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中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無聲的中國》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 《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裡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裡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於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籍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着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 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裡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 「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 「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 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活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隻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於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着那麼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說着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賞析
1927年2月，應香港青年會的邀請，魯迅先生乘船由廣州前往，向香港青年發表了這篇講演。
在講演中，魯迅懷着激憤和急於變革的心情指出：在中國封建專制社會中，對於傳統的文言文，只有少數幾個人懂得，一般的中國人不會做也不懂。即使那少數用古文字做出來的文章，也沒有真正的思想感情，反而充塞着虛偽和諂媚的聲音。這樣，就使整個中國都變得沒有聲音了。中國人是有的，可是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沒有聲音可以說是死了，說得客氣一點是啞了。面對「無聲的中國」，魯迅異常沉痛。他看到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默默地忍受着統治者的蹂躪和宰割。以至最後，讀書人和其他國民都積澱了一種喜歡調和、折中的心理，反而害怕改革。
民族若要生存，中國若要振興，首先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開始了這一艱難的改革和戰鬥。作者在講演中反覆強調語言變革的關鍵和重要。他認為：「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魯迅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充滿感情地號召青年們，要用活着的白話。大膽地說真話，說現代的和自己的話。因為「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魯迅強調的是發出民族的真的聲音。他從歷史和世界現實看到了，只有發出這種民族的真的聲音，才能使中國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有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有參與世界事務的資格和能力。
講演以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深刻的現實眼光，從當時中國的思想文化現實出發，清理了歷史的陳賬與積垢，指明問題與癥結，提出了現實的迫切任務。文章本身正是「無聲的中國」里新的思想與聲音，是處於被壓抑、遭摧殘而暗啞、沉悶時代的戰鬥之聲。革命的炮聲、爆炸聲和工農民眾的怒吼聲已經響起。人民的心聲也發出來了。魯迅的這篇講演，可以說是無聲中的巨響和新聲的號角。
這篇以學術講演形式寫出的雜文名篇，蘊涵着博大精深的思想內容和深刻的見解。作為民族文化的新調子，不僅有認識價值和鼓舞的力量，而且在藝術上給人諸多審美啟發，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氣勢的磅礴和結構的恢宏。
由於是向青年進行講演的文章，考慮到聽眾的激動心理和時間限制，作者寫得雖然不長，卻在短小的篇幅里以古文言為切入點，縱橫古今，高度凝鍊地傳達講演者的飽和着情感傾瀉的理性思考，最後還為中國的未來指明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廣博的知識、深刻的歷史眼光和現實考察，容納於精煉結構的框架，顯得恢宏而有氣勢，同時具有感人至深的魅力。
二是深刻的哲理與生動的語言相結合。
文章不僅透露出作者的真情實感和為民族新生而戰鬥的激情，而且在所蘊涵的豐富知識中，閃現着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光芒。而這又是通過生動的語言來對實際生活現象概括出來的。例如，文章反駁有人嘲笑青年的幼稚時，寫道：
「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 。」
接着，又用小孩學步再加強駁斥。事例和言詞都很淺近，卻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論據因此亦顯得非常有力。
此外，文章語言所體現的氣勢、魄力和富有韻律感的 「穿透力」，也是耐人咀嚼的、啟人心智的。[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