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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曆怠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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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萬曆怠政 發生時間： 萬曆十四年(1586年)秋末開始 時期： 明朝後期 人物： 明神宗 |
萬曆怠政是指明朝明神宗當政期間的怠政現象，一般認為開始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秋末冬初， 萬曆帝就開始了嚴重怠政行為，史書一般認為萬曆怠政長達28年，實際上是開始於1600年，長達20年。
萬曆皇帝怠政的主要表現為:長期不接見大臣，不親行時享太廟，長期不搞經筵日講，不及時處理大臣奏疏等。萬曆後期處理政務的效率降低，與他的健康狀況也有很大的關係。執政後期經常因病無法處理朝政而傳諭輔臣。 除因病怠政之外，主要還是貪圖安逸、小病大養、無病也養。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以後，努爾哈赤的軍隊連克撫順、開原，遼東戰事日益緊張，這時長期怠政的明神宗曾經有些轉變，但其改變並不是太大。到了晚年，確實疾病纏身難以勤於政事。 萬曆皇帝的長期怠政，使明王朝中央政府幾乎陷於癱瘓，從此回天無力，以致《明史·神宗本紀》中指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1]
背景
隆慶六年，明穆宗駕崩，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 由於萬曆帝年幼，於是由太后攝政。重臣高拱由於與太后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相反張居正得到馮保的鼎力支持。
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 洪武年間，全國耕種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卅二頃。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而萬曆九年經過張居正的治理後達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練兵，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
張居正變法後，萬曆初年呈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稱萬曆中興。張居正逝世之後，中興之象消失。明王朝從此走上了衰敗之路。
過程
張居正死後初期，萬曆帝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但不久就開始怠政。 他先採取非常手段，擺脫張居正、馮保和李太后的影響和控制，萬曆皇帝最重要的政績就是進行了"三大征"，表現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但是，萬曆皇帝並沒有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而是居功驕傲，怠於政事，從勵精圖治到消極怠政。
萬曆十四年(1586年)九月，萬曆帝因病連日免朝，給內閣的解釋是"頭暈眼黑，力乏不興"，服藥之後依然"身體虛弱，頭暈未止"，不但無法上朝，祭祀太廟也無法親自前往。 萬曆十四年後，萬曆帝就開始連續不上朝。李太后年紀漸大，對明神宗也實在無力再管束。
自萬曆十六年(1588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萬曆帝。萬曆帝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還進行選美。神宗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在他二十一歲時就開始籌建陵園。
萬曆十七年(1589年)元旦後，萬曆帝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的元旦萬曆帝再也不視朝。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疏，稱神宗沉湎於酒、色、財、氣 。閣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請罷官。
萬曆帝還派礦監和稅監搜刮民間財產，導致多處民變發生。由於萬曆帝不理朝政，缺官現象非常嚴重。萬曆三十年(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萬曆帝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轉之中。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最後萬曆帝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強到金鑾殿上，許多朝臣都沒見過皇帝一面，導致國力衰退。
萬曆帝在位期間另外兩項嚴重敗壞朝綱的事件是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東林黨源於顧憲成組辦的東林書院。東林黨一詞則起源於萬曆三十八年的一次人事變動事件。起因是內閣缺人，顧憲成極力主張頗有政績的淮揚巡撫李三才入閣，結果被反對李三才入閣的勢力摸黑漫罵，東林黨因此而起。東林黨興起後，朝中其它各黨便集中火力攻擊東林黨。閹黨專權後，東林黨更受到嚴重打擊。直到崇禎初年東林黨才重新被啟用。
另外一項政爭是國本之爭。主要是圍繞着皇長子朱常洛與鄭貴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萬曆帝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 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兩個派別。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後，福王才離京就藩。
不過萬曆朝的亮點則是包括援助朝鮮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亂、平定寧夏哱拜之亂、平定貴州楊應龍之亂的的萬曆三大征都取得了勝利。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討明朝。次年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明軍，明朝對女真從此轉為戰略防禦。
表現
清史專家，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所寫的《明亡清興六十年》中所描寫萬曆皇帝怠政的表現總結為"六不做"。
第一，不郊。就是不親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萬曆帝竟然二十幾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會議。有的大臣跪在宮門外請求皇上親理朝政，竟不被理睬。
第四，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大學士、首輔朱賡，三年沒有見皇帝一面。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
第五，不批。就是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個規定，就是大臣不輕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趕緊批示，不論同意、不同意，還是部分同意，總要有個結果。但是，萬曆帝卻將大臣奏章"留中"不發，就是既不批示，也不發下，而是擱置一邊。沒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辦，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
第六，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經筵，是為皇帝專設的講席，由大學士、翰林院侍講學士等擔任主講，並同皇帝切磋經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討治國理念與治策的場所。日講，原意是每日向皇帝進講經史。萬曆帝不參加經筵講席，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批評道:"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又說萬曆帝:"親宦官宮妾，而疏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
評價
許多人認為萬曆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干政，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崛起和梃擊案萬曆都有反應，表示奏章還是有在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萬曆皇帝指揮的萬曆朝鮮之役使朝鮮保全了國家，避免了亡國滅種的巨大危險，儘管朝鮮人對萬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鮮使臣的記錄中，更多的還是對萬曆帝消極怠政、貪婪奢侈等惡劣行徑的批評。而朝鮮使臣塑造的萬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葉之後朝鮮對中國社會集體想像的轉變，大明帝國的形像已經由朝鮮前期塑造的"狂熱烏托邦"，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環，而走向了沒落。
《明史·神宗本紀》指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曾提到"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