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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消费是一个名词术语。

中国汉字的发展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一条生动鲜明的脉络，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字体多样。

名词解释

集体消费概念在城市社会学中的提出源于卡斯特。它是指“消费过程就其性质和规模，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Castells， M.1976b，75)。例如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闲暇的满足、医疗、教育等。卡斯特认为，都市系统分析不能分离于整个社会系统分析，都市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有着特定的功能，这个功能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经济。而在经济的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上，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消费。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和交换不再集中在某一个城市，而是通过发达的交通与通讯在不同的地区间组织起来。但另一方面，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因而消费过程也集中化，劳动力再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城市中的消费供给，所以消费问题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中的核心问题。

这就是说，都市在资本主义整体系统中的功能是通过消费的组织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现有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和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卡斯特把消费品分为二类，即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私人消费品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提供的，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产品(private individual consumpation)，比如日常的吃、穿、用的商品。集体消费品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 (collective consumpation)。集体消费品与私人消费品一样对于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没有充足的医疗卫生设施，就难以保证劳动力的健康;没有必要的文化教育设施，就难以再生产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应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素质的劳动力。随着技术进步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集体消费品供给的重要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显重要(castells，M.1978)。都市集体消费问题必然会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本性决定了消费被集中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生产被集中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上，资本对消费品生产的投人是为了追求利润的回报，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利润与需求的潜在分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潜在分离，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潜藏着劳动力再生产必需商品的供给短缺危机。

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在集体消费领域日益突出。因为集体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人和通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收回投资，集体消费品的消费则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因此私人资本根本不愿意去生产，它在私人资本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几乎成为空白。集体消费品供给的短缺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稳定的因素。面对以上矛盾，政府对交通、医疗、住房、教育、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品生产和管理进行干预变得越来越必要。对政府来说，这些商品尽管没什么利润，但却是维持资本主义整个系统稳定运行不可缺少的，如果任由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新的政治矛盾，政府不得不承担起集体消费品供给的责任，政府供给集体消费品的途径或者是直接投资，或者是利用各种政策直接或间接刺激其发展。

卡斯特认为，城市作为一个集体消费的单位，我们可以在集体消费的过程中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在城市这个空间里，资本家的利益来源于资本积累，他们希望国家大量投资于社会性生产过程(如投资于有助于其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而把集体消费投资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劳动者阶级则要求国家加大对集体消费的投资，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发展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提出了日益高涨的要求。在这种双重要求的夹攻下，国家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缓和矛盾。随着资本的市场运动，政府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组织集体消费过程(主要表现为各种城市规划的方案)，不仅对城市社会冲突的发展有影响，也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产生影响(夏建中，1998)，城市空间的变化不再是生态学中描述的由经济竞争决定。后工业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权已成为一股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并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进程(邓清，1997)。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维护资本主义整个体系产生了影响: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各个方面所要求的劳动力;通过对下层阶级群体的一些经济上的让步缓和了阶级冲突，使政治统治关系得以稳定;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经济需求，防止了消费不足和供给过剩的危机;通过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投资，从而保障了私人资本的获利。

通过以上理论努力，我们看到卡斯特实际是把从当代资本主义系统结构分析集体消费作为都市社会学的任务。卡斯特的这一思想被桑德斯所接受和拓展，桑德斯赞同卡斯特将消费作为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观点，针对一些批评卡斯特忽视生产等其他城市过程的观点，桑德斯指出，强调消费并不意味忽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恰恰相反，强调消费这一要素在城市中的特性是以承认消费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性为前提的。退一步说，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同属于一种逻辑，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以对生产的研究来取代对消费研究。因此把消费认定为研究的一个特殊的专门的领域是具有合理性的。当然桑德斯与卡斯特也存在区别。卡斯特将集体消费与城市这一特定的空间联系起来，将城市看作是集体消费的空间单位。而桑德斯主张与特殊的空间倾向决裂，发展一种新的消费社会学。

集体消费的影响

无论对于卡斯特还是桑德斯来讲，集体消费的提出其意义远不止于重新界定都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试图围绕集体消费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展示一个与传统社会学分析不同的新图景。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化消费模式(即消费品是通过市场购买获得) 占主导，人们的购买力或者说生活机会一般取决于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即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因此在马克思时代，阶级权力都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统治的基本因素。但随着政府开始在生产和消费领域进行干预，阶级地位不再是得到生活机会的唯一因素，资源分配不仅仅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会根据政府权力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在桑德斯看来，影响消费能力的因素有三个:家庭成员挣钱的能力;享有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家庭成员自我供应的能力。由于家庭成员挣钱能力反映了在生产领域这一正式社会体系内的参与能力，所以这三个要素反映了人们获取生活机会的能力实际上来自于两个系统:一个是劳动或市场系统，一个是政府系统(Saunder,1986，292)。

基于此，公众消费能力的高低就同时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市场的能力高低和享有政府援助的多少。与此相应，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也不再只沿着生产地位或市场能力展开，或者说，政府对消费的干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领域造成的不平等，但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出现了，即围绕着消费，主要是集体消费供给形成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从消费分层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并不必然等同于一个人所处的消费地位，换句话说，消费分层可以在同一阶级内发生，比如拥有住房的工人与没有住房的工人。同样，作为集体消费品的消费者，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也会有着某些共同的消费利益，比如不同阶级的家庭对政府提供子女教育的需求，消费分层可以在不同阶级间形成。

因此，政治利益群体形成的基础不再只是生产阶级，也包括消费利益群体。桑德斯根据英国的情况指出，围绕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集体消费项目形成的政治集团的基础不是阶级，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龄层、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费群体。伴随消费分层出现的是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城市社会分化的主要因素。“都市研究应该关注消费问题里面的利益群体”(sauders，1986，308)。与传统阶级分层一样，消费分层在形塑人们生活、决定社会关系、影响社会冲突模式方面同样重要。具体而言，消费分层在以下三方面起着作用:形塑物质生活机会 (shaping material life chance)、建构政治联盟(structuring political alignments)、形塑文化体验和个人身份(shaping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identities)(Sauders，1986，319)。

就经济意义而言，住宅拥有者可以通过住宅的租赁来谋取个人利益，也能够以住宅为抵押去谋求更多资本。如此一来，住宅拥有者通过住宅这一消费资料的占有获取了新的优势，并获取了更多生活机会，显然这种优势的获得与其在生产领域的获取能力并无关联。这是一种由消费资料占有权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桑德斯认为，考虑到住宅为其所有者所带来的资本积累方面的好处，消费分层在经济效果方面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阶级分层。就政治意义而言，桑德斯引用了邓力维 (Dunleavy)的论述，认为政府福利供给导致的分化已经在逐渐改变政党的社会支持基础，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政治过程(Dunleavy， 1985)。例如，左派的支持者已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同时也有政府部门工作者和集体消费者的联盟。政治分化不再是单纯意识形态取向的产物，它反映了建立于真实经济利益之上的分化。消费分层也增强了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因为工人与资本家欣赏着同样的电视节目，阅读着同一张报纸，甚至拥有同样牌号的小汽车，工人阶级在消费过程中“同化”。

就文化意义而言，由于大众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财产展示抽象的自我和将个人身份识别具象化，并通过所消费的商品和享受的服务的品牌等级获得社会等级，因此，消费领域私人产权经常与个人身份识别(personal identity)相关联，或者说消费提供了一种符号系统的意义。桑德斯批评那些仍然沿用19世纪的阶级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在20世纪晚期情况的学者，认为基于生产和消费过程所产生的不同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形式，他将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形式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政治模式”(Sauders，1956，306)，并希望以此可以揭示城市乃至整个国家政治过程的不同层面。在桑德斯看来，生产政治和消费政治存在如下不同之处:

1.社会基础。生产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不同阶级的利益，而消费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不同消费部门的利益。

2.进行利益动员的模式。生产政治的利益动员模式是法团主义，而消费政治的利益动员模式是竞争主义。

3.政府干预的层次。生产政治所反映的政府层次是中央政府，而消费政治所反映的政府层次是地方政府。

4.主导意识形态。生产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基于资本主义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消费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基于公共部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5.所反映的国家理论。生产政治反映的是工具主义的阶级理论，消费政治反映的是不完全的二元主义的利益群体理论。

双重政治形态的存在也使政府产生分化，政府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均质实体，政府系统的不同部门有可能遵循不同的政治逻辑来运行。有些部门是私人利益的代言人，有些部门则必须向选民负责，还有些部门直接受官僚的控制。桑德斯通过对英国健康护理和供水部门的研究发现，健康部门的官员趋向于从社会利益的目标出发看待水的问题，而供水部门趋向于从市场交换的立场看待水的问题。不同政府部门的价值差异会渗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