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絮語(李漢君)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序言」絮語是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序言」絮語
「序言」作為一種文體，究竟起自何年，始於誰手，今已無可考證了。雖然章學誠在他的《文史通義》中說，後世的文體「皆備於戰國」，但今天存世的典籍，先秦之前，我們卻未見有序言這種文體。而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序》中說「《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但其實那些「序」和「記」，與《詩》、《書》並非同出於一個時代，都是後人所作。直到西漢時候，司馬遷的《史記》才有了《太史公自序》，揚雄的《法言》有了《法言序》，班固的《漢書》也有了《敘傳》。那時，這些序言性質的文字都被置於書末而非書前，但與著作本身，都是出於同時，則可確定無疑。這一時期，在其它一些作品中，文頭書尾開始有了「序」、「記」一類的東西。正是有鑑於此，明代吳訥才在他的《文章辨體》中說：序言這種文體，「始於《詩》之《大序》。」關於《詩經》的序言為何人所作，曾有很大爭議。最早鄭玄有「子夏作序」一說，但在唐代，此說便已被韓愈所顛覆。目前，《詩序》出於漢代毛氏之手，已成了不爭之論。但必須說明，《詩序》出於漢代，並不意味着序言這種文體也始於漢代。
何為「序言」？要點在於對「序」字的解釋。「序」者，原義乃「東西牆也」（《說文》），因其有次序之意，故引入到著述中，「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文心雕龍·詮賦》），其意，大體就如著名學者、文學史家褚斌傑在《中國古代文體概論》一書中所說：「對其寫作緣由、內容、體例和目次，敘述、申說」，便於讀者理解和接受。明代學者徐師曾，在其《文體明辨序說》中更說：「《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還說：「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對序言這種文體所下的定義十分恰當，一直被後世學者普遍認可。如今，序言這種文體，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演進，其功用與範式，基本已經固定下來，很完善了，學者們對這種文體的研究，也已有了長足進展。
時至今日，網絡勃興，人皆可言，國人年不分老幼，職無論高低，舊官新貴，武夫莽漢，出口即稱之曰詩，落筆遂指其為賦；而且印書成風，能碼成一堆字者，即可人人刊刻，個個付梓，序言一類的篇什，自然也得時而興，乘勢而起了，於是乎，卷首冊尾，幾至無書不序了。尤其是那些聲不出里巷、名不見經傳的「才子」、「才女」們，鼓搗出一本書來，更是以得到鄉賢一紙序文為要，如此，一則可以抬高自身價碼，滿足虛榮，二來，更要緊處，則在於能夠借勢促銷，售賣獲利。
當然，對於著述者來說，看重序文，本也是件無可厚非的事。就如清代大學者段玉裁，寫成《六書音均表》時，在學界尚無名望，官階也十分卑下，僅為「四川候補……署理富順及南溪縣事，又辦理化林坪站務」，實乃身微言輕，眇乎小哉。為使其著作廣為流布，且能引人矚目，此公於是自撰了一篇序言，署上了時任四川學政吳省欽的名號。吳省欽其人早年曾當過和珅的老師，和珅得勢以後，他便一力攀附，故而「七典鄉闈，四督學政，為同考官者三，為副總裁者一」（據清代《南匯縣誌》），當時不僅在官場上吃得開，在士林中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當時雖有人稱其「工詩文」，但實際上他不過才具平平，更不擅小學之學，尤其讓人不齒的，是他品行不端。他在任主考官時，曾因賄賂取士，引起考生不滿，有人便給他題了一副對聯：「少目焉能識文字，欠金安可望功名」，橫批：「口大吞天」，將他的名字巧妙地嵌在了對聯里，一時傳為醜聞。就是這樣一個人，段玉裁卻挾其名號以自重，未免顯得有些庸俗。但他渴望著作行世的迫切心情，倒也並不難理解。其實，這種借重他人名諱以為序的事，也並非絕無僅有，如王念孫寫了《重刻說文解字序》，署上的名字卻是朱筠；王國維的《人間詞甲稿序》、《人間詞乙稿序》，本都出於自己筆下，卻要託名樊志厚。但雖然如此，二王的序言託名，卻與段玉裁截然不同。他們所託之人，非師即友，皆為學界精英，尤其是在學術理念上，相互投契，彼此看重，並不在意頂戴花翎，有此一舉，只不過是文人之間的逸趣雅興而已，不含有任何功利目的。
其實，古人為序，若論初心，大致有二：
一是發乎衷愫，誠意推介。此即閱讀時，要麼被原著題旨所觸動，要麼被作者的真情所感染，於是發乎心，落於筆——或另有所悟，借題發揮，翻出新意；或爬梳剔抉，鈎沉索隱，發微啟妙。但無論何者，所序之言，總不過都是醒人警世，以誠意紹介為目的。且來看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歐陽修在編撰《新五代史》時，因對其中《伶官傳》所載、唐莊宗因寵幸伶人最終誤國喪命的史實感嘆不已，總結出了「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訓，於是便在此傳的前面寫下了這篇序言。此序雖短，卻被後世所推崇，清代文學家沈德濳甚至贊其「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實，作者加上這樣一篇序文，既不是對《新五代史》做補綴，亦非編寫史書的必要程式，之所以要寫，實在只是作者有感而發。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漢代劉向的《戰國策序》。據載，劉向領詔命校閱經傳諸子，「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這篇序言，即是其中之一。此序只以少量篇幅扼要說明了校勘《戰國策》的大致情況，卻以主要篇幅陳述了自西周興起至秦朝滅亡的歷史變遷，重點放在了總結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上。通過這篇序言，他清楚地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歷史觀和社會觀，意在對朝政有所裨益。
二是承人之請，為序，只體現出文友間的一種情誼。此類序文甚夥，多見於子集。譬如明代王思任的《王季重十種》（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版），內收雜序、遊記、雜記共計148篇，其中雜序占了97篇，約為全書的三分之二。在這些序言中，除了《唐詞紀事序》、《地理玄珠序》、《銓史紀名序》、《東坡養生集序》等少數幾篇是為別人的輯錄所作，序賈誼、李賀、徐文長等幾篇是為前人的文集所作，其他絕大部分，都是為舊雨新知而寫。他的這些雜序，絕非「好好先生」那種應景捧場的「應酬文」，亦非鄉愿口中的陳詞套語，大部分篇章都寫得個性張揚、文采斐然，許多章節，讀來不禁令人撫掌擊節，一贊三嘆。試覽《楊泠然秀野堂集序》。甫一開篇，作者即揮筆寫道：
夜郎有頎丈夫楊泠然出，驟起如眉山，青突萬丈，一時箐魈瘴母，化為藜火瑞霞。
起筆勢如峰岩峭拔，先聲奪人。接下來又寫道：
領解後，遂提旌鼓，下荊湘，入燕趙，取巍科加掇。往來吳會，與二三拳勁角中原，橫不可制。其所謂玄飛孤詣，磊仄沖通之旨，大半寄之於吟。有《問梅》、《射虎》、《避暑》、《聽泉》、《塵香》、《澤畔》等詩，而總題之曰《秀野堂集》。王子讀而快之，曰：神龍不冶處，老鶴不庭居，其心自大，匪身之所能域也。爭十丈之天，不如擴一尺之地；爭萬里之境，不如擴一黍之心。善哉泠然之堂秀而野乎！
繼而，文章抓住一個「野」字，乘勢一筆盪開，縱論詩歌應「舒捲天雲，縱橫草木，布置川岳，呼遣鳥魚」，進而提出：野者，乃「天地間之大史也，此惟大文之人，能領略而噉饗之」的觀點，令人掩卷玩味，思之再三。
王季重為詩為文，歷來主張生動、自然，在此集中，不僅那些「記」寫得鮮活靈動，這些「序」，也無不深得「生動之氣」。似這等有聲有色、有滋有味的序文，讀之，何其美哉！
當然，像王思任這樣言之有物，文理懿茂的序言，自古便不乏其例，即便是在當下，也是偶有所見的。試看香港學者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一書，開首即是余英時一篇萬言長序。全文洋洋灑灑，既論理透闢，又盡顯文辭雋永。他說：「我最初打算就本書的主題做點獨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則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論點互相印證。這是我為友人學術著作寫序的習慣，雖然比較費事，卻也頗有切磋之樂。但不巧得很，現在開始寫序恰值病後，我的精力尚未恢復到可以發篋攤書、左右採獲的狀態，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這篇序文中，我希望陳述兩點，以為本書讀者之助。第一，闡釋本書的性質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於孟子『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則，對本書作者作簡要的介紹。」序文緊密結合《繼承與叛逆》一書，就書中的論述與李約瑟觀點的分歧，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真可謂提綱挈領，指點津要，加深了讀者對於本書在「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而非中國」這一問題的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的理解。眾所周知，此序作者余英時，乃當下學貫中西的學問大家，如其所言，每每為人作序，尚且如此盡心竭力，一定要做些「獨立研究」方能提筆，這與時下那種視作序為作秀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以余先生這種態度對待序言者，手邊尚有陳嘉映、高毅兩位所作的序文。陳嘉映為後學葛海濱所譯漢彌爾頓的名著《希臘精神》所寫下的《希臘是個奇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毅為以色列歷史學家赫拉利《人類簡史》中譯本所作的《推薦序》，都是可讀性很強，讀後能讓人大有裨益的誠意佳作。
由此可見，序言對於一本書而言，雖為附麗之語，但下筆卻絕不可輕漫敷衍。序文雖小，卻也盡顯出作者格局之闊窄、學養之厚薄以及文字功力之高下。因此，古時那些學者作序，即便是鼎鼎大家，即便只是受人所託，也都要盡展平生所學，傾情為之，絲毫不敢虛應故事。尤其是那些頗負盛名的學界聞人，一旦事涉學術理念，無不旗幟鮮明，一定不肯應付了事，甚至屈身俯就。民國時期便有這樣一樁往事。1934年2月，郭紹虞請胡適為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作序。此書在講述文學批評的歷史時，打破了過去以人為線或以時為序的傳統敘述方式，採用了一種「以問題為綱」的編寫體例，把文學批評史分為了文學觀念演進期、文學觀念復古期和文學批評完成期。但對這種分期，胡適並不認同。於是，他在序言中除肯定了郭紹虞「搜集材料最辛勤」，也評價本書能「使人明了這一千多年的中國文學理論演變的痕跡」，但對書中的三個分期，卻直言不諱，認為並不妥當。面對這樣一篇序言，郭紹虞自然不能接受，因而，後來在著作出版時，他僅將胡序的末段引入了自序之中，並沒有全文採用胡適的序言。在此，姑且不論兩人學術觀點上的是非曲直，僅說胡適作序，決不肯放棄自己的學術理念而去迎合別人，送順水人情，而是毫不掩飾地亮明了自己的觀點，哪怕這篇序文最後不被接受和採用，也毫不顧惜。這無疑是為人、為文的良知所在。這種做人真誠、做事坦蕩的態度，令人敬佩不已。而今之人，缺少的，恰恰是這樣一種精神。君不見，如今在我們的序文中，已經極少看到有「負面的」言詞了，所見者，幾乎清一色都是「好好好」。即使哪篇序文稍有幾句微詞，也都是經過了一再稀釋或是左彎右繞之後的輕描淡寫，猶如蜻蜓點水，猶如隔靴搔癢。那些一味說「好」的序文，也許作者真的限於自身水準，良莠莫辨，但更多的，恐怕還是礙與情面、誘於利益或是屈於情勢，於是也就口不對心了。當然，那種故意指鹿為馬的情形，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序言這種文體，自西漢以降，除名之曰「序」，也有「題」、「記」、「跋」之謂，劃歸為一類。單就序言的內容上來說，大致可以分為議論文和敘事文兩種，本文前面提到的幾篇序言，便屬於議論文。而敘事類的序文，最受推崇的，大概要屬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了。此文是李清照為夫君趙明誠的《金石錄》所寫。文中除簡要介紹了《金石錄》的內容，側重敘述了這些文物當年積存之不易，以及在離亂中的散失過程，文中傷痛之情，溢於言表。而其中憶及夫妻二人對所收集到的古籍進行讎校一節，文筆尤為生動：
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紮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
二人生活志趣，躍然紙上。這篇序記與《金石錄》一起，成為了傳世經典。除此，晚唐杜牧的《李長吉歌詩序》、宋末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雖然都是前敘後論，但在習慣上，也都被劃歸為敘事類序文。
一直以來，由於序言這種文體應用比較廣泛，存續時間久遠，因而在內容和形式上也都在不斷拓展。就目前所能見到的序文來看，起初一般僅為書籍的前言或後語，後來才有了單篇文章、單首詩詞的「題序」，再後來，又根據「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的古意，興起了親友遠行，文化人要臨別贈言的風習，於是便又出現了「贈序」。對于贈序，據有關學者的研究，較早的，當是晉代傅玄的《贈扶風馬鈞序》、潘尼的《贈二李郎詩序》，篇幅都極短，只不過兩三句話而已。由此可見，初起時的贈序，在內容上，僅僅是臨別時的幾句贈言。此後，贈序中漸漸多了敘事的成份，如《送孟東野序》、《送東陽馬生序》等，便是如此。而使贈序內容得以大幅擴展的，則要歸功於唐代的韓愈。他將過去「贈序」中單純敘友情、告別情，拓展為「述主張，議時事，詠懷抱，勸德行，極大地充實了贈序文的思想內容，而且在寫法上也靈活多樣」（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這不僅豐富了文體內容，也使這一文體本身在形式上愈加成熟了。
除此以外，序言還分為「他序」和「自序」兩種。所謂「自序」，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的著作寫序言，介紹自己著述的緣起、意圖和過程，以及著述期間的所思所感。本人案頭即有一本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小字白勞》，便是他的自序專集。此書收錄了李零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每一本新著問世時所寫下的序言。李零著書，從不請人作序，序言無一例外都是由他自己來寫。如今將這些序言輯為一集，不僅有了一種「學術編年」的味道，同時也反映了作者不同時期學術思想的變化。那麼，這本「自序集」，其序記該由誰來寫呢？翻開此書，見到書後有一篇「後記」，乃由孟繁之操刀。孟繁之者，何許人也？讀完後記方知，其為李零的同鄉後學。這不免令人有些詫異。李零作為一位學界頗負聲望的著名學者，為其撰寫後記的人，竟然是一位昔日的助手。名家出書，反請後學為序，確實並不多見，因為這與時下的利益原則相違悖。
毋庸諱言，如今請人作序，除有獲得名家肯認的目的，還有商業上的一番考量。所以，書前的序言或是書末的後記甚至外加的「腰封」，都要請名氣大的人「露臉」，利用名人效應，提高商品的關注度和銷售量。正因如此，冠於書前的那些序言，便不時讓我們從中聽出了市場上的吆喝聲。現代營銷理念打在序言上的印記，於此也可見一斑。既然是被請來作序的，受邀者當然便需「上天言好事」了，盡力為作者、為這本書，說一些盛情讚譽的話，甚至不惜誇大其詞。作序者的名聲越大，宣傳效果也就越好。所以，一篇序文，潤筆費往往不菲，倒也算得上是物超所值了。
當然，也有操守好的耆宿，不肯貪圖那幾個錢兒，輕易就去聽人使喚，為別人去「忽悠」。遺憾的是，多數人畢竟不都是耆宿，更不都有操守，於是便出現了顧亭林所說的「人之患在好為人序」了。顧先生認為，書不必都有序。他在《日知錄·書不當兩序》一文中說：「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為佐其說，他還引用了兩段話：一段是引杜牧《答莊充書》所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莊充雖為長者，但杜牧說自己不是宗師，所以沒資格為他寫序言。至此，顧先生正色說道：「今之好為人序者可以止矣。」另一段，則引了婁堅在《重刻元氏長慶集序》中所說的一段話：「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托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遊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引文之後，顧先生又道：「今之好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以上均引自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日知錄》）。
追古撫今，不難想見，作序本為小事，卻也足以照見一個人品格的高下，歷來就有以能為他人之書作序而稱幸者，也有專借為他人作序而飾己者。其實，在皇皇巨著面前，再好的「序言」也不能與原著同日而語，何況是那些等同於贅肉或蛇足的序文呢！但我們也不可否認，有些古書，原著雖然已經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了，而其序跋至今仍留存於世，頗為可讀，有名的，《蘭亭集序》便是一例。《蘭亭集》早已不復所見，而今僅存一序耳——這就是經典序言的生命力！ [1]
作者簡介
李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