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時政書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上時政書》是王安石寫的一篇文章,給大家介紹一下吧。
原文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①,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②,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以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③,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④,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⑤,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⑥,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⑦。夫為人子孫⑧,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⑨,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⑩,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蓋乎天下至大器也(11),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12),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13),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14),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
伏惟皇帝陛下(15),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16),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17),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18),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 以古准今(19),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 《書》 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20)。」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21),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22),使備從官(23),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24),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25),而忘盡規之義(26)。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鑑賞
這篇《上時政書》作於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前此兩年,王安石寫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該文分析了國家內外交困的原因,系統地提出變法主張,洋洋萬餘言,理正辭詳,邏輯嚴密,很有氣勢和力度。然而由於仁宗皇帝本就懦弱無為,加之享國日久,年屆老暮而更加昏聵,這封充滿革新思想的萬言書便被擱置,沒有引起多大反響。面對如此境遇,王安石改革之志不移。在被任命為「知制誥」不久,便不避冒犯皇帝之罪,呈遞了這封奏章,直言不諱地規諫仁宗,再次提出改革主張,體現出以天下為重而不以個人得失為意的高尚品格和愛國精神。
這是一篇議論「時政」的奏章,但作者並不泥於具體時事的論說評析,而是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人手,緊緊抓住影響時政的關鍵人物——「人主」 的態度展開論述,指出因循守舊必然招致國家危亡,進而提出改革主張,並突出強調實行改革的迫切性。文章由古及今,自遠而近,逐層推進,明理達意,顯示出縝密的構思和巨大的邏輯力量。
這篇奏章由五個段落層次組成。第一段起首,高屋建瓴,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歷史現象: 「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接着以晉武帝司馬炎、梁武帝蕭衍、唐玄宗李隆基三君主為例加以論證,從而得出因循守舊、得過且過、不真誠為天下憂慮計必然導致失政禍國的結論。第二段緊承前面的結論,從歷史經驗的角度,明確提出 「大明法度」、「眾建賢才」 的政治主張,並反覆強調實施這一主張的重要性。
以上兩段均屬論古,意在為直言進諫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從第三段開始,筆鋒一轉,由古而今,切入正題,議論時政。作者首先揭示出 「官亂」、「民貧」、風氣腐敗、財力睏乏、國勢岌岌可危的現實,進而直言不諱地指出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皇帝陛下」 高高在上,無考查賢才、講求法度之意,從而激起皇帝的危機感和責任感。經過這一段的鋪墊,文章便順勢而下,告誡仁宗必須立即變法革新,以免重蹈晉、梁、唐三王朝由興盛走向衰亡的覆轍。最後一段則表白心跡,說明呈送這份奏章的原因。全文五個部分,環環相扣、逐層深入、首尾照應,結構十分嚴謹,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
這篇文章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議論古人古事,看似離題過遠,其實正顯示出作者匠心。首先,在此之前王安石已多次向仁宗皇帝直接提出改革建議,均未引起重視,鑒此,只好轉換角度,用前代君王喪失政權的歷史教訓來高鳴警鐘,促其深省。其次,作者呈遞這封奏章時,趙禎已當了三十八年皇帝,「享國日久」、「因循苟且」,與歷史上三君主頗有共同之處,而這幾個皇帝皆有過「英才之主」的美譽,以之為例,既富有說服力,又不致觸忤「聖顏」。第三,從行文需要看,借古人古事揭示國家興衰治亂之理,可為後文議論時事提供有力的論據,增強說服力。由此,可見作者立意構思、造例論事思慮之細密。
注重禮規,以情感人,是這篇文章的又一突出特點。上書皇帝,臣下之禮切不可失,否則不僅達不到勸諫目的,還會招致禍患。儘管作者在痛陳時事、直言諫上時感情是異常沉重急切的,然而還是很好地把住了分寸。文章前半部分只言古而不論今; 論今之始,先以崇敬語氣讚頌皇帝的德、才、仁愛; 文尾感激皇帝的「采擢」信任,都體現了為臣之道,合於禮規,實為奏議文章應有的筆法。在行文上,作者十分注意一個「情」字。除結尾兩段富有這一特點外,其它部分也不乏動情之筆。如第一段分析了 「三帝」之失後出一反詰: 「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語勢凌厲,激切中頗有責難之意,但經「然而」和一個「者、也」句式一轉,便放緩語調,透出無限感慨。第三段直陳時事,並明顯地對仁宗有所批評,而末尾用 「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作結,顯出一片忠君之誠。此外,文章中恰當地選用了排比、對偶、蟬聯、反覆等修辭手法,既增強了說理的力度,也使行文更加生動而富於情感。
總之,這篇《上時政書》稱得上是一篇立意深刻、針對性強、行文有法、說理透闢、簡潔洗鍊、文氣流暢的優秀議論文。其中揭示闡明的治國之理,直至今日也是富有啟迪和借鑑意義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