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的時代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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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不確定的時代》追溯這些觀念，舉其代表人物，撮其理論，述其後果，觀其相關時代事件，縱橫經緯。 上起古典資本主義先知亞當·史密斯，中經馬列社會主義，下及凱恩斯、冷戰年代、第三世界、武器競賽，層次廣被。作者素負盛名，說理清通，文字曉暢，是經濟學者中的異數。在過去兩百年間，世界從充滿確定性到游移難定，近代經濟學家與社會哲學家的觀念在其中扮演了主導及決定的角色。
此書的寫作角度，顯然獨特——它的目標讀者並非學界中人，而是電視機前的芸芸大眾。於是作者極盡其舉重若輕之才，將本應包含了曲線、圖解、謎樣的數學方程式的經濟思想史，以自傳、遊記、諷刺、冷嘲、史話等等為一體的手法輕鬆道來，寫得肆意，讀之愉快，莞爾之餘引人思慮……特別是其對於1929年美國大蕭條事件的追溯，竟和當下這場始於美國的全球經濟危機有些許神似——人類的某些歷史一直在重複，只是我們大多數人沒有看到這一點。顯然兩年前已經去世的約翰?加爾布雷思洞察到了。
作者簡介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哈佛大學保羅·M.沃伯格經濟學名譽教授。他擔任過美國駐印度大使，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委員會主席、美國經濟安全政策辦公室主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和許多政治職務，如美國人民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主席。在20世紀下半葉的前40年裡，他筆耕不輟，撰寫了三十多部著作，可謂是著作等身。包括《經濟學與公共目標》、《價格控制理論》、《經濟學和辯論藝術》、《1929年大蕭條》、《豐裕社會》、《新工業國》、《不確定的年代》等。
原文摘錄
世界上有一些國家，造物主在賜予它們面積、地理位置和人民思想素質時，並沒有期望他們創造出英雄般的事跡，它們註定要被歷史忽略，古巴是其中之一，越南也是，但這兩個國家在那些年中對於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卻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20世紀50年代的華盛頓，不是艾森豪威爾的時代，而是杜勒斯的時代，當時盛行的觀點認為美蘇衝突無法避免，至於在一個民主社會國家的每一項重大行動應該受到哪些限制的問題，完全沒有人關心。
書評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讀起來抑揚頓挫，可是在中國的書店裡，一直是個不夠響亮的名字。算起來，大陸翻譯出版的他的著作也有十幾種了，連自傳都有，可是學界始終不知道該把他劃分到哪個學派里，普通讀者又對偏向政治的經濟學興趣不大，而編輯們也沒在腰封上加上他那個聳動的光圈「哈佛最有名的教授」、或者另一個更為聳動的「百年來哈佛最有趣的教授」、或者他的對頭薩繆爾森封給他的暗含貶義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於是他在中國也就這麼不溫不火着。
2006年4月，當他去世的時候，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地進行過報道，畢竟，不是誰都能身高2米出頭、活上97歲、獲得52個名校的榮譽博士頭銜、寫出56本書、還被羅斯福肯尼迪約翰遜克林頓等總統「顧問」過。可是在中國，只有汪丁丁、梁捷和李華芳等人的紀念性文章，頗為寂寥。的確，2006年的中國不是加爾布雷思這個「異端」的好年景，當時主流經濟學一統天下，連中國的機場書店裡全都堆滿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英文已出到18版），經濟學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嚴謹的、理性的、用數學模型可以解釋的——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加氏那種少了模型多了良心的經濟學是賣不動的。直到2008年，主流經濟學的聲望與經濟危機一起身敗名裂，甚至有觀點懷疑經濟學不足以成為一門科學，直到這時，人們才發覺離開倫理學的經濟學是恐怖的、離開政治學的經濟學是不可能的，直到這時，人們重新翻開加爾布雷思，看看他對80年前那場經濟危機的闡釋（《1929年大崩盤》）、看看他對美國資本主義中權力問題的分析（《美國資本主義》）、看看他95歲時洞察騙局的清醒小冊子（《無罪欺詐的經濟學分析——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不禁感慨萬千。近日，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三本加氏著作，包括《富裕社會》（1958）、《不確定的時代》（1976）和《美好社會》（1996），希望這一次，加爾布雷思的名字能為更多人所知。
人們將美國的經濟學家約略分為三類，即學院派經濟學家、政府經濟學家和媒體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的特點在於貫通三界。在學院領域，他擔任過哈佛大學講師、普林斯頓大學副教授、最後在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多年，是保羅•M·沃伯格講座經濟學名譽教授，學院生涯的巔峰是1972年被推舉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84-1987年擔任美國藝術和文學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主席。在政治領域，他歷任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顧問、全美農場主協會聯盟（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常駐經濟學家、國防顧問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官員、美國物價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局長、戰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團長、美國國務院經濟安全政策室主任、民主黨顧問委員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人民爭取民主行動組織（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主席，出任過幾屆總統及總統候選人顧問，還擔任過美國駐印度大使等重要職務。在媒體領域，他從大學時代即為報刊撰寫專欄文章、應盧斯邀請擔任過《財富》雜誌的編委、為BBC寫過專題片、創建了期刊《後凱恩斯經濟學》(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甚至還寫過3部小說，最為驚人的是，他是羅斯福、肯尼迪和約翰遜寫作班底的成員，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演說正是他的捉刀之作，他的文筆清晰明了、亦莊亦諧，人稱「加爾布雷思式文體」，這般好文筆使他的著作每每成為暢銷書，使經濟學走向大眾，也為他贏得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名望。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格洛里亞·斯坦內姆（Gloria Steinem）坦言，「在學術圈子裡，他身背其著述易懂可讀之罪，有時也因此而不被信任」。如果說人生缺憾，在一般人看來，大概是他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他不以建立某套經濟學理論為目標，而是以社會現實問題為旨歸；不是以數理分析為依託，而是以公平正義為基石。在他看來，經濟學必須打破重物輕人、只看產值不看福利的傾向，經濟學家有責任將複雜的理論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大眾語言。同道好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指出，加爾布雷思在方法上的特性是運用了批判性描述（critical description）方法，而這是經濟學通常所排斥的方法。正是運用這種方法，加爾布雷思使經濟學不僅有「頭腦」、更有了「心肝」。時至今日，他昔日所提出的一些觀念諸如反對貧困、反對戰爭、保護環境、權力均衡、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對貨幣主義的警惕、對過度消費的擔憂等等已成為常識，這也恰恰說明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前瞻性，他的觀點得以被社會接納和流傳——與其讓經濟理論空置於教科書中，不如讓思想直接干預現實。
在新出版的這三種著作中，我對根據BBC電視片解說詞所改編的《不確定的年代》最有興趣，不僅是因為它通俗易懂，也不僅僅是因為這是一部別開生面的經濟思想史，而是因為從中能夠看出加爾布雷思本人的思想傳承，他是如何融匯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馬克思（Karl Marx）、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和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如何在他那裡和平共處進而成為「新社會主義」，深入淺出到了這種化境，佩服。 [1]