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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 第六章(2)》(張愛玲散文)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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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 第六章(2)》是中國現代作家張愛玲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王霖非常着急。最後是沙明替他解決了難題,在正中的牆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張紅紙,寫上一行大字:「毛澤東萬歲」。本地人向來都是用鋼臉盆洗臉,她把兩隻鋼盆里注滿了食油,放在桌上,一邊一個。在開會的時候,盆里的油點上了火,燃燒起來,橙黃的大火焰躥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與影在紅紙的背景上浮動,所有的幹部全都舉起一隻手臂來,宣誓為黨效忠,會場裡充滿了一種神秘莊嚴氣氛

王霖得意極了,就像是他們在家裡請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績圓滿。事後他很和她談講那一天的經過,種種趣事與小小的不幸,回想起來都非常有興味。最快樂的一剎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並不跟着走,卻住在他這裡過夜。

她告訴他參加新四軍的經過。她在高中讀書的最後一年,有一個女教師常常在課外找她談話,和她非常接近。這人是共產黨。在少女的心情里,這一類的秘密活動太 使人興奮了,深夜的輕聲談話,鑽在被窩裡偷看宣傳書籍,在被窩裡點着蠟燭。女教師告訴她:只有蘇聯這一個國家是真正幫助中國抗日的。她經常報告延安與日軍 接戰大勝的消息,大家私下舉行慶祝。於是沙時與其他的幾個女同學,都成了共產主義的信徒。女教師後來離開滄陷區,跑到蘇北參加新四軍,就把她們幾個人一齊 帶增了。

「沙明」這名字是她到了這裡以後才採用的。她認為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個時髦的筆名。

她告訴他她去年在這裡過冬的情形。四個電訊工作者,一男三女,駐紮在一個農民家裡,占據了一間堂屋。白天在兩張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沒有門,被兵士確了去當柴燒了。北風呼呼 地直灌進來,油燈簡直沒法點,夜間工作非常困難。雖然沒有門,室內究竟比牛欄里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總是把牛牽進來,系在窗檻上。每次一聽見那牛 嘩嘩地撒起尿來了,值夜班的兩個電訊員中,就像有一個趕緊跳起來,跑過去把一隻木桶擱在牛肚子底下,然後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個人趕緊去 把桶挪開了,不然就會給它一腳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腳底下全汪着水。

有牛在房間裡,也有一樣好處。在風雪的夜裡,三個女孩子都鑽在牛肚子下面擠緊了睡覺,像小牛一樣。

她告訴他這些,自己仿佛很難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資產階級投身在革命的洪爐里,這的確是一個痛苦的經驗。」他承認。「可是要徹底改造,非得經過這一個階段。」

他憐憫她,但是口頭沒有什麼表示,至多說一句,「你身體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過身體會好起來的。」

到了夏天,她因為小產,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門上,給抬到廟裡來,廟裡有一個醫療站,住着傷兵。王霖很喜歡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沒有時間可以看護她。年來這一整情形很緊張,最後他們終於不得不倉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來的時候,是在後半夜。大家頓時忙碌起來,亂成一團。兵士借用的農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還人家,因為他們的口號「不取民間一針一線。」到處可以聽見他們砰砰拍着門,喊:「大娘!大娘」一個老婆婆睡眼朦朧扣着鈕子,戰戰兢兢來開門。兵士交給她一隻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隻破鍋,鍋底一隻大洞。他向她道謝,借給他們用了六個月。

「我們現在走了。不過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說:「我們要回來的。」

王霖有無數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發現沙明掙扎着坐了起來,把她自己的東西收拾起來打了個小包皮。在這一剎時間,他心裡很難過,不知道應當怎樣告訴 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來,轉過身來面向着她,兩隻手掌按着膝蓋上,放出很威嚴的樣子。「我們要照顧到你的健康,你還 是不要動的好。我跟方同志講好了,讓你暫時住在他家裡。」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務員。王霖很有把握,方家兩個老的一定會效忠於他,因為他們的兒子在新四軍里, 是一個人質。

她緩緩地繼續整理東西,但是她終於停止了,仿佛疲倦過度似的,身體往前撲着,把臉埋在包皮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堅強一點,」他說。「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們常常得要留在敵後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塊兒走,」她嗚咽着說。

「可是擔架不夠用。」他急了,終於把真正的理由說了出來。「也沒有那麼些人抬擔架。傷兵總不能不帶着走。你一個生病的女人,沒關係的。受傷的男人可混不過去。」

他自己也有些東西需要整理。過了一會,他再回過頭來,看見她已不哭了,在那裡繼續整理東西。已經有喔喔的雞啼聲,油燈的黃光被灰色的晨光沖淡了,透出一種慘澹的顏色。他覺得他們就像是要去趕早班的火車,心裡只覺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親和哥哥抬着一扇門板來了,把她攙下床來,給她躺上去,蓋上一條棉被。其實天氣很熱,但是總仿佛病人應當渥着點。王霖彎下腰來,把棉被在她頸項 後面塞一塞好,輕聲說:「你不要緊的。不過還是寧可小心點,快一點好起來,我們就要回來的。」她在枕上微微點了點頭,她的臉潮濕而蒼白。

「同志!你儘管放心,不要緊的。」那老頭子大聲說。然而老頭子顯然心情非常沉重,無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無數麻煩與危險。他那勉強裝出來的愉快的語氣,讓王霖聽着,心裡突然有一陣寒冷之感。他站在那裡,他們抬着她穿過稻田,在晨星下。

軍隊移到了另一個區域。這已經是抗戰末期了,交戰的各方面由於極底疲倦,都變得滿不在乎起來,誰也不肯認真賣命。往往經過轟轟烈烈的一場大戰,一個人也沒 有死,簡直成了鬧劇化的局面。無論哪一方一鼓作氣,向前衝過來,另一方就紛紛地集體投降;但是一有機會,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這樣倒來倒去,不算一回事。 整團、整師的軍隊,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籌碼一樣,有牌桌上推來推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常常有人穿過疆界,帶信也很方便。但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軍完全失去聯絡了。不知道她出了什麼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計她被發現了;也許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說不定她的病熱又轉沉重,又缺乏醫藥,竟至於死亡。

王霖有一次設法派了一個人去,給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們兒子寫的,問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說他們把她送走了,因為當地有人認識她,有被發現的危險,所以把她送到距離很遠的另一個村莊裡,寄居住在他們的一個親戚家裡。但是他們聽說她已經自動地離開那裡了。

王霖終於得到一個機會,親自到那裡去調查。他化裝為一個小生意人,跑到方家聽說的那個村莊裡,去找他們那個親戚,叫做趙八哥的。

趙八哥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臉,頭皮得青青的。頭髮式樣好像是打扁了的。沒有下頦,那仿佛也是出於自衛,免得讓人一拳打在下頦上,給他致命的一擊。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藍布大褂,並不是普通的莊稼人。若要問起當地的木材、蠶桑、茶山、鹽運、稅收,他無不熟悉,然而仍舊本本分分,十分各氣。王霖假裝對於木 材很有興趣,是方家指點他,叫他路過此地時候,可以向趙八哥請教一番。趙八哥說得頭頭是道。他的口才那樣好,王霖以為「八哥」一定是他的綽號。但是後來看 見他老婆出來了,大家稱她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確是行八。

趙八哥留他吃飯。在飯桌上,做主人的又詳細講解納稅手續的複雜與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關卡,又隨時可以碰上各方面的軍隊。這是一個不幸的「一不管」的區域,被日本兵、共產黨、和平軍、與各種雜牌軍輪流蹂躪着。

他們喝了幾蠱酒以後,趙八哥說起「那次日本兵從通州下來」的故事。

「我正在家裡坐着,」他說:』——走就走進來了。領頭的一個軍官開口就問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說:「是的。」那他又問我:「你喜歡中國兵呢?還是喜歡日本兵呢?」這一問,我倒不曉得怎樣回答是好了。我不曉得他到底是中國兵還是日本兵。說的呢也是中國話。」

「聽他們的口音,一聽就聽得出的。」王霖說。話說出了口,他才想起來,在鄉下人聽起來,日本兵的國語與北邊人的國語,都是同樣地奇特可笑。

趙八哥也並不和他分辯,只把頭點了一點,逕自說下去。「暖,聽口音又聽不出來的。只有一個法子,看他們的靴子可以看得出來。暖!兩樣的,不過,不敢看。」他把頭微微向後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勢,又微笑搖搖頭。「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沒說什麼。

「那麼我怎麼回答他的呢?我嘆了口氣說:「唉,先生!我們老百姓苦呀!看見兵,不論是中國兵日本兵,在我們也都是一樣的,只想能夠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聽了倒是說「你這話說得對!」——這麼着一來,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說到這裡,仿佛覺得很得意。

飯後,王霖站起來告辭。趙八哥聽他說馬上就要動身到鄰縣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趕到那裡,就放心大擔地挽留他,再三說,「可惜不能在這裡住兩天,難得來的。」

「八先生待人太熱心了,」王霖說。「不過你熱心地名是已經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個舍親,是個年輕的女眷,上次路過這裡,聽說也是在八先生這裡打攪了許多時候,我都忘了道謝。」

「年輕的女眷?」趙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來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說,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臉色有沒有變化。

趙八哥像是摸不着頭腦。「你弄錯了吧,我們這裡沒有年輕的女眷來過。」

她也許化裝了一下,隱瞞了真實的年齡。「我總還拿她當個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來。

「大概因為我以前看見她那時候,她還年紀輕得很,小孩脾氣得厲害。其實——暖呀!算起來年紀不小了吧!大概是個中年太太的樣子。」

「我們這兒沒有中年的太太來過,」趙八哥搖着頭說。「沒有。」

「我聽見說她有病。聽說這一場病下來,老得不像樣子了,簡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沒有老太太來過。」趙八哥堅決地說。

王霖不是不明白,趙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說實話,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務,在那裡追捕一個女共產黨員。於是王霖冒險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對我盡可以說實話,」他說。「我是新四軍的人。你把事情的經過老實告訴我,可不許說謊。扯了謊給我們對出來了,我們的黑名單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從都不要想活着。」

趙八哥左右為難起來,這人自己說他是共產黨,但是誰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這一次是連看他的靴子都沒有用——他穿的是便裝,沒有靴子。

趙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時間,矢口否認有人到他家裡來住過,不論任何年齡的太太都沒有踏進他家的門。

「方家說他們把她送到你這裡來的。你把她怎樣了?出賣了她了?送到憲兵隊去了?王霖逼着問。

「老天爺,哪有這樣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這樣說,那他們是扯謊。天哪!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們,要這樣害我?」

「你把我們的人弄到哪裡去了?你老實說出來!你害死我們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經過許多恫嚇,趙八哥終於吐出了實話,承認他這裡曾經收容過一生病的少女。趙八哥心裡想着,如果王霖結果又一翻臉,說出他是另一方面派來的人,他還可以為自己辯護,說他是被人逼得沒辦法,捏造出來這故事,因為不這樣說,就沒法打發那人走。

「她現在在那裡?」

「她是八月里走的,說要到鎮江去,進醫院治病。她說她有親戚在鎮江。」

「一個人走的?」

「她走的時候,身體已經好多了。她說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濤柿慫許多,但是問來問去,趙八哥還是這幾句話。王霖認為他這話大概是可信的,因為沙明的確是有一個舅父住在鎮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點,心裡覺得相當滿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許多新的疑團包皮圍上來了。她為什麼一直音訊全無?如果她是在鎮江那樣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觸的,不至於完全消息隔絕。

漸漸地有謠言,說有人在鎮江看見過她。她顯然是背叛了革命,成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討論中常有時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麼可說的呢?只好說,「她可惜立場不穩。不過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向就是動搖性的。吃不了苦。我沒有能夠影響她,更進一步的爭取她,我自己覺得很慚愧,需要檢討。[1]

作者簡介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原名張煐,筆名梁京,祖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中國現代女作家。7歲開始寫小說,12歲開始在校刊和雜誌上發表作品。1943至1944年,創作和發表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1955年,張愛玲赴美國定居,創作英文小說多部,但僅出版一部。1969年以後主要從事古典小說的研究,著有紅學論集《紅樓夢魘》。1995年9月在美國洛杉磯去世,終年75歲。有《張愛玲全集》行世。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