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名士為何愛乘牛車?(瀛洲海客)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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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名士為何愛乘牛車?》是中國當代作家瀛洲海客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魏晉名士為何愛乘牛車?
近日，筆者流連南京博物院、陝西歷史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等地，發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物陳列展廳中，常見一種陶牛車。在農耕時代，牛是耕作的主要勞動力，奇怪的是，牛在這一時期的定位，似與人們的固有認知有所出入——魏晉時期的牛，常常用於拉車，而對於魏晉名士而言，坐牛車甚至比騎馬出行更有面子。這是為什麼呢？
漢代陶牛 陝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
陶牛車 南京市博物館
魏晉墓葬多牛車
文物中的牛十分常見，漢畫像石、墓室壁畫以及器物上的圖案，能看到有關漢代、魏晉時人馭牛耕作的場景，揭示了牛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用：耕地。在一些規格較高的大墓中，牛與雞、鴨、狗、豬、羊這些家畜、家禽還會出現在陶圈中，用來彰顯墓主人的殷實家底。
除了耕作之外，牛最常見的作用就是拉車與載人。這一作用可從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證。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葬俗迥異於前代與後代，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在已發現的墓葬俑群中，多遵循着這一規律：以墓主人出行時的牛車、鞍馬為中心，另有男僕、女侍以及用來鎮墓辟邪的甲冑武士、天王與鎮墓獸的俑群。而在牛車前後，一般也有隨行侍從，或手持羽扇、華蓋，或手捧器物。在最近披露的湖北襄陽市王寨南北朝家族墓葬群中，編號為M299的墓主人被學者推測為南朝梁時士族，其墓中便有陶牛車與鞍馬出土。
類似情況集中出現在江蘇南京、河南洛陽、山西長治以及陝西、河北等地。這些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多是某個政權的都城及其周邊地區，抑或是某個時段的政治中心，聚集着諸多世家大族。隨葬品反映其所處時代的風俗，由此足見，牛車就是魏晉南北朝貴族的主要交通工具。
至於速度更快的馬兒，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不用於拉車，如有需要，專用於騎乘。
牛車勝於寶馬
文獻也能證明牛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流行。據《舊唐書》卷45《輿服志》記載：「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
魏晉名士愛牛車勝於騎馬，或與其身體狀況有關。《顏氏家訓·涉務篇》亦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這一時期，不少世家子弟常年酗酒、服藥，日日鶯歌燕舞，導致身體素質越來越差，「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如此情形，別說騎馬，就連走路都是一大難題。
時有名士王復，任建康令一職，以儒雅博學著稱，端的是一副名家氣象。可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此君羸弱不堪，竟從未騎過馬。於是，當他「見馬嘶噴陸梁」時，內心受到了極大震撼，遂向他人問道：「這是老虎吧，為何要取名為馬呢？」古有趙高「指鹿為馬」，今有王復「指馬為虎」。
在乘牛車出行成為潮流後，騎馬者反倒成了另類。《舊唐書》卷120《劉子玄傳》云：「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說的是南朝梁陳之際的名臣周弘正，他曾因騎馬出行而招致非議，「舉朝以為放達」。還有顏延之，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牛車儼然成為貴族士人用來互相攀比的工具。早在西晉年間，石崇與王愷這對「冤家」就喜歡比誰的牛車跑得更快。一開始，石崇總是獲勝，王愷憤憤不平，便暗中買通石崇家的僕人，這才在比賽中取得勝利。
東晉建立後，王導執宰近半個中國，不可謂不風光。然而，對於自己的妻子曹氏，王導卻經常束手無策。《晉書》卷65《王導傳》記載，曹氏性子善妒，對王導看管得很嚴。後者不堪其苦，「甚憚之」，便命人偷偷在外面建立「秘密基地」，然後將小妾們安置其中。可沒過多久，曹氏就知道了，「將往焉」。王導擔心妾室，急忙駕牛車趕去；只是牛的速度實在緩慢，王導情急之下，哪裡顧得上什麼名士風範，「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聽說後，就拿這件事調侃王導：「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莽、曹操、司馬昭皆曾加九錫，故蔡謨的言外之意是：您這麼着急，不知道的還以為您趕着去「篡位」呢！
及至南朝，世家子弟又把牛車玩出了新花樣，有人只是因為駕駛技術好、善於馴牛，就得以聞名一時，載入史冊。劉宋時，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憑藉這門手藝，他成功得到了宋孝武帝劉駿的賞識（《宋書》卷45《劉懷慎傳》）。南齊時，陳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世人傳言：「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南齊書》卷26《陳顯達傳》）名士對牛車的鐘愛，可見一斑。
只有危及身家性命的大事，才能讓這些衣冠楚楚的名士們放下風度，不再乘坐優哉游哉的牛車。《晉書》卷68《紀瞻傳》記載，司馬氏統一天下後，為安撫吳地世族，常徵召、啟用當地名士。至永嘉年間，名士紀瞻被朝廷徵召為尚書郎，欲與顧榮、陸玩等人一起前往洛陽。至徐州時，北方漸亂，紀瞻等人為求自保，便停留在此觀望。這時，徐州刺史裴盾收到了一封來自東海王司馬越的信，雲「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紀瞻、顧榮、陸玩聞訊，十分驚恐，乃「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
馬車迅疾 牛車舒適
從王導和紀瞻的經歷可以看出，牛車雖好，卻實在有點慢，難免耽誤要事。騎馬太累，牛車又慢，那魏晉名士為什麼不選擇坐馬車呢？
其實自先秦以來，馬車就與牛車一樣常見。《易·繫辭下》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王國維先生《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中，有殷商先祖王亥用牛拉車的故事。雖然馬也能夠拉車，但它的負重能力顯然不如牛。一般而言，文獻中的「大車」指牛車，「小車」為馬車，即便駟馬車這樣的大型車輛，因為其車廂相對牛車較小的緣故，也被稱作「小車」。
作為運輸工具，牛車的大容量就是優點，其優先級自然比馬車高。然而，作為交通工具，馬車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比牛車更高貴。戰國秦漢時，馬車就是貴人的主要出行工具。這是因為春秋時期的戰爭多以車戰為主，馬的速度更快，更適合戰場。即便車戰在秦漢時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馬車仍象徵着軍事與殺伐，進而被皇帝引為專屬用車。此外，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稀有的馬匹也是統治者們用來強化其個人威信、彰顯身份與地位的工具。因此，《晉書》卷25《輿服志》稱：「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漢朝抑制商業，視商人為賤者，就規定他們不許乘坐馬車。賤者不能乘坐馬車，貴人也自然不好乘坐牛車。漢宣帝的外祖母王媼就因為乘坐牛車，遭到時人嘲笑，被戲稱為「黃牛嫗」。
直到漢武帝推恩令頒布後，許多諸侯因為經濟條件不好，才開始乘坐牛車。儘管此舉會招致非議，卻在無形之中打破了馬車與牛車原本涇渭分明的界限。
逮至東漢後期，牛車開始受到貴族士大夫的歡迎。「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晉書·輿服志》）當時，有不少士人好乘牛車，以示安貧樂道。就連漢獻帝本人，也曾在條件窘迫的情況下，「御乘牛車」。
當世人不再將乘坐牛車當作丟人掉價之事，牛車原本的優點便逐漸凸顯出來了。
考古資料表明，秦漢馬車車廂很小，人坐在其中，須得正襟危坐。隨着社會風俗的變化，貴族開始追求舒適，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中出土有三輛銅輦車，雖然還是用馬拉車，但車廂形制卻對標用牛拉的「大車」，車體長，空間大，人坐在車中自然更加舒適。車廂大了，還可以在車中增加更多的內部設施，如憑几等，實現在車中臥息的可能。車廂之外，也能留出地方安插木杆，用來挑撐帳幔，進一步提升坐車體驗。車廂空間變大、設施增多，就意味着對載重量有更高要求，牛比馬更能擔當這一重任。
牛車不僅擁有更大的空間、更齊全的設施，還十分平穩、少顛簸，符合魏晉名士優哉游哉的閒適雅趣。這樣一來，牛車就在士人群體中傳開了。
牛車在魏晉名士中流行的趨勢，甚至反過來影響到了皇族。學者孫正軍認為，魏晉南北朝的皇帝乘坐牛車，是他們模仿儒學士人的結果。此說甚是。連在馬上立國的拓跋政權，也受到了這種風氣的影響。北魏孝文帝在位時，遷都洛陽，實行漢化，學習魏晉南朝制度，還將牛車納入到輿制當中。牛車成為皇家乘輿，就徹底搖身一變，從「貧者之車」變成了「貴者之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