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棠小說選》序
作品欣賞
今天中午，收到紹棠同志從北京來信：
「現將出版社給我的公函隨信附上，請您在百忙中為我寫一篇序，然後將序和公函寄給我。
「由於發稿時間緊迫，不得不請您趕作，很是不安。」
於是，我匆匆吃過午飯，就俯在桌子上來了。
紹棠同志和我的文字之交，見於他在黑龍江一次會議上熱情洋溢的發言，還見於他的自傳，我這裡就從略了。
去年冬初，在北京虎坊橋一家旅社，夜晚，他同從維熙同志來看我。我不能見到他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見到他們，我很激動，同他們說了很多說。其中對紹棠說了：一、不要再驕傲；二、不要趕浪頭；三、要保持自己的風格——等等率直的話。
他們走後，我是很難入睡的。我反覆地想念：這二十年，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天寒地凍，風雨飄搖的二十年。是無情的風雨，襲擊着多情善感的青年作家。承受風雨的結果，在他們身上和在我身上，或許有所不同吧？現在，他們站在我的面前，挺拔而俊秀，沉着而深思，似乎並不帶有風雨襲擊的痕跡。風雨對於他們，只能成為磨礪，錘鍊，助長和完成，促使他們成為一代有用之材。
對於我來說，因為我已近衰殘，風雨之後，其形態，是不能和他們青年人相比的。
這一個夜晚，我是非常高興的，很多年沒有如此高興過了。
前些日子，我寫信給紹棠同志，說：
「我並不希望你們（指從維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這個地方刊物（指《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作品。它只是一個苗圃。當它見到你們成為參天成材的大樹，在全國各地矗立出現時，它應該是高興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文壇正如舞台，老一輩到時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時上演，要各扮角色，載歌載舞。
看來，紹棠同志沒有忘記我，也還沒有厭棄我的因循守舊。當他的自選集出版的時候，我還有什麼話，要同他商討呢？
我想到：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是來之不易的。是應該一代代傳下去，並加以發揚的。「五四」前後，中國的現實主義，由魯迅先生和其他文學先驅奠定了基礎。這基礎是很鞏固、很深厚的。現實主義的旗幟，是與中國革命的旗幟同時並舉的，它有無比宏大的感召力量。中國的現實主義，伴隨中國革命而勝利前進，歷經了幾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八年抗日戰爭。這一旗幟，因為無數先烈的肝腦塗地，它的色彩和戰鬥力量，越來越加強了。
中國的現實主義，首先是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同時，它也結合了中國文學的歷史，和世界文學的歷史。毫無疑義，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歐文學和俄國文學，東北歐弱小民族的文學，十月革命的蘇聯文學，日本和美國的文學，對我國的現實主義，也起了豐富和借鑑的作用。介紹這些文學作品的翻譯家，我們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我們的現實主義，是同形形色色的文學上的反動潮流、頹廢現象不斷鬥爭，才得以壯大和鞏固的。它戰勝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文學，以及影響很大的鴛鴦蝴蝶派。歷次戰鬥，都不是輕而易舉，也絕不是僥倖成功的。現實主義將是永生的。就是像林彪、「四人幫」這些手執屠刀的魔鬼，也不能把它毀滅。
但是，需要我們來維護。我們珍視現實主義文學的戰鬥傳統，紹棠同志的作品，具備這一傳統。
1979年12月19日下午2時[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