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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導向自 《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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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字義疏證》,是清初學者戴震晚年的作品,共三卷,初稿原稱《緒言》,《孟子私淑錄》,戴震通過解釋《孟子》中的「理」、「性」之說,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是其一生哲學思考的總結晶。段玉裁《東原先生年譜》載戴東原作札記:「朴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着重於批駁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念[1],他指出「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慾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懾,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雖憐之。」程朱的「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誠見夫詖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戴震並指責程朱「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書中也批判宋儒的理學其實已雜以老莊哲學以及佛學,「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實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程子朱子之學,借階於老莊釋氏,故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謂真宰、真空者,而余無所易」。

此書約於乾隆四十一年冬之後完成,在此之前戴震僅與彭際清以書信討論過書中內容,也就是〈與彭進士允初書〉,此一信函長達五千言,實際是用來答覆彭際清的〈與戴東原書〉。《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在戴震生前並沒有得到認同,他的朋友不再與他聯絡,為躲避翁方綱、方東樹等人責難,戴震甚至搬到范氏穎園去住。戴震曾以《孟子字義疏證》給彭紹升看,彭不滿意戴震批判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的說法。戴震回信表示「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啟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章學誠在戴震逝世後指責戴震「心術不純」和「丑詈程、朱,詆侮董、韓」。唯獨洪榜對此著倍加推崇:「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洪榜應戴震之子戴中立之請撰寫《戴震行狀》中認為戴震功「不在禹下」,又將《答彭進士允初書》一文載入其中,朱筠卻表示說:「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洪榜再次寫信與之辨論:「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即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惟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張舜徽認為:「戴氏一生知已,要必以榜為最密矣。考論戴學得失者,必取資於是編」。

評價

  • 方東樹對《孟子字義疏證》一無好感,他說:《孟子字義疏證》「戴氏自謂正人心之書。余嘗觀之,轇轕乖違,毫無當處,《原善》亦然」[2]
  • 焦循是肯定戴震的第一人,他說:「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盂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詁明乃能識羲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為孔子之義理也。」焦循的《論語通釋》即是仿《孟子字義疏證》之作。
  • 章太炎論述:「震(戴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為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師始交惡。」「震為《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漸薄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被輕蔑 。」
  • 錢穆既仰視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故斥東原所論「激越」、「深刻」、「詆毀逾分」,於東原頗致憾焉,亦因而下視東原曰:「余觀船山議論,頗多與東原相同,然船山極尊宋儒……其識超於東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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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