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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1928-2004),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54年起就职于上海博物馆,历任保管部副主任、青铜研究部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青铜器、简牍研究和鉴定。曾任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中华世纪坛名誉馆长。[1]

人物简介

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马承源在学生时代即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承源历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马承源是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兼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2004年9月25日,因患抑郁症加上受到上博简系伪造的质疑风波刺激而跳楼自杀。

识宝伯乐

浸淫学海多年的马承源,不仅著作等身,更练就了一双鉴定青铜器的慧眼。人们说,马承源是当今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这绝非溢美之词。凭借这双慧眼,近50年来,马承源为上海博物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青铜器文物。

上海并非出土青铜器之地,但上博却藏有中国最多最好的青铜器,这得益于上博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征集和抢救工作。马承源从担任保管部副主任起就负责这项工作,著名的汉代青铜蒸馏器就是他在冶炼厂的高炉前抢救下来的。这一发现,将中国蒸馏器的制造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当时正值大炼钢铁的上世纪50年代,大量从民间收集的“破铜烂铁”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厂,马承源与同事们炉口夺宝,从中抢救出了春秋时期的龙耳尊、鲁原钟,东汉时期的婴座熨斗等大批文物。

1966年,“文革”爆发,“破四旧”给全社会公、私收藏的传世文物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马承源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一次,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找上门来,要在上海博物馆“破四旧”。马承源和同事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赶紧自己组织“闹革命”。他们连夜加班,把博物馆所有的文物陈列柜都用《解放日报》贴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当时,毛主席语录是绝对不能动的。这样,上博躲过了一劫。

博物馆的文物安全了,收藏在私人手里的文物却没有这样幸运。随着抄家风愈演愈烈,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小将”视为“封建糟粕”,弃之如敝屣。马承源心急如焚,他与馆长商议后给市政府打了报告,说这些历史文物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破坏了可惜,建议派专人接收“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由博物馆“代为管理”。报告被批准后,马承源和同事们日夜守在博物馆,随时准备一得到消息就出发,以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同时向藏家说明情况,当面清点、鉴定文物并出具详细的收据和清单。“文革”结束后,不少藏家看到安然渡过劫难的藏品,感激复感慨,不少人当即决定,变委托“代管”为捐献。

收藏家李荫轩收藏的青铜器在上海很有名气,“文革”前马承源就经常登门拜访李荫轩,切磋学术。两人常来常往,成了朋友。“文革”当中,李家遭到灭顶之灾。红卫兵到李家抄家,李荫轩赶紧给马承源打电话,说要把所藏文物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要马承源马上派人来取。马承源十万火急地赶到李宅,他被满满一屋子的青铜器惊呆了——共有70多件珍品啊!“文革”结束后,上博考虑到李荫轩当时的捐献是因势所迫,遂决定将文物一件不少地退还李家。李荫轩深深为上博的做法所感动。不久,李先生病重,去世前他写下遗嘱,将所藏青铜器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上博收藏的另一件重器——商鞅方升,其入藏过程与李荫轩先生的捐赠异曲同工。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件方升上刻有铭文,铭文内容说明此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秦国“大良造”,统一度量衡时铸造的标准量器。上世纪30年代,该物的铭文、拓本曾见诸报端,但实物却一直不知所踪。

马承源调入上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这件宝物在合肥龚氏手中,而龚氏后人就住在上海。马承源通过种种关系与藏家联系,还在上海最高级的国际饭店宴请其全家。在当时的环境下请客吃饭,可谓破天荒了,但藏家却不接马承源的话茬。不过马承源没有气馁,仍旧一直关注着商鞅方升。

“文革”开始后,龚家被抄,连屋顶也被掀翻了。马承源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了现场,请“造反派”找找看有没有这样一件东西,最后终于在墙角的一堆垃圾中找到了这件国宝。“造反派”们当然不懂这件东西的价值,也许在他们看来,砸烂了才最好。马承源心生一计,组织人敲锣打鼓送锦旗到抄龚家的造反队,“感谢”他们为上博“发现”了珍贵文物。这样,造反队骑虎难下,不得不将文物送交博物馆保管。

“文革”结束后,上博根据政策将商鞅方升还给了龚家。后经协商,上海博物馆以收购的方式,终使这件重器复归国有。

1994年春,马承源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打来电话,说在一家店看到了一批似是竹简的东西。马承源请他临摹了竹简上的文字,经认真研读,马承源从文字、语句、内容等各方面判断这是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竹简上的内容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已经湮灭于世。

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素养,马承源毅然拍板,决定斥资100多万港币购买竹简——当时,日本的一个买家早已觊觎多时,只要上博不要,他们马上接手。几个月后,又一批相同的竹简出现在香港市场,在友人的资助下,上博亦全部购进收藏。

两批竹简共1200多根,由于是走私货,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这批2300多年前的战国原始古籍,是已发现的战国简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实物史料。竹简经脱水保护后,在马承源的主持下,开始对其进行艰苦的解读工作。辨认文字工作的难度,有人打了个比方:就好比把一叠报纸剪成面条宽的长条,打乱之后重新整理。其实,这个比方还不准确,因为竹简上的文字是2300多年前的楚国人写的,文章不止一篇,作者也不止一个,与其说是文字,莫若说是“天书”。上海博物馆不仅动用了馆内的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北京、香港的学者一起参与整理。竹简记载的内容填补了前秦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出版后,权威媒体评介说:“对于学术界的朋友来讲,2002年最响的鞭炮,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至今,该书已出版4册。晋侯墓地出土的14件晋侯稣钟,也是上博从香港购回的。这是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钟上300多字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铭文还有对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的较为详细的记载。

几年中,马承源在香港古玩市场一共为国家抢救了3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竹简、青铜器、石刻、玉器、印章、陶瓷等等。其中除了晋侯鼎和战国竹简外,还有吴王夫差送给西施的“吴王夫差”、艳丽的战国丝绸、 南北朝时期“瘦骨清像”的石刻造像、唐代丰腴的仕女俑……一件件稀世珍宝被抢救回来,不仅充实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更为后人多保存了几把开启先祖秘密之门的钥匙。

馆长和建设者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各地兴起了一股新建、扩建博物馆的热潮。全国各省的博物馆多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多已破旧。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各地陆续将博物馆的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立项之后,几乎所有省市的考察工作都把上海博物馆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几乎所有的考察者在参观之后都感到收获巨大——上海博物馆在软件、硬件两个方面都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而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成是马承源离任馆长前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

1985年,马承源就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任伊始,他就心怀着建设新馆的梦想,这个梦想源于1980年他的美国之行。那一年,《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文物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马承源随展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美国,他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中国文物陈列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而且其展出环境及陈列设计都好得“不能想像”,马承源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刺激。然而,迫切的心情并不能改变囊中羞涩的窘境。没有钱,这个现实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承源。

马承源的性格不允许他退缩。在建设新馆暂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准备对博物馆的陈列室进行现代化改造。1986年,他千方百计从国家文物局争取到50万元资金,首先对青铜器陈列室进行了改造:在陈列内容体系及表现手段上重新进行设计,改造室内灯光,还装上了空调。改造之后,青铜器陈列室面貌一新。之后,马承源和博物馆的同仁们再接再厉,又完成了陶瓷、雕塑和书画陈列室的改建,同样获得成功。

但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马承源尴尬万分的事情,这件事让他痛下决心: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把新馆建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来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陪同他来到改造过的陈列室。就在惠特拉姆兴致盎然之时,一串水珠突然从天而降,差点浇了惠特拉姆一身——那是房顶上安装的空调的积水。惠特拉姆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对马承源说,馆长,我们一起拍个照好不好?就这样,在滴答滴答的水珠旁,马承源拍下了平生最为难忘的一张照片。马承源非常难过,他感到以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小修小补、修修改改没有用处。

从此以后,马承源每次出访只要有时间,就会泡在各个博物馆里。他不仅收集文物资料,还收集博物馆的建筑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室内装修、陈列设计等问题,甚至灯光、色温、玻璃的反光处理等细节。他向国外的同行要博物馆的建筑图和结构图,询问建筑材料的产地及价格。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也许我们要造一个新的博物馆。后来,朋友们遇到他,经常会开玩笑地问:“马馆长,新馆开始造了吗?”其实那时建设新馆一事还没有提到政府的日程上,但马承源早早地就开始暗暗做准备了。

在一次次报告、一份份申请之后,马承源终于盼来了建设新馆的消息。1991年12月18日,上海市长黄菊来到上博,宣布建设上博新馆,馆址定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人民广场中轴线南侧,并将其列为

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大建设项目之一。1993年9月,上博新馆正式破土动工。从开工的那天起,马承源好像就不是馆长了,而是工程监理。从选择建材到监督施工,他都亲力亲为。60多岁的人,还常常上下脚手架,吃饭时间秘书总是把盒饭包在旧棉袄里,再发动人们去找他。出差时,他会关照秘书每天打电话汇报建设进度。从土建工程到室内装修,以至展陈设计、大堂装修,每一个馆的基本色调、光线,展柜的样式,每一个细节他都全部参与。也难怪,建新馆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梦想,他不允许有半点瑕疵。在上博流传着一个望远镜的故事。那时,马承源的办公室与新馆工地仅一路之隔,他特地买了一副望远镜,一有空就举镜眺望,监督施工质量。这个故事后来得到了马承源的证实,他说:“关键时候要拿望远镜看一看,因为远了看不清。我当时已经60多岁了,虽然脚手架也能爬,但天天爬还是有些力不从心。”马承源常对身边的人说,建这个新馆不容易,我们要把它建好。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时,只有18000件文物;1996年新馆建成时,已经拥有21个门类的60万件文物,其中珍品达12万件,占江南文物的半壁江山。新馆开馆时,马承源累得病倒了,但他终于为这些瑰宝修建了一个舒适的家。

社会活动家

马承源把上海博物馆建设成了国际水准的博物馆,他本人更是一位国际水准的博物馆馆长。这不仅是说他的学术水平,也包括他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

在上海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刻满了捐献者的名字,他们是为建设新馆慷慨捐资的各界人士。其中有很多都是马承源的朋友:香港何东集团主席何鸿章捐资建造了博物馆贵宾厅;其胞弟何鸿卿出资赞助古代玉器馆的装修;邵逸夫赞助装修了历代绘画馆;徐展堂赞助装修了古代陶瓷馆;嘉道理家族赞助装修了少数民族工艺馆;葛士翘赞助装修了葛士翘展览厅;胡宝星赞助装修了青铜器馆;家具馆中的展品系收藏家王世襄先生庋藏,由庄氏兄弟购买后捐献。据统计,上博在新馆的建设中,共接收捐赠约1000万美元。

“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像上博这样能筹到钱,要看你平时下的功夫怎么样。”马承源说,“我们交了很多朋友,那时候,上博在国际上的声誉是最好的。很多朋友都感到上海博物馆最大气,他们很喜欢与上海博物馆打交道。”

这些“喜欢和上博打交道”的人还有一个组织,叫“上博之友”。1994年,上博在香港收购第一批战国竹简后几个月,市场上又出现了第二批。当时上博资金困难,无力购买。“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麟、叶昌午五个人共同出资55万港币,买下竹简捐赠给上博。

吴王夫差礼器的发现

1995年岁末,香港荷里活道。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在“闲逛”。在一家古玩店,马承源盯上了一件形态别致、制作精良的青铜器的肩部刻有“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的12字铭文。按照古代礼制和常见青铜器铭文的惯例,马承源推断,这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为一位身份低微的平民女子专铸的酒器。而这女子,或许该是西施。

这也是吴王夫差礼器的首次被发现。古董商开价150万港币,而当时上博账上仅存资金20万元。马承源多方设法,终于使香港著名实业家何鸿章先生斥资购下这件?,并捐献给上博。有人问马承源,为什么一定要买回那只,他说:“这是件国宝啊,我是搞文物工作的人,看到了而不想办法把它抢救回来,那么我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

在国内文博界,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及古文字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获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奖、法兰西荣誉勋章。对上海博物馆职工而言,马承源则是备受尊敬的老馆长———没有他,上博不可能有国内文物庋藏“半壁江山”与青铜器藏品“世界第一”之誉;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美轮美奂的上博新馆。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却是记者几次从上博人那里听到的原话。

解放后新上海博物馆开馆的第一位观众,30年后,成了上博馆长。

今生最大一本书

1964年,马承源组织编写的中国第一本彩版工具书《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出版,很快被翻印流传于国外;他写的《中国青铜器》是“文革”后研究青铜器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牛津大学随即翻译出版,影响极广,还是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他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因见解独到,成为专业人士案头必备书;《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分册》和今年刚出齐的《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分册》(16册),更是本世纪最完整、系统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一本本书,一篇篇论文,一次次准确鉴定,渐渐确立了他作为青铜器和古文字专家的地位。

然而,对马承源而言,他此生最宏大的一本著作却不是用笔写出的。那就是崭新的上海博物馆。这部大书的“读者”,也大大多于读得懂其文物专著的人。1980年,马承源率团到美国巡展,在大都会博物馆台阶上伫立良久,回来就调整陈列,使上博内部展室焕然一新,赢来赞誉。此后,每次出访,工作之余,他从不去别处观光,就泡在各个博物馆中,不仅看展品,还要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陈列室灯光、色温、玻璃橱窗反光处理等细节,希望中国能早日有自己的现代化博物馆。申请报告写了一份又一份,常有朋友善意地调侃:“新馆开始造了吗”。最终,是他直接写信给市委书记黄菊,以不懈努力为上博赢来了今天的一块“风水宝地”和5.7亿元的资金。

“开瓶酒来喝喝”

不少上博员工“怕”马承源。因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表情也严肃傲然为多———因为陷在自己的思想中而对周围熟视无睹。跟他出差,他眼里只有博物馆、文物,办好事就走,不为风景名胜所动,缺少情趣。他自我放松的办法,不过是换一种文物摩挲、换一篇文章写写。中风以前,他喜欢喝酒且酒量不错,海内外的老朋友常常送酒。但他每次叫“开瓶酒来喝喝”,必是为了刚为馆中收到了珍品、或新馆建设有了大进展。

然而,有机会走近他的人则说,他是个“老好人”,爽气,讲情义。他至今记得那些对上博作过重大贡献的收藏家及家属,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动情地说:“那些无价之宝,捐献者只要卖掉一件,就足以让后人享受几代,我们能不感念关心他们吗?”上博新馆投资中,有8000万元是募集来的,不少展品也出自那些已经或正在成为上博老友的海外富商、名流的捐献。几十年了,马承源和汪庆正等人,为他们作了多少义务鉴定,还以老朋友的诚意,爽快地打开库房,请爱好文物的他们欣赏,相互切磋。有了这些朋友的相帮和市领导的支持,上博才从香港和海外救回了那一批批珍贵的文物:战国竹简、晋侯?编钟、吴王夫差?、南北朝石刻造像……

今天,位于市中心人民广场上,已拥有21个门类60万件文物、珍品达12万件的上海博物馆新馆,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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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