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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消費是一個名詞術語。

中國漢字的發展成為維繫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步的一條生動鮮明的脈絡，各個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各種字體，有着各自鮮明的藝術特徵，如篆書古樸典雅，隸書靜中有動，草書風馳電掣、結構緊湊，楷書工整秀麗，行書易識好寫，實用性強，字體多樣。

名詞解釋

集體消費概念在城市社會學中的提出源於卡斯特。它是指「消費過程就其性質和規模，其組織和管理只能是集體供給」(Castells， M.1976b，75)。例如公共住房、社會公共設施和閒暇的滿足、醫療、教育等。卡斯特認為，都市系統分析不能分離於整個社會系統分析，都市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中有着特定的功能，這個功能不是政治和意識形態，而是經濟。而在經濟的生產、交換、消費三個環節上，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生產和交換，而是消費。因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生產和交換不再集中在某一個城市，而是通過發達的交通與通訊在不同的地區間組織起來。但另一方面，人口越來越集中於城市，因而消費過程也集中化，勞動力再生產越來越依賴於城市中的消費供給，所以消費問題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城市中的核心問題。

這就是說，都市在資本主義整體系統中的功能是通過消費的組織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包括現有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和新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卡斯特把消費品分為二類，即私人消費品和集體消費品。私人消費品指那些可在市場上買到或自己提供的，被個人單獨占有和消費的產品(private individual consumpation)，比如日常的吃、穿、用的商品。集體消費品指不能被分割的產品和服務，比如交通、醫療、住房、閒暇設施等 (collective consumpation)。集體消費品與私人消費品一樣對於勞動力再生產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沒有充足的醫療衛生設施，就難以保證勞動力的健康;沒有必要的文化教育設施，就難以再生產出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應的、具有一定知識和技術素質的勞動力。隨着技術進步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集體消費品供給的重要性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日顯重要(castells，M.1978)。都市集體消費問題必然會影響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本性決定了消費被集中在商品的使用價值上，生產被集中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上，資本對消費品生產的投人是為了追求利潤的回報，而不是消費者的需求。利潤與需求的潛在分離，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潛在分離，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潛藏着勞動力再生產必需商品的供給短缺危機。

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在集體消費領域日益突出。因為集體消費品的生產需要大量的資本投人和通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夠收回投資，集體消費品的消費則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因此私人資本根本不願意去生產，它在私人資本的消費品生產領域幾乎成為空白。集體消費品供給的短缺直接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再生產，成為影響整個社會系統穩定的因素。面對以上矛盾，政府對交通、醫療、住房、教育、閒暇設施等集體消費品生產和管理進行干預變得越來越必要。對政府來說，這些商品儘管沒什麼利潤，但卻是維持資本主義整個系統穩定運行不可缺少的，如果任由矛盾的發展，必然會導致新的政治矛盾，政府不得不承擔起集體消費品供給的責任，政府供給集體消費品的途徑或者是直接投資，或者是利用各種政策直接或間接刺激其發展。

卡斯特認為，城市作為一個集體消費的單位，我們可以在集體消費的過程中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衝突、發展和演變。一方面，在城市這個空間裡，資本家的利益來源於資本積累，他們希望國家大量投資於社會性生產過程(如投資於有助於其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建設)，而把集體消費投資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勞動者階級則要求國家加大對集體消費的投資，現代化社會大生產的發展對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消費資料的生產也提出了日益高漲的要求。在這種雙重要求的夾攻下，國家一方面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採取一定的措施緩和矛盾。隨着資本的市場運動，政府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組織集體消費過程(主要表現為各種城市規劃的方案)，不僅對城市社會衝突的發展有影響，也對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產生影響(夏建中，1998)，城市空間的變化不再是生態學中描述的由經濟競爭決定。後工業時期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政權已成為一股凌駕於社會生產方式之上的獨立力量，並直接影響着城市發展的進程(鄧清，1997)。政府對集體消費品供給的干預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對維護資本主義整個體系產生了影響:再生產出資本主義各個方面所要求的勞動力;通過對下層階級群體的一些經濟上的讓步緩和了階級衝突，使政治統治關係得以穩定;直接或間接地刺激了經濟需求，防止了消費不足和供給過剩的危機;通過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投資，從而保障了私人資本的獲利。

通過以上理論努力，我們看到卡斯特實際是把從當代資本主義系統結構分析集體消費作為都市社會學的任務。卡斯特的這一思想被桑德斯所接受和拓展，桑德斯贊同卡斯特將消費作為城市社會學主要研究對象的觀點，針對一些批評卡斯特忽視生產等其他城市過程的觀點，桑德斯指出，強調消費並不意味忽略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聯繫，恰恰相反，強調消費這一要素在城市中的特性是以承認消費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性為前提的。退一步說，生產和消費兩個領域的相關性並不意味着兩者同屬於一種邏輯，也並不意味着我們就要以對生產的研究來取代對消費研究。因此把消費認定為研究的一個特殊的專門的領域是具有合理性的。當然桑德斯與卡斯特也存在區別。卡斯特將集體消費與城市這一特定的空間聯繫起來，將城市看作是集體消費的空間單位。而桑德斯主張與特殊的空間傾向決裂，發展一種新的消費社會學。

集體消費的影響

無論對於卡斯特還是桑德斯來講，集體消費的提出其意義遠不止於重新界定都市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他們試圖圍繞集體消費的分析，對資本主義城市社會中的社會分層、社會不平等展示一個與傳統社會學分析不同的新圖景。在早期資本主義，市場化消費模式(即消費品是通過市場購買獲得) 占主導，人們的購買力或者說生活機會一般取決於其在生產中的地位，即人們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因此在馬克思時代，階級權力都是造成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統治的基本因素。但隨着政府開始在生產和消費領域進行干預，階級地位不再是得到生活機會的唯一因素，資源分配不僅僅以市場為基礎，同時也會根據政府權力行使的政治邏輯來分配。在桑德斯看來，影響消費能力的因素有三個:家庭成員掙錢的能力;享有政府公共服務的權利;家庭成員自我供應的能力。由於家庭成員掙錢能力反映了在生產領域這一正式社會體系內的參與能力，所以這三個要素反映了人們獲取生活機會的能力實際上來自於兩個系統:一個是勞動或市場系統，一個是政府系統(Saunder,1986，292)。

基於此，公眾消費能力的高低就同時受到兩個方面因素的制約:公眾參與市場的能力高低和享有政府援助的多少。與此相應，社會分層與社會不平等也不再只沿着生產地位或市場能力展開，或者說，政府對消費的干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生產領域造成的不平等，但一種新的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出現了，即圍繞着消費，主要是集體消費供給形成的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從消費分層的觀點來看，一個人所處的階級地位並不必然等同於一個人所處的消費地位，換句話說，消費分層可以在同一階級內發生，比如擁有住房的工人與沒有住房的工人。同樣，作為集體消費品的消費者，不同階級地位的人們也會有着某些共同的消費利益，比如不同階級的家庭對政府提供子女教育的需求，消費分層可以在不同階級間形成。

因此，政治利益群體形成的基礎不再只是生產階級，也包括消費利益群體。桑德斯根據英國的情況指出，圍繞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集體消費項目形成的政治集團的基礎不是階級，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齡層、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費群體。伴隨消費分層出現的是各種各樣的消費者利益集團，他們之間的矛盾逐漸成為城市社會分化的主要因素。「都市研究應該關注消費問題裡面的利益群體」(sauders，1986，308)。與傳統階級分層一樣，消費分層在形塑人們生活、決定社會關係、影響社會衝突模式方面同樣重要。具體而言，消費分層在以下三方面起着作用:形塑物質生活機會 (shaping material life chance)、建構政治聯盟(structuring political alignments)、形塑文化體驗和個人身份(shaping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identities)(Sauders，1986，319)。

就經濟意義而言，住宅擁有者可以通過住宅的租賃來謀取個人利益，也能夠以住宅為抵押去謀求更多資本。如此一來，住宅擁有者通過住宅這一消費資料的占有獲取了新的優勢，並獲取了更多生活機會，顯然這種優勢的獲得與其在生產領域的獲取能力並無關聯。這是一種由消費資料占有權帶來的新的不平等。桑德斯認為，考慮到住宅為其所有者所帶來的資本積累方面的好處，消費分層在經濟效果方面的影響甚至可能超過階級分層。就政治意義而言，桑德斯引用了鄧力維 (Dunleavy)的論述，認為政府福利供給導致的分化已經在逐漸改變政黨的社會支持基礎，並進一步影響到整個政治過程(Dunleavy， 1985)。例如，左派的支持者已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同時也有政府部門工作者和集體消費者的聯盟。政治分化不再是單純意識形態取向的產物，它反映了建立於真實經濟利益之上的分化。消費分層也增強了資本主義「一體化」趨勢，因為工人與資本家欣賞着同樣的電視節目，閱讀着同一張報紙，甚至擁有同樣牌號的小汽車，工人階級在消費過程中「同化」。

就文化意義而言，由於大眾往往傾向於通過個人財產展示抽象的自我和將個人身份識別具象化，並通過所消費的商品和享受的服務的品牌等級獲得社會等級，因此，消費領域私人產權經常與個人身份識別(personal identity)相關聯，或者說消費提供了一種符號系統的意義。桑德斯批評那些仍然沿用19世紀的階級理論來分析資本主義在20世紀晚期情況的學者，認為基於生產和消費過程所產生的不同的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實際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形式，他將這兩種不同的政治形式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雙重政治模式」(Sauders，1956，306)，並希望以此可以揭示城市乃至整個國家政治過程的不同層面。在桑德斯看來，生產政治和消費政治存在如下不同之處:

1.社會基礎。生產政治的社會基礎是不同階級的利益，而消費政治的社會基礎是不同消費部門的利益。

2.進行利益動員的模式。生產政治的利益動員模式是法團主義，而消費政治的利益動員模式是競爭主義。

3.政府干預的層次。生產政治所反映的政府層次是中央政府，而消費政治所反映的政府層次是地方政府。

4.主導意識形態。生產政治的主導意識形態是基於資本主義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消費政治的主導意識形態是基於公共部門對公民權利的保護。

5.所反映的國家理論。生產政治反映的是工具主義的階級理論，消費政治反映的是不完全的二元主義的利益群體理論。

雙重政治形態的存在也使政府產生分化，政府不再是一個單一的均質實體，政府系統的不同部門有可能遵循不同的政治邏輯來運行。有些部門是私人利益的代言人，有些部門則必須向選民負責，還有些部門直接受官僚的控制。桑德斯通過對英國健康護理和供水部門的研究發現，健康部門的官員趨向於從社會利益的目標出發看待水的問題，而供水部門趨向於從市場交換的立場看待水的問題。不同政府部門的價值差異會滲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對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