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记事(许卫国)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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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记事》是中国当代作家许卫国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1973年记事
1972年秋天学校抓的紧了，这是我们从上学有史以来最恐慌的时期。到了1973年的春天，即初一第二学期，学校更加正规，正规的标志是老师越来越精气神，上课开始点名，迟到早退旷课者，无一漏网；每天有作业，对作业评分，鉴于百分制对“智育第一”“白专道路”还心有余悸，就改为“优秀”“良好”“及格”最次者是“重做”，我就曾多次享受老师给我“重做”的锻炼机会。不仅如此，晚上还有了晚自习，这使我们晚上传统的活动时间和空间极大缩小，这让我们很不习惯。
最让我们恐怖的是数学老师，他不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文弱，其身材和表情言语对我们威胁都不大，而这个数学老师，走路姿势像举重运动员，个头大，声音也大，隔壁班本来是语文课，可听到的多是他数学课。他对我们数学水平的了解也是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我们的业若全对时，他就怀疑，当全班同学面让我们露出丑陋的马脚；原因在于我们的作业都是抄别人的。由于心急，加之那些成绩好的同学多自私，不配合不体贴我们这些弱智，老是催催催，还声称要报告老师，以致我们慌不择路，把人家作业抄的驴头不对马嘴，第二题居然能和第三题交相辉映，纠缠不清，老师气急败坏，又缺乏幽默感，唯一手段就是让我们上黑板订正错题，这几乎和登天一样难。老师明知我们已是黔驴技穷，故意沉默几分钟要我们面对黑板思考，我们只感觉到背后几十双眼睛闪着幸灾乐祸的光芒，照耀在我们脸上身上炙热火燎，头晕眼花。估计我们已经汗流浃背，丢人到家了，这时，老师让我们面对全班同学，他抖着我们作业本，居然像乐队指挥，顿时，哄然而起的怪笑、讥笑、嘲笑、讪笑、奸笑汇成“叫你再抄”的交响，笑得我们无地自容，也只好陪着笑。这笑确实像哭。老师常用这种不打不骂的文明手法达到惩戒我们“不劳而获”的目的。要承认效果是有的。初中男生已经开始在乎新鲜女生的态度，所以几次这样打击，倒使我们在某些方面心如止水了。
到了第二学期，即初二第一学期。风云突变，时来运转，就在我们每天倍感压力时候，北京出了一个黄帅，那真帅，一张大字报，把全国老师都镇住了，他们顿时萎靡了不少。我当时就想，活该！就说我吧，父母连“望子成龙”这词听都没听过，给他们讲学而优则仕，和说非洲小国方言一样不知所云。他们只会说，“放学早点回来下湖干活”。我自己也是胸无大志，最多想到的是下一顿会吃什么饭？你们那么狠干什么？
有见贤思齐的同学，立即效仿黄帅奋笔疾书，写大字报，历数某些老师对我们的“迫害”，句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句句说在我们心坎上。什么作业重做啦，闭卷考试不说，还出难题怪题刁难学生啦，晚自习拖延时间啦，黑板前订正啦……都成了他们的“罪行”，若按今天学生的课业负担，在那时老师几乎都可以判刑。这形势当然对我们这类人有利——作业都是“选择题”，即做或不做无伤大雅。课堂是议会制，或放牛场形式。老师出于良心和惯性，还是甘冒风险，力所能及地控制混乱的局面。初中学生，毕竟还是孩子，哄，骗，吓，瞒这些药对绝大多数同学还是有效的，他们还没有到产生耐药性的时候。不会造成天下大乱的。
这年秋季雨水丰沛，好在我们农村学生多是赤脚上学，管你洪水滔天，又哪怕你穿鞋的，所以在校园里有水的地方尽显赤脚的优越。这天下午，我们趟水路过王老师门前，他原来教初中语文，很称职，因为僵化的规定中师文凭不能教初中，就被迫离开了我们。他喊我们进去，给我们讲以前（文革前）作家的故事和一本书的待遇，鼓励我当作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作家”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如幽魂，一旦附体，如梦如醉如痴狂如情人，终身缠着。
没有压力的日子如行云流水，轻舟已过万重山，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转眼就到了放寒假，我们走后，麻雀就来安居，他们不知道我们也喜欢像他们那样自由飞翔。
这一年，父母的子女队伍已发展壮大到兄弟姊妹七人，且都在茁壮成长阶段，父母明显感到生活的压力，我把成绩报告单给父母看，他们不屑一顾，说，去抬土去！我好没趣，掰一块凉饼就着大蒜就出门了，大蒜正血气方刚，随即用辛辣来反抗，让我心口火烧一样疼。[1]
作者简介
许卫国，中国作家协会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山文学院客座教授，凤凰智库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