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史通》是我國古代第1部史學理論專著。唐劉知幾撰,成書於中宗景龍四年(710)。該書的刊本流傳不多。到了明代,重經多人校定刊刻行世,以萬曆三十年張鼎思刻本為最完善,其常見的注釋本有陸深的《史通會要》、李維楨、郭孔延的《史通評釋》、王維儉的《史通訓故》;清代有黃叔琳的《史通訓故補》;而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人浦起龍的《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78年將該書校點重印,並附錄了陳漢章的 《史通補釋》、楊明照的 《史通通釋補》和羅常培的 《史通增釋序》 3種,為現行最好的版本。[1]
劉知幾 (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代史學家。劉知幾齣身於世代官僚並以文詞知名的家庭,自幼博覽群書,「喜談名理」,20歲考中進士,步入官場,一生中做過主簿、鳳閣舍人、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崇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等官。他初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再以鳳閣舍人監修國史,復以秘書少監領史事,「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畢生的大部分精力都傾注在史學中。他的著作很多,大都失傳,《史通》是他數十年鑽研史學的結晶,也是唯一流傳至今的著作。
《史通》全書20卷,分內篇、外篇兩部分,各10卷,均為專題論文的形式。內篇39篇,其中 《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早已亡佚,僅存目錄,故今內篇為36篇; 外篇13篇。全書共49篇,連同自注,約有8萬8千多字,書中每篇都有明確的範圍和論點,同時內外篇又互相聯繫和補充,構成一個較嚴整的體系。
《史通》的主要內容和特點,可以表述如下:
1.全面地分析和總結了唐以前的史學源流、史書體例和史官制度。《史通》將古代史學分敘為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六家;又將六家歸結為紀傳和編年兩體;然後對六家、二體的長短得失一一作出評述。劉知幾還把紀傳、編年二體總稱為 「正史」,正史以外的其他各種史書則統稱為「雜史」。雜史可細分為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等十種,從而全面地概括了古代史籍的分類情況。在 《史官建置》、《辨職》、《忤時》諸篇中,劉知幾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職責以及唐代官修史書的弊端,並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史通》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
2. 對歷史編纂學的體例、方法、原則作了詳細的論述。在編纂體例方面,《史通》論及紀傳體和編年體的各自得失。在 《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諸篇中,劉知幾以具體史籍為例,對紀傳體各組成部分的特點、功用詳加分析,認為本紀應專載大事,而不必「巨細畢書,洪纖備錄」,至於「書事委屈」,則是列傳的任務。《史通》作者反對表歷,以為表歷往往與史傳重複,「成其煩費,豈非謬乎?」對於書志,則主張刪除天文、藝文、五行三種,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對於各史的論、贊,也多持批評態度。
在編纂方法上,《史通》涉及範圍更廣,論及敘事、言語、題目、模擬、斷限、書法、人物、編次、稱謂、慎省等十餘種問題。劉知幾指出敘事是寫史的重要手法,而敘事最忌繁蕪之失,應以 「簡要為主」,「文約而事豐」。寫人物要有選擇,不能 「愚智畢載,妍媸靡擇」,並要「區別流品」,給予正確的評價。記述語言要用當世口語,「從實而書,」以避免 「失彼天然」,今古不純的弊病。對於史料的搜集和鑑別,劉知幾亦認為不僅要「徵求異說,採摭群言」,而且還要細心鑑別,「明其真偽」。以上各種觀點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3. 明確地提出了治史者必須有史才、史學、史識三長,三者中尤以史識為重的思想,為史家指出了修養的基本方向。此「三長論」,時人「以為知言」,至今仍有借鑑的價值。
4. 反對命定論的歷史觀,認為論述天下興亡應以人事為主,並提出了「善惡必書」,反對「曲筆誣書」等一系列修史原則,劉知幾認為國家的成敗興亡,起決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天命,「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史學家撰寫歷史,應「以實錄直書為貴」,「善惡必書」,「不掩惡,不虛美」,不能「飾非文過」,「曲筆誣書」。在《惑經》、《疑古》等篇中,劉知幾對孔子、《春秋》、《尚書》等聖人、經書提出了疑問和指責,對後人震動不小。
《史通》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
5. 反對泥古,具有進化的歷史觀。劉知幾在 《史通》 中強調歷史是變化發展的,「古往今來,質文遞變」,「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明確地提出了 「隨時」的主張,反對那種「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的不通世務、不合時宜的復古思想。
《史通》總結了古代史學的成就,探討了主要史書的體例、方法等,從而建立了史學批判、史學史以及史書編纂學的原則基礎,繼往開來,把中國古代史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成為我國史學中的不朽著作,對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史通》問世後,引起了許多人的重視,知友徐堅讚嘆道:「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舊唐書·劉子玄傳》)明代王維儉認為:「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益於後學。」(《史通訓故序》)清人錢大昕則雲:「劉氏用功既深,遂立言而不朽。」(《十駕齋養新錄·史通》)近人梁啓超也認為:「自有劉氏、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近現代的許多學者,如呂思勉、白壽彝、劉傑、朱傑勤、陳光崇、高國杭、王樹民等,都對《史通》作過較深的研究,並有論著發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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