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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客》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於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
原文
我國廣大山區的郵電網絡是什麼年代健全起來的，我沒有查過，記得早年在鄉間，對外的通信往來主要依靠一種特殊職業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種私人職業，不受任何機構管理。這個地方外出謀生的人多了，少不了要帶幾封平安家信、捎一點衣物食品的，方圓幾十里又沒有郵局，那就用得着信客了。信客要有一點文化，知道各大碼頭的情形，還要一副強健的筋骨，背得動重重的行李。
細想起來，做信客實在是一件苦差事。鄉間外出的人數量並不太多，他們又不集中在一個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卻很費腳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容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轉八拐，換車調船，聽他們說說都要頭昏。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託運也就賺不了什麼錢，他們一概是肩挑、背馱、手提、腰纏，咬着牙齒走完坎坷長途。所帶的各家各戶信件貨物，品種繁多，又絕對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損壞，一路上只得反覆數點，小心翼翼。當時大家都窮，托帶費十分低廉，有時還抵不回來去盤纏，信客只得買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艙位，隨身帶點冷饅頭、炒米粉充飢。
信客為遠行者們效力，自己卻是最困苦的遠行者。一身破衣舊衫，滿臉風塵，狀如乞丐。
沒有信客，好多鄉人就不會出遠門了。在很長的時期中，信客沉重的腳步，是鄉村和城市的紐帶。
我家鄰村，有一個信客，年紀不小了，已經長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讀過私塾，年長後外出闖碼頭，碰了幾次壁，窮困潦倒，無以為生，回來做了信客。他做信容還有一段來由。
本來村里還有一個老信容。一次，村里一戶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親在上海謀生，托老信客帶來兩匹紅綢。老信客正好要給遠親送一份禮，就裁下窄窄的一條紅綢綑紮禮品，圖個好看。沒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個人給家裡帶來口信，說收到紅綢後看看兩頭有沒有畫着小圓圈，以防信客做手腳。這一下者信客就栽了跟頭，四鄉立即傳開他的醜聞，以前叫他帶過東西的各家都在回憶疑點，好像他家的一切都來自剋扣。但他的家，破爛灰黯，值錢的東西一無所有。
老館客申辯不清，滿臉淒傷，拿起那把剪紅綢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掂着那隻傷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剛從上海落魄回來的年輕人，進門便說：「我名譽糟蹋了，可這鄉間不能沒有信客。」
整整兩天，老館客細聲慢氣地告訴他附近四鄉有哪些人在外面，鄉下各家的門怎麼找，城裡各人的謀生處該怎麼走。說到幾個城市裡的路線時十分艱難，不斷在紙上畫出圖樣。這位年輕人連外出謀生的人也大半不認識，老信客說了又說，比了又比，連他們各人的脾氣習慣也作了介紹。
把這一切都說完了，老信客又告訴他沿途可住哪幾家小旅館，旅館裡哪個茶房可以信託。還有各處吃食，哪一個攤子的大餅最厚實，哪一家小店可以光買米飯不買菜。
從頭至尾，年輕人都沒有答應過接班。可是聽老人講了這麼多，講得這麼細，他也不再回絕。老人最後的囑咐是揚了揚這隻扎傷了的手，說「信客信客就在一個信字，千萬別學我」。
年輕人想到老人今後的生活，說自己賺了錢要接濟他。老人說：「不。我去看墳場，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會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來就單人一身，從此再也沒有回村。
年輕信客上路後，一路上都遇到對老信客的問詢。大半輩子的風塵苦旅，整整一條路都認識他。流落在外的遊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腳步聲。現在，他正躲在山間墳場邊的破草房裡，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睜着眼，迷迷亂亂地回想着一個個碼頭，一條條船隻，一個個面影。
颳風下雨時，他會起身，手扶門框站一會，暗暗囑咐年輕的信客一路小心。
年輕的信客也漸漸變老。他老犯胃病和風濕病，一犯就想到老信客，老人什麼都說了，怎麼沒提起這兩宗病?順便，關照家人抽空帶點吃食到墳場去。他自己也去過幾次，老人逼着他講各個碼頭的變化和新聞。歷來是壞事多於好事，他們便一起感嘆唏噓。他們的談話，若能記錄下來，一定是歷史學家極感興趣的中國近代城鄉的變遷史料，可惜這兒是山間，就他們兩人，剛剛說出就立即飄散，茅屋外只有勁厲的山風。
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實在太忙，路上花費的時間太多，一回家就忙着發散信、物，還要接收下次帶出的東西。這一切都要他親自在場，親手查點，一去看老人，會叫別人苦等。
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裡總是人頭濟濟。多數都不是來收發信、物的，只是來看個熱鬧，看看各家的出門人出息如何，帶來了什麼希罕物品。農民的眼光里，有羨慕，有嫉妒;比較得多了，也有輕蔑，有嘲笑。這些眼神，是中國農村對自己的冒險家們的打分。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對城市的探詢。
終於有婦女來給信客說悄悄話：「關照他，往後帶東西幾次並一次，不要雞零狗碎的」;「你給他說說，那些貨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個女人家，來強盜來賊怎麼辦」……信客沉穩地點點頭，他看得太多，對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裡的升沉榮辱，震顫着長期遲鈍的農村神經系統，他是最敏感的神經末梢。
闖蕩都市的某個謀生者突然得了一場急病死了，這樣的事在那樣的年月經常發生。信客在都市同鄉那裡聽到這個消息，就會匆匆趕去，代表家屬鄉親料理後事、收拾遺物。回到鄉間，他就夾上一把黑傘，傘柄朝前，朝死者家裡走去。鄉間報死訊的人都以倒夾黑傘為標記，鄉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個人客死他鄉。來到死者家裡，信客滿臉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語氣把噩耗通報。可憐的家屬會號啕大哭，會猝然昏厥，他都不能離開，幫着安慰張羅。更會有一些農婦聽了死訊一時性起，咬牙切齒地憎恨城市，憎恨外出，連帶也憎恨信客，把他當作了死神冤鬼，大聲訛斥，他也只能低眉順眼、聽之忍之，連聲諾諾。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遺物送去，這件事情更有危難。農村婦女會把這堆簡陋的遺物當作丈夫生命的代價，幾乎沒有一個相信只有這點點。紅紅的眼圈裡射出疑惑的利劍，信客渾身不自在，真像做錯了什麼事一般。他只好柔聲地匯報在上海處置後事的情況，農村婦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會，提出的詰問每每使他無從回答。
直到他流了幾身汗，賠了許多罪，才滿臉晦氣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幹這檔子事嗎?不能。說什麼我也是同鄉，能不盡一點鄉情鄉誼?老信客說過，這鄉間不能沒有信客。做信容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禍福的重擔，來回奔忙。四鄉的外出謀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淚，堆在他的肩上。
信客識文斷字，還要經常代讀、代寫書信。沒有要緊事帶個口信就是了，要寫信總是有了不祥的事。婦女們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在信客家裡訴說，信客鋪紙磨墨，琢磨着句子。他總是把無窮的幽怨和緊迫的告急調理成文縐縐的語句，鄭重地裝進信封，然後，把一顆顆破碎和焦灼的心親自帶向遠方。
一次，他帶着一封滿紙幽怨的信走進了都市的一間房子，看見發了財的收信人已與另一個女人同居。他進退兩度，猶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書信拿出來。發了財的同鄉知道他一來就會壞事，故意裝作不認識，厲聲質問他是什麼人。這一下把他惹火了，立即舉信大叫：「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時髦女郎拆看的，看罷便大哭大嚷。那位同鄉下不了台，硬說他是私闖民宅的小愉，拿出一封假信來只是脫身伎倆。為了平息那個女人的哭鬧，同鄉狠狠打了他兩個耳光，並把他扭送到了巡捕房。
他向警官解釋了自己的身份，還拿出其他許多同鄉的地址作為證明。傳喚來的同鄉集資把他保了出來，問他事由，他只說自己一時糊塗，走錯了人家。他不想讓顛沛在外的同鄉蒙受陰影。
這次回到家，他當即到老信客的墳頭燒了香，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墳頭請老人原諒：從此不再做信客。他說：「這條路越來越兇險，我已經撐持不了。」
他向鄉親們推說自己腿腳有病，不能再出遠門。有人在外的家屬一時陷入恐慌，四處物色新信客，怎麼也找不到。
只有這時，人們才想起他的全部好處，常常給失去了生活來源的他端來幾碗食物點心，再請他費心想想通信的辦法。
也算這些鄉村劫數未盡，那位在都市裡打了信客耳光的同鄉突然發了善心。此公後來更發了一筆大財，那位時髦女郎讀信後已立即離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鄉處得知信客沒有說他任何壞話，還聽說從此信容已賦閒在家，如此種種，使他深受感動。他回鄉來了一次，先到縣城郵局塞錢說項，請他們在此鄉小南貨店裡附設一個代辦處，並提議由信客承擔此事。
辦妥了這一切，他回到家裡慰問鄰里，還親自到信客家裡悄悄道歉，請他接受代辦郵政的事務。信客對他非常恭敬，請他不必把過去了的事情記在心上。至於代辦郵政，小南貨店有人可干，自己身體不濟，恕難從命。同鄉送給他的錢，他也沒拿，只把一些禮物收下。
此後，小南貨店門口掛出了一隻綠色的郵箱，也辦包裹郵寄，這些鄉村又與城市接通了血脈。
信客開始以代寫書信為生，央他寫信的實在不少，他的生活在鄉村中屬於中等。
兩年後，幾家私塾合併成一個小學，採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師，大家都想到了信客。
信容教地理繪聲繪色，效果奇佳。他本來識字不多，但幾十年遊歷各處，又代寫了無數封書信，實際文化程度在幾位教師中顯得拔尖，教起國文來也從容不迫。他眼界開闊，對各種新知識都能容納。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體諒人，很快成了這所小學的主心骨。不久，他擔任了小學校長。
在他當校長期間，這所小學的教學質量，在全縣屬幹上乘。畢業生考上城市中學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時，前來弔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還是從外地特地趕來的。根據他的遺願，他的墓就築在老信客的墓旁。此時的鄉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容是何人，與這位校長有什麼關係。為了看着順心，也把那個不成樣子的墳修了一修。
賞析
這是關於兩代信客的故事，這是關於信任與不信任的警醒。回溯老信客的一生，我看到了他對這份職業的重視、責任感，甚至是無奈放棄後的深深依戀——在交接信息時的細聲慢氣，在「逼着」年輕信客講各個碼頭的變化後的唏噓聲里。我着實感動，因為，不論從現在還是當時來看，信客絕對是個吃力不討好的活兒，老信客幹了一輩子，窮困潦倒，連一個家室也沒有。家中一無所有。沿途投宿，總是揀最便宜的小旅館。吃飯找那種「可以光買飯不買菜」的小店。終年奔波，勞累孤獨，陪伴他的只有胃病和風濕玻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額外的工作，經常幫助寫信、譴信。有時還要充當代理人，某個外出謀生者死去，代表家屬料理後事，收拾遺物。回到家鄉，要通報噩耗，弔唁死者家屬，交出遺物。信客還要遭受無端的懷疑，憎恨和誣陷。可以說是身心俱疲的來往於城市和鄉村，做着那個「最敏感的神經末梢」。我不禁要想，是什麼讓老信客願意擔當起這份瑣屑和辛苦?這樣的事，放在現代，實在是不可思議。也許，老信客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丟失的人格。
令我感覺驚訝的是，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任勞任怨、恪守職責的信客，怎麼就會栽在那樣一件小事上。第一，信客只是為了圖喜慶，撕了一點布邊。這件事，可大可小，大了說，他的確不應該動托寄的物品，這是信用問題;可往小了說，這個行為，放在平時，就相當於借了別人的肥皂洗了次衣服那樣無足輕重。就事件本身而言，我認為，實在是小題大做。對老信客，我始終覺得這個行為很生活化，很真實。就像天使偶爾偷了一回懶。第二，事態嚴重化的關鍵，就是上海那邊又派了個人隨後到，關照家裡人看布匹頭尾的標記，以免信客動手腳。看到這裡，我覺得人心啊，實在是——不說險惡吧——太具有防備性了。這個在上海闖蕩的同鄉，看來已被城市同化，而信任到了需要被檢驗的時代。不幸的是，從未犯錯，從被信任的老信客被這突如其來的檢驗難住了。唯剩百口莫辯……第三，最令我心寒的是鄉民的反應。老信客的善良仗義，飽受艱辛，曾經帶來的喜悅和希望，全被他們拋到九霄雲外，宛若不曾發生。也許，他們真是鐵石心腸?也許，他們也是值得我悲憫的受害者——突來的證據，把老信客推到了鄉親們的對面，他們那簡單甚至狹隘的心不能接受，就像被最信任的朋友背叛的孩子，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怨恨，於是，找來許許多多的回憶做證據——老信客已經干過很多這種事了，他一無所有的家就是通過剋扣賺來的!文章剛開篇到這裡，我便嘗出瀰漫着的諷刺意味。一生的信譽毀於一旦!
老信客失了信譽，懊悔莫及，帶着自殘後的手，獨自到外鄉看墳常信客的工作由年輕信客來繼續。而他，只能「躲在山間墳場邊的破草房裡，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睜着眼，迷迷亂亂地回想着一個個碼頭，一條條船隻，一個個面影」。這是他幹了一輩子的事，走南闖北，過山過橋，找尋熟悉的身影，那心情，一如在外風塵苦旅的遊子期盼他腳步聲的急切。這算不算「身在曹營心在漢」?亦或是他從來都不曾離開過，年輕信客的腳步就是他的腳步，一次次的重溫漫山遍水的鄉情。年輕的信客謹遵老信客的血的教訓：要誠信!但耿直的信客因壞了同鄉的「好事」，被發了財而拈花惹草的同鄉誣告為「私闖民宅的小偷」，將他扭送到巡捕房。這一系列的傷害和兇險令信客心灰意冷，他在老信客的墳前鄭重請求原諒，打算抽身而退。可笑的是，嘗到失去的滋味的人們，這才想起他全部的好。後來還請他當教師，死了還有很多人來悼念。我不禁為老信客鳴不平，同樣辛勞一生，這結局卻是慘慘澹淡，是借着信客的光，順便修修他的墳!
這是為什麼呢?一個是全身而退，所以「贏得身前身後名」，另一個，是有了污點，從此被放逐，被打入無底深淵，直至被徹底遺忘。他只是個遊走於兩地的鄉村信客，他不是民族英雄，死後可以被平反，被悼念，然後永存世人心中，光輝照耀大地。但我慶幸，有這樣一段文字，記錄下了那個年代的那些人，一種原生態的喜與怒，堅守與不舍。讓我，可以去感受、思考那源於歷史的無奈和無奈背後的深沉。[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