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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是錢鍾書寫的一篇散文。
原文
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老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着一個轉了彎的、不甚素樸的人生觀。辨味而不是充飢，變成了我們吃飯的目的。舌頭代替了腸胃，作為最後或最高的裁判。不過，我們仍然把享受掩飾為需要，不說吃菜，只說吃飯，好比我們研究哲學或藝術，總說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樣。有用的東西只能給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無用的東西會利用人，替它遮蓋和辯護，也能免於拋棄。柏拉圖《理想國》里把國家分成三等人，相當於靈魂的三個成分;饑渴吃喝等嗜欲是靈魂里最低賤的成分，等於政治組織里的平民或民眾。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樣來敷衍民眾，把自己的野心裝點成民眾的意志和福利;請客上館子去吃茶，還頂着吃飯的名義，這正是舌頭對肚子的藉口，仿佛說：「你別抱怨，這有你的分!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還虧了你什麼?」其實呢，天知道——更有餓癟的肚子知道——若專為充腸填腹起見，樹皮草根跟雞鴨魚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區區消化排泄的生理過程里還需要那麼多的政治作用。
古羅馬詩人波西藹斯曾慨嘆說，肚子發展了人的天才，傳授人以技術。這個意思經拉柏萊發揮得淋漓盡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讚美肚子的一章，尊為人類的真主宰、各種學問和職業的創始和提倡者，鳥飛，獸走，魚游，蟲爬，以及一切有生之類的一切活動，也都是為了腸胃。人類所有的創造和活動(包括寫文章在內)，不僅表示頭腦的充實，並且證明腸胃的空虛。飽滿的肚子最沒用，那時候的頭腦，迷迷糊糊，只配做痴夢;咱們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飯睡中覺，就是有力的證據。我們通常把飢餓看得太低了，只說它產生了乞丐、盜賊、娼妓一類的東西，忘記了它也啟發過思想、技巧，還有「有飯大家吃」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德國古詩人白洛柯斯(B.H. Brockes)做讚美詩，把上帝比作「一個偉大的廚師父」(der gross Speisemeister)，做飯給全人類吃，還不免帶些宗教的稚氣。弄飯給我們吃的人，決不是我們真正的主人翁。這樣的上帝，不做也罷。只有為他弄了飯來給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們的行動。譬如一家之主，並不是賺錢養家的父親，倒是那些乳臭未乾、安坐着吃飯的孩子;這一點當然做孩子時不會悟到，而父親們也決不甘承認的。拉柏萊的話較有道理。試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們把茶飯來向它祭獻，它還不是上帝是什麼?但是它畢竟是個下流不上檯面的東西，一味容納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賞。人生就因此複雜起來。一方面是有了腸胃而要飯去充實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飯而要胃口來吃的人。第一種人生觀可以說是吃飯的;第二種不妨喚作吃菜的。第一種人工作、生產、創造，來換飯吃。第二種人利用第一種人活動的結果，來健脾開胃，幫助吃飯而增進食量。所以吃飯時要有音樂，還不夠，就有「佳人」、「麗人」之類來勸酒;文雅點就開什麼銷寒會、銷夏會，在席上傳觀法書名畫;甚至賞花游山，把自然名勝來下飯。吃的菜不用說儘量講究。有這樣優裕的物質環境，舌頭像身體一般，本來是極隨便的，此時也會有貞操和氣節了;許多從前慣吃的東西，現在吃了仿佛玷污清白，決不肯再進口。精細到這種田地，似乎應當少吃，實則反而多吃。假使讓肚子作主，吃飯就完事，還不失分寸。舌頭揀精揀肥，貪嘴不顧性命，結果是肚子倒楣受累，只好忌嘴，舌頭也像李逵所說「淡出鳥來」。這誠然是它饞得忘了本的報應!如此看來，吃菜的人生觀似乎欠妥。
不過，可口好吃的菜還是值得讚美的。這個世界給人弄得混亂顛倒，到處是磨擦衝突，只有兩件最和諧的事物總算是人造的：音樂和烹調。一碗好菜仿佛一支樂曲，也是一種一貫的多元，調合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濟，變作可分而不可離的綜合。最粗淺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鴨和甜醬，或如西菜里烤豬肉和蘋果泥、滲鰵魚和檸檬片，原來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東西，而偏偏有註定的緣分，像佳人和才子、母豬和癩象，結成了天造地設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屬。到現在，他們親熱得拆也拆不開。在調味里，也有來伯尼支(Leibniz)的哲學所謂「前定的調和」，同時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協，譬如胡椒和煮蝦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樂里，商角不相協，徵羽不相配。音樂的道理可通於烹飪，孔子早已明白，《論語》記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雖然在《鄉黨》一章里頗講究燒菜，還未得吃道三昧，在兩種和諧里，偏向音樂。譬如《中庸》講身心修養，只說「發而中節謂之和」，養成音樂化的人格，真是聽樂而不知肉味人的話。照我們的意見，完美的人格，「一以貫之」的「吾道」，統治盡善的國家，不僅要和諧得像音樂，也該把烹飪的調和懸為理想。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追隨孔子，而願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國第一個哲學家廚師，在他眼裡，整個人世間好比是做菜的廚房。《呂氏春秋·本味篇》記伊尹以至味說湯，把最偉大的統治哲學講成惹人垂涎的食譜。這個觀念滲透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意識，所以自從《尚書·顧命》起，做宰相總比為「和羹調鼎」，老子也說「治國如烹小鮮」。孟子曾贊伊尹為「聖之任者」，柳下惠為「聖之和者」;這裡的文字也許有些錯簡。其實呢，允許人赤條條相對的柳下惠該算是個放「任」主義者;而伊尹倒當得起「和」字——這個「和」字，當然還帶些下廚上灶、調和五味的涵意。
吃飯還有許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聯絡感情、談生意經等等，那就是「請吃飯」了。社交的吃飯種類雖然複雜，性質極為簡單。把飯給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交際的微妙不外乎此。反過來說，把飯給與沒飯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面子就一變而為丟臉。這便是慈善救濟，算不上交際了。至於請飯時客人數目的多少、男女性別的配比，我們改天再談。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鑑》(Almanach des Gourmands)里有一節妙文，不可不在此處一提。這八小本名貴希罕的奇書在研究吃飯之外，也曾討論到請飯的問題。大意說：我們吃了人家的飯該有多少天不在背後說主人的壞話，時間的長短按照飯菜的質量而定;所以做人應當多多請客吃飯，並且吃好飯，以增進朋友的感情，減少仇敵的毀謗。這一番議論，我誠懇地介紹給一切不願彼此成為冤家的朋友，以及願意彼此變為朋友的冤家。至於我本人呢，恭候諸君的邀請，努力奉行豬八戒對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說的話：「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將來。」
鑑賞
錢鍾書的散文不多，但幾乎每篇都可成為傳世的經典之作。錢文的字裡行間有一種獨到的老辣，在不動聲色的語句背後每每透出幽默詼諧，而在幽默詼諧背後常常又閃爍出智慧的寒光。《吃飯》就是這樣一篇隨筆式的散文，作者似乎是娓娓道來，侃侃而談，語氣是調侃而隨意的，但目光卻是冷峻而深邃的。
吃在中國歷來是件值得津津樂道的好事，從凡夫俗子見面時關切的問候，到文人墨客筆下不厭其煩的描述，都可以得到證明。那麼，以「吃飯」為題，文章到底怎麼寫呢?大略有三種情況：第一情況就吃論吃，題為「吃」其意趣亦在於吃，如李漁《閒情偶寄·飲饌部》分別對蔬食、穀食、肉食作了詳盡的記述，還升華出一套吃的理論：「吾謂飲食之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風，人能疏遠肥膩，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園，不使羊來踏破，是猶作羲皇之風，鼓唐虞之腹，與崇尚古玩同一致也。」第二情況是論吃而意趣不限於吃，如林語堂《中國人》有「飲食」篇，專論中西飲食觀的不同，以見出民族性格的差異：「我們有『東坡肉』，又有『江公豆腐』，而在英國『華茲華斯牛排』或『高爾斯華綏炸肉片』則是不可思議的」，「中國的詩人們具有較多功利主義的哲學思想。它們曾經坦率地歌詠本鄉的『鱸膾蓴菜』。這種思想被視為富有詩情畫意，所以在官吏上表告老還鄉之時常說他們『思吳中蓴羹』，這是最為優雅的辭令。」第三種情況是論吃而意趣不在於吃，《吃飯》便是這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文章。全文神侃吃飯，居然在閒聊之中，將那些本來裝點得美好、甚至有點神聖的東西，諸如政治家的主張、婚姻擇偶的動機、人際交往的準則、風流雅士的宴集等等盡情揶揄了一通。文章一開頭便說：「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老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讀來真令人噴飯。接下去作者又繼續生髮開去，說我們通常總是「把享受掩飾為需要，不說吃菜，只說吃飯」，正如「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樣來敷衍民眾，把自己的野心裝點成民眾的意志和福利。」「我們通常把飢餓看得太低了，只說它產生了乞丐、盜賊、娼妓一類的東西，忘記了它也啟發過思想、技巧，還有『有飯大家吃』的政治和經濟理論。」與政治家不同的是，吃飯對於文人雅士雖然產生不了安邦治國的理論，卻可以孕育出很多的「情趣」，有音樂助興、佳人勸酒，還要賦詩作畫，賞花游山，把自然名勝來下飯。甚至，人的等級也可以根據吃飯來衡量，「一方面是有了腸胃而要飯去充實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飯而要胃口來吃的人。第一種人生觀可以說是吃飯的，第二種不妨喚作吃菜的。第一種人工作、生產、創造，來換飯吃，第二種人利用第一種人活動的結果，來健脾開胃，幫助吃飯而增進食量。」「把飯給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交際的微妙不外乎此。反過來說，把飯給予沒飯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面子就一變而為丟臉。這便是慈善救濟，算不上交際了。」吃飯在中國文化中是如此被看重，以至在古人的心目中簡直成了理想的象徵，直至「把最偉大的統治哲學講成令人垂涎的食譜。這個觀念滲透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意識，所以自從《尚書·顧命》起，做宰相總比為『和羹調鼎』，老子也說『治國如烹小鮮』。」如此，作者信筆寫來，擒縱自如，心之所想，隨意拈來，頗有行雲流水之妙，使得日常生活最普遍、最尋常的「吃飯」成了一個三稜鏡折射出光怪陸離的人生百態。錢文構思新穎，不落俗套，出於靈竅，吐于慧舌，任性而發，灑脫自然，涉筆成趣，倍覺雋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