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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为何爱乘牛车?(瀛洲海客)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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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为何爱乘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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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为何爱乘牛车?》中国当代作家瀛洲海客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魏晋名士为何爱乘牛车?

近日,笔者流连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地,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陈列展厅中,常见一种陶牛车。在农耕时代,牛是耕作的主要劳动力,奇怪的是,牛在这一时期的定位,似与人们的固有认知有所出入——魏晋时期的牛,常常用于拉车,而对于魏晋名士而言,坐牛车甚至比骑马出行更有面子。这是为什么呢?

汉代陶牛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

陶牛车 南京市博物馆

魏晋墓葬多牛车

文物中的牛十分常见,汉画像石、墓室壁画以及器物上的图案,能看到有关汉代、魏晋时人驭牛耕作的场景,揭示了牛在这一时期主要作用:耕地。在一些规格较高的大墓中,牛与鸡、鸭、狗、猪、羊这些家畜、家禽还会出现在陶圈中,用来彰显墓主人的殷实家底。

除了耕作之外,牛最常见的作用就是拉车与载人。这一作用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葬俗迥异于前代与后代,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已发现的墓葬俑群中,多遵循着这一规律:以墓主人出行时的牛车、鞍马为中心,另有男仆、女侍以及用来镇墓辟邪的甲胄武士、天王与镇墓兽的俑群。而在牛车前后,一般也有随行侍从,或手持羽扇、华盖,或手捧器物。在最近披露的湖北襄阳市王寨南北朝家族墓葬群中,编号为M299的墓主人被学者推测为南朝梁时士族,其墓中便有陶牛车与鞍马出土。

类似情况集中出现在江苏南京、河南洛阳、山西长治以及陕西、河北等地。这些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是某个政权的都城及其周边地区,抑或是某个时段的政治中心,聚集着诸多世家大族。随葬品反映其所处时代的风俗,由此足见,牛车就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的主要交通工具

至于速度更快的马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不用于拉车,如有需要,专用于骑乘。

牛车胜于宝马

文献也能证明牛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据《旧唐书》卷45《舆服志》记载:“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𬴂服。魏、晋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

魏晋名士爱牛车胜于骑马,或与其身体状况有关。《颜氏家训·涉务篇》亦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这一时期,不少世家子弟常年酗酒、服药,日日莺歌燕舞,导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如此情形,别说骑马,就连走路都是一大难题。

时有名士王复,任建康令一职,以儒雅博学著称,端的是一副名家气象。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此君羸弱不堪,竟从未骑过马。于是,当他“见马嘶喷陆梁”时,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遂向他人问道:“这是老虎吧,为何要取名为马呢?”古有赵高“指鹿为马”,今有王复“指马为虎”。

在乘牛车出行成为潮流后,骑马者反倒成了另类。《旧唐书》卷120《刘子玄传》云:“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说的是南朝梁陈之际的名臣周弘正,他曾因骑马出行而招致非议,“举朝以为放达”。还有颜延之,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牛车俨然成为贵族士人用来互相攀比的工具。早在西晋年间,石崇与王恺这对“冤家”就喜欢比谁的牛车跑得更快。一开始,石崇总是获胜,王恺愤愤不平,便暗中买通石崇家的仆人,这才在比赛中取得胜利。

东晋建立后,王导执宰近半个中国,不可谓不风光。然而,对于自己的妻子曹氏,王导却经常束手无策。《晋书》卷65《王导传》记载,曹氏性子善妒,对王导看管得很严。后者不堪其苦,“甚惮之”,便命人偷偷在外面建立“秘密基地”,然后将小妾们安置其中。可没过多久,曹氏就知道了,“将往焉”。王导担心妾室,急忙驾牛车赶去;只是牛的速度实在缓慢,王导情急之下,哪里顾得上什么名士风范,“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谟听说后,就拿这件事调侃王导:“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莽、曹操、司马昭皆曾加九锡,故蔡谟的言外之意是:您这么着急,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赶着去“篡位”呢!

及至南朝,世家子弟又把牛车玩出了新花样,有人只是因为驾驶技术好、善于驯牛,就得以闻名一时,载入史册。刘宋时,豫州刺史刘德愿“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未至数尺,打牛奔从柱间直过,其精如此”。凭借这门手艺,他成功得到了宋孝武帝刘骏的赏识(《宋书》卷45《刘怀慎传》)。南齐时,陈显达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世人传言:“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名士对牛车的钟爱,可见一斑。

只有危及身家性命的大事,才能让这些衣冠楚楚的名士们放下风度,不再乘坐优哉游哉的牛车。《晋书》卷68《纪瞻传》记载,司马氏统一天下后,为安抚吴地世族,常征召、启用当地名士。至永嘉年间,名士纪瞻被朝廷征召为尚书郎,欲与顾荣、陆玩等人一起前往洛阳。至徐州时,北方渐乱,纪瞻等人为求自保,便停留在此观望。这时,徐州刺史裴盾收到了一封来自东海王司马越的信,云“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纪瞻、顾荣、陆玩闻讯,十分惊恐,乃“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

马车迅疾 牛车舒适

从王导和纪瞻的经历可以看出,牛车虽好,却实在有点慢,难免耽误要事。骑马太累,牛车又慢,那魏晋名士为什么不选择坐马车呢?

其实自先秦以来,马车就与牛车一样常见。《易·系辞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王国维先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有殷商先祖王亥用牛拉车的故事。虽然马也能够拉车,但它的负重能力显然不如牛。一般而言,文献中的“大车”指牛车,“小车”为马车,即便驷马车这样的大型车辆,因为其车厢相对牛车较小的缘故,也被称作“小车”。

作为运输工具,牛车的大容量就是优点,其优先级自然比马车高。然而,作为交通工具,马车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牛车更高贵。战国秦汉时,马车就是贵人的主要出行工具。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以车战为主,马的速度更快,更适合战场。即便车战在秦汉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马车仍象征着军事与杀伐,进而被皇帝引为专属用车。此外,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稀有的马匹也是统治者们用来强化其个人威信、彰显身份与地位的工具。因此,《晋书》卷25《舆服志》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汉朝抑制商业,视商人为贱者,就规定他们不许乘坐马车。贱者不能乘坐马车,贵人也自然不好乘坐牛车。汉宣帝的外祖母王媪就因为乘坐牛车,遭到时人嘲笑,被戏称为“黄牛妪”。

直到汉武帝推恩令颁布后,许多诸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才开始乘坐牛车。尽管此举会招致非议,却在无形之中打破了马车与牛车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

逮至东汉后期,牛车开始受到贵族士大夫的欢迎。“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晋书·舆服志》)当时,有不少士人好乘牛车,以示安贫乐道。就连汉献帝本人,也曾在条件窘迫的情况下,“御乘牛车”。

当世人不再将乘坐牛车当作丢人掉价之事,牛车原本的优点便逐渐凸显出来了。

考古资料表明,秦汉马车车厢很小,人坐在其中,须得正襟危坐。随着社会风俗的变化,贵族开始追求舒适,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有三辆铜辇车,虽然还是用马拉车,但车厢形制却对标用牛拉的“大车”,车体长,空间大,人坐在车中自然更加舒适。车厢大了,还可以在车中增加更多的内部设施,如凭几等,实现在车中卧息的可能。车厢之外,也能留出地方安插木杆,用来挑撑帐幔,进一步提升坐车体验。车厢空间变大、设施增多,就意味着对载重量有更高要求,牛比马更能担当这一重任。

牛车不仅拥有更大的空间、更齐全的设施,还十分平稳、少颠簸,符合魏晋名士优哉游哉的闲适雅趣。这样一来,牛车就在士人群体中传开了。

牛车在魏晋名士中流行的趋势,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皇族。学者孙正军认为,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乘坐牛车,是他们模仿儒学士人的结果。此说甚是。连在马上立国的拓跋政权,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北魏孝文帝在位时,迁都洛阳,实行汉化,学习魏晋南朝制度,还将牛车纳入到舆制当中。牛车成为皇家乘舆,就彻底摇身一变,从“贫者之车”变成了“贵者之车”。[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