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最後一課》是鄭振鐸寫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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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見得便是殺身成仁的志士。無數的勇士，前仆後繼地倒下去，默默無言。
好幾個漢奸，都曾經做過抗日會的主席;首先變節的一個國文教師，卻是好使酒罵座，慣出什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類題目的東西;說是要在槍林彈雨里上課，絕對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一個校長，卻是第一個屈膝於敵偽的教育界之蟊賊。
然而默默無言的人們，卻堅定地做着最後的打算，拋下了一切，千山萬水地，千辛萬苦地開始長征，絕不做什麼為國家保存財產、文獻一類的藉口的話。
上海國軍撤退後，頭一批出來做漢奸的都是些無賴之徒，或愍不畏死的東西。其後，卻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維持地方的人物出來了。再其後，卻有以「救民」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種的合作者出來。到了珍珠港的襲擊以後，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們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變，在做着「東亞人的東亞」的白日夢，吃盡了「獨苦」，反以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卻糊塗到要掙扎着「同生」。其實，這類的東西也不太多。自命為聰明的人物，是一貫地料用時機，做着升官發財的計劃。其或早或遲的蛻變，乃是作惡的勇氣夠不夠，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問題。
默默無言的堅定的人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壓根兒不曾夢想到「環境」的如何變更，或敵人對華政策的如何變動、改革。
所以他們也有一貫的計劃，在最艱苦的情形之下奮鬥着，決對地不做「苟全」之夢;該犧牲的時機一到，便毫不躊躇地踏上應走的大道，義無反顧。
十二月八號是一塊試金石。
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裡被電話的鈴聲驚醒。
「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C在電話里說。
「沒有聽見。發生了什麼事?」
「聽說日本人占領租界，把英國兵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隻英國炮艦被轟沉，一隻美國炮艦投降了。」
接連的又來了幾個電話，有的是報館裡的朋友打來的。事實漸漸地明白。
英國軍艦被轟沉，官兵們鳧水上岸，卻遇到了岸上的機關槍的掃射，紛紛地死在水裡。
日本兵依照着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
被認為孤島的最後一塊彈丸地，終於也淪陷於敵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
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已經到了。立刻舉行了一次會議，簡短而悲壯地，立刻議決了：
「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太陽光很紅亮地曬着，街上依然地熙來攘往，沒有一點兒異樣。
我們依舊地搖鈴上課。
我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台上可以望得見街。
學生們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說道，「你們都已經知道了吧?」學生們都點點頭。「我們已經議決，一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立刻便停課，並且立即地將學校關閉結束。」
學生們的臉上都顯現着堅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沒有一句話。
「但是我這一門功課還要照常地講下去，一分一秒鐘也不停頓，直到看見了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為止。」
我不荒廢一秒鐘的工夫，開始照常地講下去。學生們照常地筆記着，默默無聲的。
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地親切，格外地清朗，語音里自己覺得有點兒異樣;似帶着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着;像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像衝鋒前的士兵們的上了刺刀，「引滿待發」。
然而鎮定、安詳、沒有一絲的緊張的神色。該來的事變，一定會來的。一切都已準備好。
誰都明白這「最後一課」的意義。我願意講得愈多愈好;學生們願意筆記記得愈多愈好。
講下去，講下去，講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應該講授的東西，統統在這一課里講完了它;學生們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記着。心無旁用，筆不停揮。
別的十幾個課室里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對於要「辭別」的，要「離開」的東西，覺得格外的戀戀。黑板顯得格外地光亮，粉筆是分外地白而柔軟適用，小小的課桌，覺得十分地可愛;學生們靠在課椅的扶手上，撫摩着，也覺得十分的難分難捨。那晨夕與共的椅子，曾經在扶手上面用鋼筆、鉛筆或鉛筆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塗寫着、刻劃着許多字或句的，如何捨得一旦離別了呢!
街上依然地平滑光鮮，小販們不時地走過，太陽光很有精神地曬着。
我的表在衣袋裡嘀嘀地嗒嗒地走着，那聲音仿佛聽得見。
沒有傷感，沒有悲哀，只有堅定的決心，沉毅異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後一刻的到來。
遠遠地有沉重的車輪碾地的聲音可聽到。
幾分鐘後，有幾輛滿載着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由東向西，徐徐地走過，當頭一面旭日旗，血紅的一個圓圈，在迎風飄蕩着。
時間是上午十時三十分。
我一眼看見了這些車子走過去，立刻挺直了身體，做着立正的姿勢，沉毅地合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布道：
「現在下課!」
學生們一致地立了起來，默默地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沒有一個學生有什麼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顧慮。各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麼辦，應該向哪一個方面走去。
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着鵝步的儀仗隊似的一致。
從來沒有那麼無紛紜地一致地堅決過，從校長到工役。
這樣地，光榮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遷校的工作。
那些喧譁的慷慨激昂的東西們，卻在忙碌地打算着怎樣維持他們的學校，藉口於學生們的學業、校產的保全與教職員們的生活問題。[1]
鄭振鐸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誌。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