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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弇州山人四部稿》是明代文學家王世貞的一部詩文集,凡174卷。另有《弇州山人四部續稿》207卷。《正稿》為王世貞任鄖陽巡撫時所自刊,現存萬曆五年(1577)世經堂原刻本和《四庫全書》本,均174卷。有一種世經堂本增益《燕語》和《野史家乘》各3卷,成為180卷。《續稿》207卷為其孫刊於崇禎間,亦僅世經堂本和四庫本。王世貞另有《弇山堂別集》100卷,有明刻本、四庫本和廣雅書局本;《弇州山人讀書後》8卷,為王世貞的讀書題跋,有4卷為正、續稿均未收,有明刻本、四庫本等。王氏的詩文主要為前兩種,《別集》實為史料集,有裨於史乘考辨,但時摻私見,且與文學關係不大。[1]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 (今江蘇太倉) 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初任刑部主事,與李攀龍、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徐中行等相唱和,繼承並鼓吹「前七子」的復古理論,史稱「後七子」。屢遷員外郎、郎中。因曾代楊繼盛妻寫申疏,楊死又經營其喪,得罪了嚴嵩。吏部兩擬提學,皆不用,出為山東副使。後其父王忬以灤河失事被斬,世貞與其弟世懋扶柩而歸。隆慶元年(1567),始以副使蒞大名,遷任浙江右參政、山西按察使等職,後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病逝鄉里。

  王世貞早年與李先芳、吳維岳等人結詩社,諸人才高氣銳,互相標榜。後與李攀龍同為文壇盟主。攀龍死後,又獨操文柄二十年。「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裳,聲價驟起」( 《明史·文苑傳》)。當時有所謂 「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等名目,可見其影響之大了。

《弇州山人四部稿》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

  《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包括賦部3卷、詩部51卷、文部84卷、說部36卷,是為 「四部」。其中說部凡7種: 《札記內篇》、《札記外篇》、《左逸》、《短長》、《藝苑卮言》、《卮言附錄》、《宛委余編》。《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包括賦部1卷、詩部24卷、文部182卷,無說部。另有 《續稿附》11卷,計詩部1卷、文部10卷。

  《藝苑卮言》和 《卮言附錄》是王世貞主要的理論著作,其得名於 《莊子·寓言》的 「卮言日出」。在文學復古上他提出: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藝苑卮言》),與李夢陽主張的「宋無詩」相映成趣。他甚至比李夢陽更偏頗,「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明史·文苑傳》)。但他本人學問淹博,又提出「捃拾宜博」,這才是他的經驗之談。他強調「漸漬汪洋」,最終要求「一師心匠」,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達到「氣從意暢,神與境合」的地步。他論詩以格調為中心,提出「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 《藝苑卮言》),較李夢陽有所深化,對沈德潛有所影響。王士禛《漁洋詩話》評曰:「弇州《藝苑卮言》,品騭極當,獨嫌其黨同類,稍乖公允耳。」

  王世貞晚年,文學思想已有變化。他自悔40歲前所作的 《藝苑卮言》,「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列朝詩集小傳》);對曾排詆他為「庸妄巨子」的歸有光也頗為折服,稱讚其文 「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歸太僕贊》),他還悟出「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宋詩選序》)的道理,有取於宋元之詩。在品評他人詩歌時,也肯定 「直寫性靈,不顓為藻」,「不求工於色象雕繪」,已有些接近「公安派」的主張。據說其病重時還手裡拿着東坡集不放 (《列朝詩集小傳》)。從這裡不難看出明代正統文學的興衰流變了。

《弇州山人四部稿》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

  王世貞對戲曲也很有研究,其曲論主要見於《卮言附錄》。後人曾輯出單刻行世,題為《曲藻》。王世貞的戲曲觀和詩文觀不同,指出戲曲藝術的美學特點「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關鍵在於「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 問答之際,了不見捏造,所以佳耳。」因此,他認為戲曲的成功與否不在於雅俗,而在於是否動人。他稱讚《荊釵記》「近俗而時動人」,批評《香囊記》「近雅而不動人」。這種不以雅俗為轉移的戲曲觀才是王世貞文學思想的精華所在。持其詩文觀相較,其戲曲觀才是其欣賞趣味的真心流露。

  王世貞的文學理論還表現在《樂府變》的序言中,主張創作要繼承《國風》傳統,不避禁忌,批評時事,以成一代信史。因而他的詩歌有不少感時傷世之作,現實感較強。《鈞州變》揭露了貴族藩王的荒淫殘暴;《袁江流鈐山崗》用濃墨鋪敘了嚴嵩父子的橫行不法,「不復問詔書,但取相公旨」,譴責他們負國的累累罪行,義正辭嚴。《太保歌》以對比手法描寫了陸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荊棘」的囂張氣焰和死後妻離子散的淒涼景象,感慨極深。同時對封建君王亦有所規諫嘲諷,如《正德宮詞》之四、《西城宮詞》之六,對沉湎酒色、荒淫無恥的武宗和世宗也極盡揶揄。此外,王世貞的詠史詩,通過對「丈夫變名難變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讚嘆,對於「固始祠中」中許忠節公的崇敬等,都流露了作者的政治思想。

  王世貞的成功之作往往超越其理論束縛。他的詩歌取材贍博,縱心觸象,都能化為詩料,形諸歌詠。他的某些樂府詩不刻意范古,甚見詩人才思,如 《將軍行》鋪敘豐腴,中帶古勁,縱橫開闔,很有氣勢。一些律詩既高華宏麗,又迴旋自然,富於變化。他的七絕最有特色,較少模擬痕跡,能夠意到調成,自然宛轉。如「新傳牌子賜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濃。袋裡相公書疏在,莫教香汗濕泥封」(《西城宮詞》之二),在舒緩的調子中,暗藏諷刺,彌有風趣。

  王世貞亦能詞,如〔浣溪沙〕「窗外閒絲自在游」善於藉助景物渲染、烘托其淒涼情緒。又如 〔憶江南〕「歌起處」以「斜日半江紅,柔綠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頗能傳神。但他的詞受傳統束縛較多,內容狹窄,題材單調。

《弇州山人四部稿》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

  王世貞的文章成就不及其詩詞,一些作品平淡無奇,另一些作品則矯揉造作。雖有少量佳作,如《送大鴻臚繼山王公遷太僕卿改仕序》,張汝瑚評為「風流,耀人心目」(《王弇州集》)。但總的來說,價值不高。艾南英嘗評其文「決裂以為體,餖飣以為詞……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澀,真乃無法之至者」(《答陳人中論文書》)。王世貞本人已有剽竊剿襲、生吞活剝之傾向。王夫之《 齋詩話》曾拈出他的《送蔡子木》詩: 「一去蔡邕誰倒屣,可憐王粲獨登樓」 為「恰好安排,一呼即應」,已指出他的才思貧乏,千篇一律之病。更主要的是他開創了一種惡劣風氣。「如欲作李、何、王、李門下廝養,但買得《韻府群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四者置案頭,遇題查湊,即無不足。」(《薑齋詩話》)實際上把鈔書當成作詩的終南捷徑了。更甚者甚至「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四庫全書總目》),使明代的文風和學風受到雙重損害。但至今我們還未開展嚴肅深刻的研究,以總結這一場復古運動的經驗教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