曲》写于1935年至1941年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魂曲》是一部只在民间地下流传的作品（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1956年5月，儿子列夫才被释放回家；1957年4月1日，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给《安魂曲》写下非常精短的《代序》： ……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这个触发阿赫玛托娃构思创作《安魂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坚韧与伟大。一位普通的探监妇女，她并不了解阿赫玛托娃，但她希冀着有人把那一切给写下来！“这组诗歌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的命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作品。在这组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有着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因为有着像黑土层那样博大深厚的俄罗斯人民的孕育。 记得在“流亡者译丛”总序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苏联作家格拉宁在参加为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恢复名誉的活动后，到档案馆查找左琴科在几十年前一次批判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记录在册但被人清掉了。谁干的？不得而知。格拉宁说：“有一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向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讲了我多年来四处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她打电话请我去。当我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我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这就是从当时与会的一位女速记员那里得到的！速记记录上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没有署名。 这是一个让我每次读“流亡者译丛”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的细节。一个普通妇女，她可能知道左琴科，也可能不知道左琴科。那个被批判的作家左琴科，那时是“敌人的走狗”、“流氓”、“资产阶级下流作家”！然而，激动的眼泪里写满了一位普通俄罗斯女性的诚实善良，那是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所长年孕育的天性，因此，她把左琴科的讲话“存盘”于自己的脑海，从而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见证。 1946年8月14日，当时的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关于《星》与《列宁格勒》杂志的著名决议，决议严厉批判的作家就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是与中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中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 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这是与判决她儿子一样的冷漠严酷的判决词，不给他人的尊严留一丁点空间，阿赫玛托娃命中注定要下地狱。随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列宁格勒》杂志被责令停办，《星》杂志编委会被改组；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作品不予刊登。早在1920年代中后期，阿赫玛托娃曾被一度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她只好开始研究普希金，用来维持生计，如今又被禁发作品，为了生活，她只好开始翻译诗歌。 在人民心中，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在文艺官眼里，她却是“荡妇兼修女”。然而历史是很讽刺的，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玛托娃在逝世后迎来了世界的声誉。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们：“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