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名士為何愛乘牛車?(瀛洲海客)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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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名士為何愛乘牛車?》是中國當代作家瀛洲海客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魏晉名士為何愛乘牛車?
近日,筆者流連南京博物院、陝西歷史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等地,發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物陳列展廳中,常見一種陶牛車。在農耕時代,牛是耕作的主要勞動力,奇怪的是,牛在這一時期的定位,似與人們的固有認知有所出入——魏晉時期的牛,常常用於拉車,而對於魏晉名士而言,坐牛車甚至比騎馬出行更有面子。這是為什麼呢?
漢代陶牛 陝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
陶牛車 南京市博物館
魏晉墓葬多牛車
文物中的牛十分常見,漢畫像石、墓室壁畫以及器物上的圖案,能看到有關漢代、魏晉時人馭牛耕作的場景,揭示了牛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用:耕地。在一些規格較高的大墓中,牛與雞、鴨、狗、豬、羊這些家畜、家禽還會出現在陶圈中,用來彰顯墓主人的殷實家底。
除了耕作之外,牛最常見的作用就是拉車與載人。這一作用可從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證。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葬俗迥異於前代與後代,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在已發現的墓葬俑群中,多遵循着這一規律:以墓主人出行時的牛車、鞍馬為中心,另有男僕、女侍以及用來鎮墓辟邪的甲冑武士、天王與鎮墓獸的俑群。而在牛車前後,一般也有隨行侍從,或手持羽扇、華蓋,或手捧器物。在最近披露的湖北襄陽市王寨南北朝家族墓葬群中,編號為M299的墓主人被學者推測為南朝梁時士族,其墓中便有陶牛車與鞍馬出土。
類似情況集中出現在江蘇南京、河南洛陽、山西長治以及陝西、河北等地。這些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多是某個政權的都城及其周邊地區,抑或是某個時段的政治中心,聚集着諸多世家大族。隨葬品反映其所處時代的風俗,由此足見,牛車就是魏晉南北朝貴族的主要交通工具。
至於速度更快的馬兒,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不用於拉車,如有需要,專用於騎乘。
牛車勝於寶馬
文獻也能證明牛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流行。據《舊唐書》卷45《輿服志》記載:「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
魏晉名士愛牛車勝於騎馬,或與其身體狀況有關。《顏氏家訓·涉務篇》亦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這一時期,不少世家子弟常年酗酒、服藥,日日鶯歌燕舞,導致身體素質越來越差,「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如此情形,別說騎馬,就連走路都是一大難題。
時有名士王復,任建康令一職,以儒雅博學著稱,端的是一副名家氣象。可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此君羸弱不堪,竟從未騎過馬。於是,當他「見馬嘶噴陸梁」時,內心受到了極大震撼,遂向他人問道:「這是老虎吧,為何要取名為馬呢?」古有趙高「指鹿為馬」,今有王復「指馬為虎」。
在乘牛車出行成為潮流後,騎馬者反倒成了另類。《舊唐書》卷120《劉子玄傳》云:「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說的是南朝梁陳之際的名臣周弘正,他曾因騎馬出行而招致非議,「舉朝以為放達」。還有顏延之,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牛車儼然成為貴族士人用來互相攀比的工具。早在西晉年間,石崇與王愷這對「冤家」就喜歡比誰的牛車跑得更快。一開始,石崇總是獲勝,王愷憤憤不平,便暗中買通石崇家的僕人,這才在比賽中取得勝利。
東晉建立後,王導執宰近半個中國,不可謂不風光。然而,對於自己的妻子曹氏,王導卻經常束手無策。《晉書》卷65《王導傳》記載,曹氏性子善妒,對王導看管得很嚴。後者不堪其苦,「甚憚之」,便命人偷偷在外面建立「秘密基地」,然後將小妾們安置其中。可沒過多久,曹氏就知道了,「將往焉」。王導擔心妾室,急忙駕牛車趕去;只是牛的速度實在緩慢,王導情急之下,哪裡顧得上什麼名士風範,「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聽說後,就拿這件事調侃王導:「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莽、曹操、司馬昭皆曾加九錫,故蔡謨的言外之意是:您這麼着急,不知道的還以為您趕着去「篡位」呢!
及至南朝,世家子弟又把牛車玩出了新花樣,有人只是因為駕駛技術好、善於馴牛,就得以聞名一時,載入史冊。劉宋時,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憑藉這門手藝,他成功得到了宋孝武帝劉駿的賞識(《宋書》卷45《劉懷慎傳》)。南齊時,陳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世人傳言:「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南齊書》卷26《陳顯達傳》)名士對牛車的鐘愛,可見一斑。
只有危及身家性命的大事,才能讓這些衣冠楚楚的名士們放下風度,不再乘坐優哉游哉的牛車。《晉書》卷68《紀瞻傳》記載,司馬氏統一天下後,為安撫吳地世族,常徵召、啟用當地名士。至永嘉年間,名士紀瞻被朝廷徵召為尚書郎,欲與顧榮、陸玩等人一起前往洛陽。至徐州時,北方漸亂,紀瞻等人為求自保,便停留在此觀望。這時,徐州刺史裴盾收到了一封來自東海王司馬越的信,雲「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紀瞻、顧榮、陸玩聞訊,十分驚恐,乃「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
馬車迅疾 牛車舒適
從王導和紀瞻的經歷可以看出,牛車雖好,卻實在有點慢,難免耽誤要事。騎馬太累,牛車又慢,那魏晉名士為什麼不選擇坐馬車呢?
其實自先秦以來,馬車就與牛車一樣常見。《易·繫辭下》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王國維先生《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中,有殷商先祖王亥用牛拉車的故事。雖然馬也能夠拉車,但它的負重能力顯然不如牛。一般而言,文獻中的「大車」指牛車,「小車」為馬車,即便駟馬車這樣的大型車輛,因為其車廂相對牛車較小的緣故,也被稱作「小車」。
作為運輸工具,牛車的大容量就是優點,其優先級自然比馬車高。然而,作為交通工具,馬車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比牛車更高貴。戰國秦漢時,馬車就是貴人的主要出行工具。這是因為春秋時期的戰爭多以車戰為主,馬的速度更快,更適合戰場。即便車戰在秦漢時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馬車仍象徵着軍事與殺伐,進而被皇帝引為專屬用車。此外,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稀有的馬匹也是統治者們用來強化其個人威信、彰顯身份與地位的工具。因此,《晉書》卷25《輿服志》稱:「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漢朝抑制商業,視商人為賤者,就規定他們不許乘坐馬車。賤者不能乘坐馬車,貴人也自然不好乘坐牛車。漢宣帝的外祖母王媼就因為乘坐牛車,遭到時人嘲笑,被戲稱為「黃牛嫗」。
直到漢武帝推恩令頒布後,許多諸侯因為經濟條件不好,才開始乘坐牛車。儘管此舉會招致非議,卻在無形之中打破了馬車與牛車原本涇渭分明的界限。
逮至東漢後期,牛車開始受到貴族士大夫的歡迎。「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晉書·輿服志》)當時,有不少士人好乘牛車,以示安貧樂道。就連漢獻帝本人,也曾在條件窘迫的情況下,「御乘牛車」。
當世人不再將乘坐牛車當作丟人掉價之事,牛車原本的優點便逐漸凸顯出來了。
考古資料表明,秦漢馬車車廂很小,人坐在其中,須得正襟危坐。隨着社會風俗的變化,貴族開始追求舒適,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中出土有三輛銅輦車,雖然還是用馬拉車,但車廂形制卻對標用牛拉的「大車」,車體長,空間大,人坐在車中自然更加舒適。車廂大了,還可以在車中增加更多的內部設施,如憑几等,實現在車中臥息的可能。車廂之外,也能留出地方安插木杆,用來挑撐帳幔,進一步提升坐車體驗。車廂空間變大、設施增多,就意味着對載重量有更高要求,牛比馬更能擔當這一重任。
牛車不僅擁有更大的空間、更齊全的設施,還十分平穩、少顛簸,符合魏晉名士優哉游哉的閒適雅趣。這樣一來,牛車就在士人群體中傳開了。
牛車在魏晉名士中流行的趨勢,甚至反過來影響到了皇族。學者孫正軍認為,魏晉南北朝的皇帝乘坐牛車,是他們模仿儒學士人的結果。此說甚是。連在馬上立國的拓跋政權,也受到了這種風氣的影響。北魏孝文帝在位時,遷都洛陽,實行漢化,學習魏晉南朝制度,還將牛車納入到輿制當中。牛車成為皇家乘輿,就徹底搖身一變,從「貧者之車」變成了「貴者之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